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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其财富与创造力闪耀于中国的名字, 如今统统都倒下了, 有的后来勉力站了起来, 大多数却从此再也无法站立。
千呼万唤,《2010胡润财富报告》终于面世。
87.5万名新富,平均年龄不过39岁,其数量也直追美国……俨然,中国成了世界上拥有富豪第二多的国家。
这些富豪既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代表了30多年来的迷惘与失落。权钱交易、黑金盛行、原罪仇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西方人说谁有钱谁掌权,而在中国谁掌权谁就是可能拥有最多财富的人。”
历年都有落马富豪、问题老板,成为年末新闻回顾的主角;老板中,倒毙于经营管理之路者,其数目远不及倒毙于行贿犯罪之路者。以前的生意人,不独追慕范蠡与子贡般的财富,也追求他们能够与权力分庭抗礼的境界,慕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而今天,中国的很多工商巨子,在掌握了西方现代商业技巧的同时,渐渐忘却了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商业伦理。当越来越多的商人数典忘祖,不再慎终追远之后,社会对他们巨额财富积累合理性的质疑,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这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的描述。“慎终追远”这四个字,曾经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家庭最重要的位置。如今,因由那新文化运动,凭借着“破四旧”的功业,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纯粹商业的横行,“慎终追远”不独从我们的厅堂中消失了,也慢慢地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了。
“慎终追远”出自《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父母过世要丧尽其哀,怀念列祖要祭尽其敬,内心有了虔敬,民风就会变得淳朴厚重了。
子夏曾经说过:“事父母能竭其力。”“孝”并不在于送了父母多少好东西、让他们住上了多大的房子,或是天天让他们山珍海味。孝是一种态度,只要是尽心尽力地对待父母,就叫孝;若是心力不到,做多少外表光鲜的工作,也算不上孝。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之道,正如“礼道”是中国政治的基础之道一样。在家,讲究孝道;在国,讲究礼道。所以中国古代,常常会有人高呼着“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或是向皇帝谏言,或是劝自己死忠。
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过,过去在大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在他看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语:“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
其实,“慎终追远”代表的是用一种“孝道”的心态对待事物。“慎终”是要我们能够给予父母最后的敬重,了解自己最终要到哪里去;“追远”是要我们能够记得自己的出处,牢记自己从哪里来。凡人怕果,圣人怕因,延展开来,曾子最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厚淳,人们就能少做错事。
如果一个人能明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他就不再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出盐津的杨百顺,一辈子始终搞不明白牧师老詹所布下的道;明白了这些,黄光裕们就会知道自己的钱自何处来,当往何处去;三思后,也就不会在囹圄中、在坟墓里,做困兽斗了。
人的一生,最亲近的人无非父母、妻子、儿女,父母证明了出处,妻子代表了现处,儿女代表了去处。若是只问去处而漠视出处,人就会在生命的漩涡中迷失自我,自我不在,无论多么努力的找寻,都是徒劳无功。
一日我坐公交,见一八旬老者,赶紧让座。老者快下车时,想把座位回让给我,我则建议他让给旁边一位七旬老妪。公交车一到站,老者刚一起身,有个壮年男子一屁股坐了下去,任你怎么劝解,他兀自不理。这样的人,既然做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更谈不上“慎终追远”了。面对如此场面,如此人物,我只能感慨:“民德久不厚矣。”
倘仅将此作为案例,似乎只是一种丑陋。可是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心态,亦即在整体资源匮乏的现状下,人们很容易放弃包括道德、律法及商业在内的一切伦理,而谋求私利;在谋求私利的旅程中,人们也很容易为自己找到肥己以损人的藉口;当越来越多的人找到借口之后,“民德久不厚”不独成为一种值得哀婉的现象,更会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彼可取而代之的一种游戏规则。黄光裕曾倒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仰融曾经倒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杨斌、吴志剑、宋如华、冯明昌、钱永伟、袁宝璟、周正毅、唐万新……糖葫芦一般,一串又一串的名字,曾经以其财富与创造力闪耀于中国的,如今统统都倒下了,有的后来勉力站了起来,大多数却从此再也无法站立。
搜索“慎终追远”,网页仅77万余,由此可见,在有今生无来世的当下,人们只习惯活在尘世当中,却不习惯活在饱满的内心世界里。“数典忘祖”变成了常态,“慎终追远”变成了变态。当人们集体性数典忘祖的时候,当人们敬别人家的鬼神的时候,我们终究会迷失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里。
2005年5月5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拜祭黄帝陵时说:“我们只有八个字来形容这三个重要的行程,那就是‘慎终追远,不忘根本’。”并表示:“只要我们(两岸炎黄子孙)不忘‘本’,了解‘根’,自然‘根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祖宗之法可变,但祖宗不可变,也无法变;商业形态可变,但商业的伦理和逻辑不可变,也无法变。在一个追慕创富的时代里,人们生于“黄光裕梦”,从草根挣扎着崛起,以向上的姿态和力量改变命运,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但当“黄光裕病”肆虐的时候,病毒虽然改变了局部,却从来不曾最终改变整个世界,死于“黄光裕病”变成了商业传说中最真实的真相。
在一篇叫《为什么要“慎终追远”》写着这样的文字:
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从何处来?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一代代地传过来的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天地之间的第一对父母那里去,我们难道不该对我们所有的祖先怀有敬畏和感激之情吗?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思想、习俗从何而来?还不是一代代的人传承、变化而来的吗?我们的思想习俗受我们父母的影响,我们父母的思想习俗又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习俗,少不了我们祖先的影响,我们难道不该对我们所有的祖先怀有敬畏和感激之情吗?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便会知道,我们没有资格去埋怨祖先,更没有资格虐待我们祖先给我们的生命和思想习俗。
说得真好。
生命如此,生活如此,文化如此,商业也如此。
曾子最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厚淳,人们就能少做错事。
(作者系专栏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千呼万唤,《2010胡润财富报告》终于面世。
87.5万名新富,平均年龄不过39岁,其数量也直追美国……俨然,中国成了世界上拥有富豪第二多的国家。
这些富豪既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代表了30多年来的迷惘与失落。权钱交易、黑金盛行、原罪仇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西方人说谁有钱谁掌权,而在中国谁掌权谁就是可能拥有最多财富的人。”
历年都有落马富豪、问题老板,成为年末新闻回顾的主角;老板中,倒毙于经营管理之路者,其数目远不及倒毙于行贿犯罪之路者。以前的生意人,不独追慕范蠡与子贡般的财富,也追求他们能够与权力分庭抗礼的境界,慕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而今天,中国的很多工商巨子,在掌握了西方现代商业技巧的同时,渐渐忘却了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商业伦理。当越来越多的商人数典忘祖,不再慎终追远之后,社会对他们巨额财富积累合理性的质疑,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这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的描述。“慎终追远”这四个字,曾经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家庭最重要的位置。如今,因由那新文化运动,凭借着“破四旧”的功业,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纯粹商业的横行,“慎终追远”不独从我们的厅堂中消失了,也慢慢地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了。
“慎终追远”出自《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父母过世要丧尽其哀,怀念列祖要祭尽其敬,内心有了虔敬,民风就会变得淳朴厚重了。
子夏曾经说过:“事父母能竭其力。”“孝”并不在于送了父母多少好东西、让他们住上了多大的房子,或是天天让他们山珍海味。孝是一种态度,只要是尽心尽力地对待父母,就叫孝;若是心力不到,做多少外表光鲜的工作,也算不上孝。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之道,正如“礼道”是中国政治的基础之道一样。在家,讲究孝道;在国,讲究礼道。所以中国古代,常常会有人高呼着“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或是向皇帝谏言,或是劝自己死忠。
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过,过去在大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在他看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语:“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
其实,“慎终追远”代表的是用一种“孝道”的心态对待事物。“慎终”是要我们能够给予父母最后的敬重,了解自己最终要到哪里去;“追远”是要我们能够记得自己的出处,牢记自己从哪里来。凡人怕果,圣人怕因,延展开来,曾子最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厚淳,人们就能少做错事。
如果一个人能明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他就不再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出盐津的杨百顺,一辈子始终搞不明白牧师老詹所布下的道;明白了这些,黄光裕们就会知道自己的钱自何处来,当往何处去;三思后,也就不会在囹圄中、在坟墓里,做困兽斗了。
人的一生,最亲近的人无非父母、妻子、儿女,父母证明了出处,妻子代表了现处,儿女代表了去处。若是只问去处而漠视出处,人就会在生命的漩涡中迷失自我,自我不在,无论多么努力的找寻,都是徒劳无功。
一日我坐公交,见一八旬老者,赶紧让座。老者快下车时,想把座位回让给我,我则建议他让给旁边一位七旬老妪。公交车一到站,老者刚一起身,有个壮年男子一屁股坐了下去,任你怎么劝解,他兀自不理。这样的人,既然做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更谈不上“慎终追远”了。面对如此场面,如此人物,我只能感慨:“民德久不厚矣。”
倘仅将此作为案例,似乎只是一种丑陋。可是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心态,亦即在整体资源匮乏的现状下,人们很容易放弃包括道德、律法及商业在内的一切伦理,而谋求私利;在谋求私利的旅程中,人们也很容易为自己找到肥己以损人的藉口;当越来越多的人找到借口之后,“民德久不厚”不独成为一种值得哀婉的现象,更会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彼可取而代之的一种游戏规则。黄光裕曾倒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仰融曾经倒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杨斌、吴志剑、宋如华、冯明昌、钱永伟、袁宝璟、周正毅、唐万新……糖葫芦一般,一串又一串的名字,曾经以其财富与创造力闪耀于中国的,如今统统都倒下了,有的后来勉力站了起来,大多数却从此再也无法站立。
搜索“慎终追远”,网页仅77万余,由此可见,在有今生无来世的当下,人们只习惯活在尘世当中,却不习惯活在饱满的内心世界里。“数典忘祖”变成了常态,“慎终追远”变成了变态。当人们集体性数典忘祖的时候,当人们敬别人家的鬼神的时候,我们终究会迷失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里。
2005年5月5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拜祭黄帝陵时说:“我们只有八个字来形容这三个重要的行程,那就是‘慎终追远,不忘根本’。”并表示:“只要我们(两岸炎黄子孙)不忘‘本’,了解‘根’,自然‘根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祖宗之法可变,但祖宗不可变,也无法变;商业形态可变,但商业的伦理和逻辑不可变,也无法变。在一个追慕创富的时代里,人们生于“黄光裕梦”,从草根挣扎着崛起,以向上的姿态和力量改变命运,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但当“黄光裕病”肆虐的时候,病毒虽然改变了局部,却从来不曾最终改变整个世界,死于“黄光裕病”变成了商业传说中最真实的真相。
在一篇叫《为什么要“慎终追远”》写着这样的文字:
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从何处来?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一代代地传过来的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天地之间的第一对父母那里去,我们难道不该对我们所有的祖先怀有敬畏和感激之情吗?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思想、习俗从何而来?还不是一代代的人传承、变化而来的吗?我们的思想习俗受我们父母的影响,我们父母的思想习俗又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习俗,少不了我们祖先的影响,我们难道不该对我们所有的祖先怀有敬畏和感激之情吗?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便会知道,我们没有资格去埋怨祖先,更没有资格虐待我们祖先给我们的生命和思想习俗。
说得真好。
生命如此,生活如此,文化如此,商业也如此。
曾子最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厚淳,人们就能少做错事。
(作者系专栏作家,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