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我所亲历的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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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多年炮火兵燹的洗礼后,中国抗日战争终于拉上了帷幕。
  94岁的上海海事大学退休教授高文彬,回忆起那个时刻,依然非常激动。作为当年17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高文彬参加了战后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活动——东京审判,时至今日,成了中国代表团唯一还健在的成员。
  7月底,高文彬从上海市虹口区的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因为身体不适,而照顾他的保姆有事请假回了老家,他不得不到医院来住着,以防有什么意外。
  以前的节假日,保姆回家,高文彬也会到医院来住,所以他对医院生活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唯一不满的是这里上网不方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在美国成家,在自己家里,高文彬最大的乐趣就是用英语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一家视频聊天,而在医院里,只能读报、看书。
  距抗战胜利已经70年,高文彬也不再年轻,想当年,他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如今,也免不了满头稀疏的白发、无法拉直的皱纹以及微微颤抖的双手。
  面试在上海锦江饭店
  1922年出生的高文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1945年,23岁的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任户政股主任,后来又到上海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当书记员。
  “当时,经历了多年战乱,上海一切都还在恢复当中,街头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整个社会有些乌烟瘴气。”高文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摇着头表示不堪回首。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染缸中担任公职,高文彬的父母担心年轻单纯、涉世不深的他会随波逐流,建议他辞职另谋出路。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投降,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即东京审判)。中国拟派出的检察官向哲浚开始在国内选拔人才,组成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
  那年4月,向哲浚来到上海招翻译,高文彬报名参加。“面试很简单,在上海最有名的涉外饭店锦江饭店中,向哲浚找出一份中文报纸,随手指出其中一段,让我当场翻译成英文。”得益于在东吴大学学习的经历,高文彬顺利通过了面试。在体检之后,高文彬便乘坐着美国涡轮式军用飞机,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
  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郊外的一个机场,第一次来到日本的高文彬至今都对日本萧条的场景记忆犹新。“日本街头的妇女穿的都是打满补丁且脏兮兮的衣服,一些年轻的日本姑娘由于家中的男子当兵战死,只能沦落到在车站、路口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计。路上到处都是被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有烧焦的工厂,又只剩下一两根柱子的民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房子。”高文彬描绘着自己的见闻。还有一些地段的大楼很有规律地一幢隔一幢地被炸毁,后来高文彬才知道,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炸掉的,主要是为了防止被轰炸后大火蔓延。“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高文彬叹息道。
  经历战祸的洗礼,日本的情况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这令高文彬有些意外,而且似乎日本国内的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国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高文彬回忆,有一些日本女孩不知道盟军和日本的对立关系,甚至和盟军军官成为了男女朋友。与高文彬同住的一个美国军官在来到日本后不久,就有了一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女朋友,后来还时常把她带到宿舍来,这个与高文彬关系不错的美国军官会悄悄地跟他说,“今天中午我女朋友要来”,高文彬就会把房间让给他们。
  “当时的日本民众倾其所有,来支持日本军队,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过些什么,只知道他们为天皇而英勇作战。后来,在对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审理的时候,前来旁听的日本人让法庭座无虚席,大多数都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他们不愿意相信。庭审结束退庭时,那些来旁听的日本人就变得面如土色,匆匆离开。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日本女人,一看到我们中国人就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她应该是觉得羞愧。”高文彬说。
  不仅仅是一名翻译
  一场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才全部结束。在这期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随着向哲浚等人来到日本,直到1948年8月才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正进行着一场新的战争,而高文彬等人在东京的境况,也不啻另一场战争。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审判由美国主导,所以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当时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来认定证据有无凭信力。法官如果认为证据的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对于这样的审理规则,中国代表团有一些准备不足。
  高文彬告诉记者,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仅只有17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上百人。所以在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中国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不过,中国代表团在审判中依然留下了不少佳话。
  时年54岁的检察官向哲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之初,就带着工作人员到曾经的敌占区寻找侵略证据,并同国际检察局据理力争,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争取到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此外,向哲浚还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被盟军封起来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委派两名懂日语的人员足足在里面翻了10余天,找到多份关于日本对中国作战文件、作战命令等方面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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