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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发生历史性转折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本世纪头20年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开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一）随着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大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元。在此基础之上，国家公共文化投入逐年加大。2005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比“九五”期间增加240.71亿元，增长105.9%，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已升至40元水平。推算2007年我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应达到52元的水平。各种数据表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接连翻番，广义和狭义的公共文化投入进入本世纪后均已翻番，国家公共文化投入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投入的大幅增加已在三个主要层面上改善了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服务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馆硬件及其服务有很大提升；文化原创和遗产保护得到更充分的支持，近年来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艺术精品出现在舞台和媒体的屏幕上；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已呈网络化格局雏形，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正在形成
“八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基建投资53.13亿元；“九五”期间达98.79亿元；“十五”期间达到136.88亿元。利用这部分资金及地方配套，许多地方已经建起了省地市级的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体育场（馆）及大面积广场绿地园林，并往往成为城市中地标性景观建筑。
基层文化设施主要是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或群艺馆以及乡镇的综合文化站和行政村的文化活动室。迄今，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762个，绝大部分分布于县市一级；共有文化馆站41588个，其中县级2851个，乡镇文化站34593个。2005年，全国公共图书总藏量达48000多亿册；国民人均馆藏图书0.36册。2005年全国博物馆数增至1548家，文物藏品增至1620万件；国民人均馆藏文物0.012件。
（三）国家财政持续投入若干专项资金，启动全国性重大公共文化工程
这些专项资金计划涉及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三个主要文化管理部门，包括“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建设项目”等。这些工程的实施重心都有意识地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到2006年底，全国完成了11.7万个已通电行政村和10万个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的收视工作，有效解决了近亿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以实现优秀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共享。目前已有与相关部门共建的基层服务点超过20万个，辐射规模上亿人。我国的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4.4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5.81%。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已经明显提高。
（四）《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再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起点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前景，《纲要》分5个方面予以描绘：公共文化服务将注重构建文化基础设施网络；注重改善公共服务机制以提高服务质量；注重缩小城乡及东西部的文化发展差距；尤为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纲要》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已经站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需精心打造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不单是一个大力加强的问题，更是一个全新重构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新的视野审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发现它存在的主要问题，以防止“路径依赖”的旧病复萌。
（一）公共文化财政总体投入规模不足
尽管国家公共文化投入连年迅速增长，但中央和地方文化事业费投入在各自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只占其整个支出的0.39%；而1985年这个比例是0.52%，1995年是0.49%。同样，2004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37.12亿元是历史最高值，但它在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中只占0.09%。事实上，“九五”以后，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超过0.2%，而此前的八个5年计划中，这个比例都在0.2%以上（3年调整期间除外），多的时候达到过0.75%（“六五”时期）或0.60%（1985年）。这就是说，国家公共文化投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却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在较多强调市场经济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也是相当高的。我国目前人均馆藏图书只有0.36册，而发达国家多在2册以上。在艺术品收藏和展示方面，我国与西方各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公民的艺术修养还相当低。
投入不足不仅是绝对数量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投入方向、投入效率相关。人们通常所说的“越位”、“错位”等问题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面也存在。在广义文化范畴中，不同部门之间投入比例的不适也造成投入效率的降低。例如，近年来教育投入增长很快，数量上已10倍于文化事业投入，但文化方面投入跟不上，上游的文化原创与研究不足造成教育内容产品的相对滞后。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结构上的缺陷，链条不完整，有明显缺环
公共文化服务是以全社会的名义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文化服务，公正是其基本要求。现在提出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的目标非常好，但关键在如何落实。
与此相关，公共决策最终表现为预算的形成和执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对其真正负起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需求，公共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需求。区别只在于前者表现为“私人”需求，后者表现为“公共”需求。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最终出资购买者都是公众，都必须体现他们的意愿。因此，公共产品的选择必须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程序。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首先就要尊重他们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和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没有这样一些制度设计，公共文化服务就会背离公共性或公正性的要求。因此这些环节的完善势在必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另一个缺失环节是公民社会参与的制度设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和民间财富的增加，社会及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兴办非营利文化机构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一般地说，与公共需求相比，公共财政永远是紧缺的，再大的公共投入也是有限的。因此，公共服务能由民间组织提供的也鼓励民间力量先做，最后才是政府出场。按照这个顺序去做，既可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又可调动社会方方面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
（三）现行财政体制的调解机制、转移支付能力较差，导致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继续加大
统计显示，2005年，广东省的文化事业财政拨款达12.8亿元，居全国第一；江苏省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加2.4亿元。而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居于末位，拨款不足亿元。有调查表明，四川省2003年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总额只占全省文化财政补助收入的29.9%，城市文化投入则高达70.1%。类似的情况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财政投入机制显然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增长的要求不相适应。中央财政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造成这种局面，与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有关。目前中央政府着力推动的几大公共文化工程就是分属不同部门推动的，其中颇多相互重叠之处。此外，行政化的资金拨付和使用方式，使得公共文化财政资金的使用决策和监管都集中在系统内，甚至集中于主要领导。这种方式缺少公众意见和专家系统作支持，缺少决策的科学性，往往造成难以预想的后果，甚至还会为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这一轮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回潮，这种倾向值得警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缺陷不能得到根本性的修补，政府花再多的钱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而修补这些缺陷除了从观念上真正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外，尤其要从理论上厘清继而在实践中处理好公共服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一般说，市场经济具有高效率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灵”。公共服务提供的合法性依据就在这里。公共服务出场并不需要彻底排除种种市场机制，与市场针锋相对，而是需要积极借鉴市场制度的经验，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要注意预防“政府失灵”，要真正贯彻社会公正的原则，同时还要做到高效，这是当代公共经济学对现代政府提出的新要求。
三、深化改革，构筑链条完整、性能卓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未来前景
第一，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国家财政收入将持续增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将得到持续改善。今后5—1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两位数左右的快速增长态势；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大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化城市”和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集市型城镇”将要向现代生活和消费城市转变。全球化的趋势也要求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提前面对后现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这个时期，公民权利意识将更迅速地觉醒，文化创造力大规模释放，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将急遽增长。
第二，在这一时期，一个人口数量较大、相对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将会出现，以全新方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基础将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个阶层不仅将成为推动文化消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而且将会表现出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更大意愿。
第三，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多原来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职能将被释放出来，为第三社会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精心进行制度设计，打造链条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政府的“执行力”较强，财政资金较为充裕，“做什么”的问题较为容易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就是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构筑一个链条整齐、决策民主、廉洁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首先要打造好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和搜集环节，以及这些表达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环节。接下来是建立民主、透明的公共文化预算体系，让预算形成、拨付、分配、执行、审计、验收所有环节成为全部可监督和可问责的过程。要有效克服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就要以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决策机制公开化，落实公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二，适当加大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比例，使文化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到中等以上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在文化发展上有较长时间的投入不足，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弥补。有研究表明，目前国际上中等发达程度以上国家文化投入占财政投入1%以上，比我们目前的投入水平（0.4%上下）要高出一倍半还多。在国际比较中，我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水平之低首先就是投入差距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在未来几年迅速提高文化财政投入的比重。经过这一段高投入期以后，建立起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国家财政能力相匹配、与我国文化大国和文明古国地位相称的、长期而稳定的公共文化投入的预算安排。
第三，以改革的精神，吸取国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经验，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格局。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又不能单方面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而是应该开放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
第四，改革一线文化服务机构，建设更加实用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供优质文化内容服务。继续推动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部门的一线文化机构改革。原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应根据其提供产品的公共属性或商品属性进行区分，根据机构的营利与非营利性质进行区分，让大多数原文化事业单位回归市场，成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日益丰富的竞争性文化商品，从而约束财政供养的范围，使有限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用在刀刃上”。同时，要鼓励国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各类文化产业机构、民间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展开服务效率竞争，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持续的体制机制创新。
第五，采取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适度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易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策略。建议在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实行“以政府主导，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体，以全民普遍参与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加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全民讨论和相应立法程序，形成向欠发达地区给予公共文化服务倾斜的制度性安排。
（执笔：章建刚、陈新亮、张晓明）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本世纪头20年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开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一）随着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大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元。在此基础之上，国家公共文化投入逐年加大。2005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比“九五”期间增加240.71亿元，增长105.9%，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已升至40元水平。推算2007年我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应达到52元的水平。各种数据表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接连翻番，广义和狭义的公共文化投入进入本世纪后均已翻番，国家公共文化投入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投入的大幅增加已在三个主要层面上改善了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服务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馆硬件及其服务有很大提升；文化原创和遗产保护得到更充分的支持，近年来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艺术精品出现在舞台和媒体的屏幕上；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已呈网络化格局雏形，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正在形成
“八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基建投资53.13亿元；“九五”期间达98.79亿元；“十五”期间达到136.88亿元。利用这部分资金及地方配套，许多地方已经建起了省地市级的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体育场（馆）及大面积广场绿地园林，并往往成为城市中地标性景观建筑。
基层文化设施主要是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或群艺馆以及乡镇的综合文化站和行政村的文化活动室。迄今，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762个，绝大部分分布于县市一级；共有文化馆站41588个，其中县级2851个，乡镇文化站34593个。2005年，全国公共图书总藏量达48000多亿册；国民人均馆藏图书0.36册。2005年全国博物馆数增至1548家，文物藏品增至1620万件；国民人均馆藏文物0.012件。
（三）国家财政持续投入若干专项资金，启动全国性重大公共文化工程
这些专项资金计划涉及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三个主要文化管理部门，包括“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建设项目”等。这些工程的实施重心都有意识地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到2006年底，全国完成了11.7万个已通电行政村和10万个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的收视工作，有效解决了近亿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以实现优秀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共享。目前已有与相关部门共建的基层服务点超过20万个，辐射规模上亿人。我国的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4.4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5.81%。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已经明显提高。
（四）《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再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起点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前景，《纲要》分5个方面予以描绘：公共文化服务将注重构建文化基础设施网络；注重改善公共服务机制以提高服务质量；注重缩小城乡及东西部的文化发展差距；尤为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纲要》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已经站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需精心打造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不单是一个大力加强的问题，更是一个全新重构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新的视野审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状，发现它存在的主要问题，以防止“路径依赖”的旧病复萌。
（一）公共文化财政总体投入规模不足
尽管国家公共文化投入连年迅速增长，但中央和地方文化事业费投入在各自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只占其整个支出的0.39%；而1985年这个比例是0.52%，1995年是0.49%。同样，2004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37.12亿元是历史最高值，但它在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中只占0.09%。事实上，“九五”以后，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超过0.2%，而此前的八个5年计划中，这个比例都在0.2%以上（3年调整期间除外），多的时候达到过0.75%（“六五”时期）或0.60%（1985年）。这就是说，国家公共文化投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却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在较多强调市场经济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也是相当高的。我国目前人均馆藏图书只有0.36册，而发达国家多在2册以上。在艺术品收藏和展示方面，我国与西方各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公民的艺术修养还相当低。
投入不足不仅是绝对数量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投入方向、投入效率相关。人们通常所说的“越位”、“错位”等问题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面也存在。在广义文化范畴中，不同部门之间投入比例的不适也造成投入效率的降低。例如，近年来教育投入增长很快，数量上已10倍于文化事业投入，但文化方面投入跟不上，上游的文化原创与研究不足造成教育内容产品的相对滞后。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结构上的缺陷，链条不完整，有明显缺环
公共文化服务是以全社会的名义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文化服务，公正是其基本要求。现在提出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的目标非常好，但关键在如何落实。
与此相关，公共决策最终表现为预算的形成和执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对其真正负起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需求，公共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需求。区别只在于前者表现为“私人”需求，后者表现为“公共”需求。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最终出资购买者都是公众，都必须体现他们的意愿。因此，公共产品的选择必须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程序。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首先就要尊重他们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和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没有这样一些制度设计，公共文化服务就会背离公共性或公正性的要求。因此这些环节的完善势在必行。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另一个缺失环节是公民社会参与的制度设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和民间财富的增加，社会及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兴办非营利文化机构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一般地说，与公共需求相比，公共财政永远是紧缺的，再大的公共投入也是有限的。因此，公共服务能由民间组织提供的也鼓励民间力量先做，最后才是政府出场。按照这个顺序去做，既可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又可调动社会方方面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
（三）现行财政体制的调解机制、转移支付能力较差，导致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继续加大
统计显示，2005年，广东省的文化事业财政拨款达12.8亿元，居全国第一；江苏省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加2.4亿元。而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居于末位，拨款不足亿元。有调查表明，四川省2003年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总额只占全省文化财政补助收入的29.9%，城市文化投入则高达70.1%。类似的情况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财政投入机制显然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增长的要求不相适应。中央财政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造成这种局面，与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有关。目前中央政府着力推动的几大公共文化工程就是分属不同部门推动的，其中颇多相互重叠之处。此外，行政化的资金拨付和使用方式，使得公共文化财政资金的使用决策和监管都集中在系统内，甚至集中于主要领导。这种方式缺少公众意见和专家系统作支持，缺少决策的科学性，往往造成难以预想的后果，甚至还会为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这一轮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回潮，这种倾向值得警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缺陷不能得到根本性的修补，政府花再多的钱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而修补这些缺陷除了从观念上真正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外，尤其要从理论上厘清继而在实践中处理好公共服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一般说，市场经济具有高效率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灵”。公共服务提供的合法性依据就在这里。公共服务出场并不需要彻底排除种种市场机制，与市场针锋相对，而是需要积极借鉴市场制度的经验，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要注意预防“政府失灵”，要真正贯彻社会公正的原则，同时还要做到高效，这是当代公共经济学对现代政府提出的新要求。
三、深化改革，构筑链条完整、性能卓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未来前景
第一，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国家财政收入将持续增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将得到持续改善。今后5—1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两位数左右的快速增长态势；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大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化城市”和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集市型城镇”将要向现代生活和消费城市转变。全球化的趋势也要求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提前面对后现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这个时期，公民权利意识将更迅速地觉醒，文化创造力大规模释放，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将急遽增长。
第二，在这一时期，一个人口数量较大、相对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将会出现，以全新方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基础将发生较大的改变。这个阶层不仅将成为推动文化消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而且将会表现出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更大意愿。
第三，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多原来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职能将被释放出来，为第三社会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精心进行制度设计，打造链条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政府的“执行力”较强，财政资金较为充裕，“做什么”的问题较为容易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就是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构筑一个链条整齐、决策民主、廉洁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首先要打造好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和搜集环节，以及这些表达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环节。接下来是建立民主、透明的公共文化预算体系，让预算形成、拨付、分配、执行、审计、验收所有环节成为全部可监督和可问责的过程。要有效克服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就要以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决策机制公开化，落实公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二，适当加大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比例，使文化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到中等以上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在文化发展上有较长时间的投入不足，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弥补。有研究表明，目前国际上中等发达程度以上国家文化投入占财政投入1%以上，比我们目前的投入水平（0.4%上下）要高出一倍半还多。在国际比较中，我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水平之低首先就是投入差距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在未来几年迅速提高文化财政投入的比重。经过这一段高投入期以后，建立起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国家财政能力相匹配、与我国文化大国和文明古国地位相称的、长期而稳定的公共文化投入的预算安排。
第三，以改革的精神，吸取国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经验，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格局。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又不能单方面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而是应该开放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
第四，改革一线文化服务机构，建设更加实用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供优质文化内容服务。继续推动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部门的一线文化机构改革。原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应根据其提供产品的公共属性或商品属性进行区分，根据机构的营利与非营利性质进行区分，让大多数原文化事业单位回归市场，成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日益丰富的竞争性文化商品，从而约束财政供养的范围，使有限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用在刀刃上”。同时，要鼓励国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各类文化产业机构、民间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展开服务效率竞争，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持续的体制机制创新。
第五，采取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适度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易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策略。建议在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实行“以政府主导，以民间社会组织为主体，以全民普遍参与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加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全民讨论和相应立法程序，形成向欠发达地区给予公共文化服务倾斜的制度性安排。
（执笔：章建刚、陈新亮、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