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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美好的时代”
有关民国的风土人情，我们常见到的是些颇为煽情的赞誉文字。前两年就有人写道，“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人们那种自古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那种忠孝礼仪都延续得非常好”。其例证就是梁思成先生抗战前曾给全国每个县的邮政局长汇去两块大洋。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写邮政局长收，然后每个都写一封信说，我们正在考察保护中国古建筑，希望你收到两块大洋以后，能把你们县境内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来。结果梁先生如愿以偿了——所有县的邮政局长都寄回了他们县境的古建筑照片。（见2014年23期《读者》）
但这样的“美好”只是民国时期才有吗？以梁先生那时候的名望和名头，“亲自”给一县之中也是有头有脸的邮局局长写信托办一件并不费什么大力气的事儿，放在哪个时代，恐怕都非难事。何况还是重金相托呢（民国时期一块大洋据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0-500元）。
窃以为，作为“中华民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典型，下面的例子可能更为合适：
辅仁大学有个教授叫英千里，当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其月薪最多时可到1000多大洋，约合今天的人民币30多万元，可谓薪水多多;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时，校方给他分配的福利新房“新南院72号”，“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放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真是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见2014年11月7日《报刊文摘》）。所以，民国时期对教授而言，从经济角度上或许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
可是，民国仅是由教授组成的吗？教授们被监视、威胁甚至暗杀怎么不一起提及？而且夸赞民国如何好的人们是不是也该关注一下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呢？据社会学知名教授陶孟和的成名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记载，北平当年的人力车夫每人每日平均只能赚到5角4分钱，除掉每天的1角4分车租费，仅剩下4角钱（见2014年9月10日《报刊文摘》）。以这样的收入去养家糊口，又是怎样一种生态？
由此看来，盛赞民国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在研究思维上至少存在着三个“不顾及”的盲区：一是，当他们臧否一个时代或月旦一个历史人物时，其设立标准的眼头只是向上——上流社会，而从不向下，即从不顾及下层贫民社会的感受一一而恰恰这部分人正是当年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二是，他们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时往往因其个人的某种主观偏好而极端片面，完全不顾及全面的客观真实，这就陷入了据说他们也很推崇的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吃人本质的投枪般抨击的悖论中了;三是，其行文立论，完全不顾及历史固有的发展逻辑：这个时代既然如此“美好”，怎么还会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所唾弃？这不是思辨能力的低劣，就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不尊重。
夜半墓地里说鬼话
前些年某些精英，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民国情结，还影响到今天的部分商界人士，以至于其所言所行，荒谬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几同于大白天里发呓语，夜半墓地说鬼话。日前，就从一篇文章得知，盒马鲜生一张民国风的宣传海报，声称要“穿越历史老集市，让物价回归1948年”。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一夜春风，让我们梦回民国。（2019.4.16《新京报》）
民国的1948年是个什么年月？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之最黑暗年代。当时蒋管区经济一片混乱，行将崩盘。百业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以至于货币贬值到工薪人士发薪水，每个人都要靠麻袋装、车马运！百姓生计无着，城乡饿殍遍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常态。据史料记载：“1948年3月米铺里上等大米的标价是270万元国币一担，而两年前的3月是3.9万元，上涨了68.2倍。一只咸蛋在市场上的价格是1万元，猪肉是12万元一斤，红萝卜是8000元一斤。相隔一月后，4月9日的上等米是340万元一担，猪肉是18万元一斤。再过几天，4月15日的上等米是400万元一担;4月19日升至579万元一担;5月5日突破603万元一担。升斗小民，被频繁更换的标价牌，弄得眼花缭乱。还未踏出米铺大门，就听说今天的猪肉升至24万元一斤，牛肉30万元一斤。他们几乎当场昏死过去。”
不曾料，那样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不仅被今天一些人美化成安居乐业、精致优雅、一片祥和的乌托邦，还要我们“梦回民国”哩，真不知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更值得深思的是，时至70年后的今日，还有不少的遗老遗少们对那个时代恋恋不已、怀念不已、把玩不已，且“克己复礼”美梦做得如此离谱，又说明了什么？
但话又说回来了，怀念民国，只要没有极端行为，也是一种思想权利，还应尊重。既然这些人对民国时期如此向往，不妨按照某杂文名家的一些说法，也参照“新村运动”的做法，圈一块足够大的区域，仿民国时期的体制、文化、法制、报刊、学校、洋楼、邮政、商贸、集市、酒肆、餐饮、妓院……等诸多元素，广募钱款，予以再造，令那些患有“民国癖好”的人。免去“梦回民国”的相思之苦，直接人住进这块“民国飞地”好了。在这里可以天天坐民国茶馆、喝民国咖啡、读民国报刊、看民国电影、唱民国小曲、當民国票友、逛民国集市、坐民国黄包车……把民国雅士的瘾过足。当然，也得有足够的心理耐力，譬如说，对随处可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和特务杀人如麻、军阀横行霸道都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再造民国”就得原汁原味嘛！反正中国之大，圈一块这样的地方也谅无问题。当然，先生们也就不必再用电脑、互联网，也不必看电视、刷手机了，因为民国没有这些劳什子。何况，这些“快生活”也足以败坏民国闲静优雅的生活情调。
但，即便有这块地皮，也能建起这块“民国乐园”，我疑心这“怀念民国”的美梦还是不好做。请问哪里能募招到一天仅几个铜板收入还得挣着命去拉太太小姐、大人先生们的黄包车车夫呢？哪里能征集到那些肯为资本家拼死拼活卖苦力的包身工呢？又在哪里能找到濒于破产仍不得不在黄土地里刨食、缴租、纳粮的乡村广大佃农呢？没有这些人，大人先生、小姐太太们再风情万种典雅无比，也得饿死啊！
说来说去，怀念民国的人还是少了点。因为对绝大多人而言，他们可是没人再愿意“梦回民国”去当“民国饿殍”的。
童玲/图
有关民国的风土人情，我们常见到的是些颇为煽情的赞誉文字。前两年就有人写道，“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人们那种自古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那种忠孝礼仪都延续得非常好”。其例证就是梁思成先生抗战前曾给全国每个县的邮政局长汇去两块大洋。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写邮政局长收，然后每个都写一封信说，我们正在考察保护中国古建筑，希望你收到两块大洋以后，能把你们县境内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来。结果梁先生如愿以偿了——所有县的邮政局长都寄回了他们县境的古建筑照片。（见2014年23期《读者》）
但这样的“美好”只是民国时期才有吗？以梁先生那时候的名望和名头，“亲自”给一县之中也是有头有脸的邮局局长写信托办一件并不费什么大力气的事儿，放在哪个时代，恐怕都非难事。何况还是重金相托呢（民国时期一块大洋据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300-500元）。
窃以为，作为“中华民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典型，下面的例子可能更为合适：
辅仁大学有个教授叫英千里，当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其月薪最多时可到1000多大洋，约合今天的人民币30多万元，可谓薪水多多;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时，校方给他分配的福利新房“新南院72号”，“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放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真是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见2014年11月7日《报刊文摘》）。所以，民国时期对教授而言，从经济角度上或许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
可是，民国仅是由教授组成的吗？教授们被监视、威胁甚至暗杀怎么不一起提及？而且夸赞民国如何好的人们是不是也该关注一下其他阶层的生活水平呢？据社会学知名教授陶孟和的成名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记载，北平当年的人力车夫每人每日平均只能赚到5角4分钱，除掉每天的1角4分车租费，仅剩下4角钱（见2014年9月10日《报刊文摘》）。以这样的收入去养家糊口，又是怎样一种生态？
由此看来，盛赞民国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在研究思维上至少存在着三个“不顾及”的盲区：一是，当他们臧否一个时代或月旦一个历史人物时，其设立标准的眼头只是向上——上流社会，而从不向下，即从不顾及下层贫民社会的感受一一而恰恰这部分人正是当年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二是，他们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时往往因其个人的某种主观偏好而极端片面，完全不顾及全面的客观真实，这就陷入了据说他们也很推崇的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吃人本质的投枪般抨击的悖论中了;三是，其行文立论，完全不顾及历史固有的发展逻辑：这个时代既然如此“美好”，怎么还会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所唾弃？这不是思辨能力的低劣，就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不尊重。
夜半墓地里说鬼话
前些年某些精英，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民国情结，还影响到今天的部分商界人士，以至于其所言所行，荒谬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几同于大白天里发呓语，夜半墓地说鬼话。日前，就从一篇文章得知，盒马鲜生一张民国风的宣传海报，声称要“穿越历史老集市，让物价回归1948年”。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一夜春风，让我们梦回民国。（2019.4.16《新京报》）
民国的1948年是个什么年月？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之最黑暗年代。当时蒋管区经济一片混乱，行将崩盘。百业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以至于货币贬值到工薪人士发薪水，每个人都要靠麻袋装、车马运！百姓生计无着，城乡饿殍遍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常态。据史料记载：“1948年3月米铺里上等大米的标价是270万元国币一担，而两年前的3月是3.9万元，上涨了68.2倍。一只咸蛋在市场上的价格是1万元，猪肉是12万元一斤，红萝卜是8000元一斤。相隔一月后，4月9日的上等米是340万元一担，猪肉是18万元一斤。再过几天，4月15日的上等米是400万元一担;4月19日升至579万元一担;5月5日突破603万元一担。升斗小民，被频繁更换的标价牌，弄得眼花缭乱。还未踏出米铺大门，就听说今天的猪肉升至24万元一斤，牛肉30万元一斤。他们几乎当场昏死过去。”
不曾料，那样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不仅被今天一些人美化成安居乐业、精致优雅、一片祥和的乌托邦，还要我们“梦回民国”哩，真不知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更值得深思的是，时至70年后的今日，还有不少的遗老遗少们对那个时代恋恋不已、怀念不已、把玩不已，且“克己复礼”美梦做得如此离谱，又说明了什么？
但话又说回来了，怀念民国，只要没有极端行为，也是一种思想权利，还应尊重。既然这些人对民国时期如此向往，不妨按照某杂文名家的一些说法，也参照“新村运动”的做法，圈一块足够大的区域，仿民国时期的体制、文化、法制、报刊、学校、洋楼、邮政、商贸、集市、酒肆、餐饮、妓院……等诸多元素，广募钱款，予以再造，令那些患有“民国癖好”的人。免去“梦回民国”的相思之苦，直接人住进这块“民国飞地”好了。在这里可以天天坐民国茶馆、喝民国咖啡、读民国报刊、看民国电影、唱民国小曲、當民国票友、逛民国集市、坐民国黄包车……把民国雅士的瘾过足。当然，也得有足够的心理耐力，譬如说，对随处可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和特务杀人如麻、军阀横行霸道都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再造民国”就得原汁原味嘛！反正中国之大，圈一块这样的地方也谅无问题。当然，先生们也就不必再用电脑、互联网，也不必看电视、刷手机了，因为民国没有这些劳什子。何况，这些“快生活”也足以败坏民国闲静优雅的生活情调。
但，即便有这块地皮，也能建起这块“民国乐园”，我疑心这“怀念民国”的美梦还是不好做。请问哪里能募招到一天仅几个铜板收入还得挣着命去拉太太小姐、大人先生们的黄包车车夫呢？哪里能征集到那些肯为资本家拼死拼活卖苦力的包身工呢？又在哪里能找到濒于破产仍不得不在黄土地里刨食、缴租、纳粮的乡村广大佃农呢？没有这些人，大人先生、小姐太太们再风情万种典雅无比，也得饿死啊！
说来说去，怀念民国的人还是少了点。因为对绝大多人而言，他们可是没人再愿意“梦回民国”去当“民国饿殍”的。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