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北大的“学业会商”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在一片“讨伐”声中，此项“管你创新”黯然收场，如今已经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北大校长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上对此新闻事件“首度作出回应”的一番话却是耐人寻味的。媒体报道中摘引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周校长的两段话：“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允许大家犯一点错误，其实还不一定是错误”。虽然此番话语的用意是在保护“学工老师”，但其中周校长口服心不服的心态还是跃然于新闻纸上。
　　舆论批判“学业会商”的焦点集中在“有悖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一针见血，非常尖锐。在如此猛烈的抨击下，此项“管你创新”即刻败下阵来。然而，正因为北大断然鸣金收兵，所以公众所看到的只是一顶如今已经若隐若现的“北大精神”的大帽子。实际上，“错误”究竟错在哪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剖析。所以才有了周校长在“教育论坛”上的这番话，不知在场的教育部领导和其他校长对此如何评价，估计是共鸣者居多。
　　如今，社会上的批判热潮已过，心平气和地剖析问题的时机到了。以下，试图就“学业会商”的错误再啰嗦几句：
　　“学业会商”的错误之一，用社会学的语言说：就是“贴社会标签”。即在学生中人为地划出一个多达十类的“重点学生”——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由这些学生组成的“被会商”群体（以下简称“会十类”）中的大多数，在北大余下的学习生涯中，必然会被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的阴云所笼罩，而再难融入主流。严重的话，可能这种负面影响会如影随形地紧跟他们一辈子。
　　“学业会商”的错误之二，是“人人过关”。据媒体报道，北大“试点”的做法是：先对“会十类”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何谓“排查”，一个典型的官方常用词，就是像过筛子一样把所有的人筛选一遍。可以想见：如果“试点”被推广，这将是一场多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人人都有可能被内定为“会十类”，而且又会涌现一批以“踩人”为专长的“先进”。
　　“学业会商”的错误之三，是将学生面临的很多性质迥然不同的问题，也包括若干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乃至无法界定的莫须有“问题”，混为一谈，使得这场“运动”的“打击面”极大。说白了，这场运动的设计者所犯的“不一定是错误”的错误，就是“思想偏激”，而且是“左倾”的偏激。如果假定“会商”确实有效的话，首先“被会商”的则应该是这场“群众运动”的设计者，可能还包括口服心不服的周校长自己。
　　说起“初衷”，也许我们可以承认是“好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办的初衷好而结果不好的“错事”乃至“坏事”还少吗？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之人，对计划时期的“管你”应该是心有余悸的，周校长也不应该那么健忘。对于“学业会商”方案设计中的种种做法，难道不是当年司空见惯的吗？
　　如果有好的初衷，就应该有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针对那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的学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有“构建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制度安排，而北京大学有改革开放后建立最早、名声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与贵为工程院院士的周校长所专攻的化学不一样，是专门研究做人的工作的理念、理论、方法乃至技术的。为周校长计，何不问计于他们？也许社会工作会让你口服心服，也能找到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科学的路径——周校长所期待的“化学反应”（如果有期待）应该在人文关怀而不在“社会管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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