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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本是清华大学校歌歌词中的一句。当前，随着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播，该歌词作者、清华大学教授汪鸾翔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人物。笔者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和采访其长孙汪端伟先生，特撰写此文，纪念这位著名的文化精英。
好学深思的举人
汪鸾翔（1871—1962），祖籍浙江绍兴，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乾隆年间，其曾祖父汪汝琅（汪崑林）带着妻妾高氏、苏氏和子女来到广西临桂（今桂林市）做幕僚，从此在此安家。其祖父汪运（汪剑峰）、父亲汪庆征（汪云臣）均为普通的书生，终生靠舌耕、做师爷谋生。
1871年3月，汪鸾翔出生于临桂县城，祖母李氏和母亲徐氏都善于诗词，遗有诗集。他5岁时就由祖母和母亲授以唐诗三百首和毛诗。
汪家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家境不算富裕。有一年，汪鸾翔的父亲到北京参加拔贡选拔考试，没钱做盘缠，只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但这次代价高昂的考试却依然未成功。汪庆征从此只好放弃仕途，靠舌耕谋生。后去云南做师爷，于1895年逝世于半路上，当时他才50多岁，由24岁的汪鸾翔把其遗体运回家安葬。
1885年，14岁的汪鸾翔考中秀才，但其父汪庆征不鼓励他学做八股文章走仕途之路，而是带着他赴广东游学。
1889年12月，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今中山大学）。他在此学习的两年多时间内，阅读范围广泛，思考缜密，思想敏锐，态度理性，不论读中国经典还是读西学书籍，都能观察入微，提出深刻而有启发性的问题，而且在每个问题中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才21岁的他，在十九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青年才俊了。
为此，他深得书院前后山长（校长）梁鼎芬、朱一新的赏识，同时，他和同门师兄弟康有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1897年后，汪鸾翔在武昌常参与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雅集，有诗、书、画的往来。1904年，34岁的汪鸾翔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等各学堂教授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是时梁鼎芬先生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主管湖北学政。梁鼎芬写过一首诗送给他，即《一篑亭春望·广雅书院》。
1911年后，汪鸾翔在北京与梁鼎芬来往也很密切，他对梁鼎芬一直以师礼事之。
朱一新（1846—1894），浙江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1876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后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1890年至1894年，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后在1894年8月病逝于该书院。在广雅书院历任院长中，朱一新任期最长，督教甚严，于院中学风士习影响极大，为广雅书院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
朱一新的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1年，汪鸾翔以广西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1892年进京参加会试未中，留在国子监南学学习，他在此学习了六年，攻習国学、西学等科。
投身维新运动
张之洞在武昌，大举兴办实业和新学堂，1897年秋，他欲编写《劝学篇》，遂电召汪鸾翔到武昌为其收集资料，帮助编纂该书。
汪鸾翔抵达武昌的时间是该年9月19日。同时协助编写《劝学篇》的还有周家禄。周家禄（1846—1909），江苏海门人，优贡生。曾客吴长庆、张之洞幕，工诗文。
汪鸾翔初到湖北参加编写《劝学篇》时年仅27岁，而周家禄已51岁，或许在辅助编纂《劝学篇》方面，周家禄经验更为丰富。但从另一方面看：所以召汪鸾翔来辅助编写《劝学篇》，是因为他在广雅书院和国子监南学学习时就自学了各科西学，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对编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题思想的《劝学篇》很有裨益。此外，《劝学篇》的最后成书，时在1898年春，而周家禄在1897年冬就离开了武昌。因此，如果说汪鸾翔在辅助编写《劝学篇》的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汪、周两人采集资料的准备工作用了三个月，在戊戌（1898年）春，由张之洞闭门7天，完成了全书的编订。
张之洞所以电召汪鸾翔协助编写《劝学篇》是有其渊源的。1888年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被录取，初次入学就面见了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青睐。当时的书院山长梁鼎芬也非常看重这个学生。当张之洞准备编写《劝学篇》时，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所以很可能是由梁的推荐，汪鸾翔才得以被电召到武昌参与《劝学篇》编写的。
《劝学篇》充分地反映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汪鸾翔深受其影响，这些思想在清华校歌中都有所体现。
在协助张之洞编写《劝学篇》过程中，他还和张之洞的幕僚、湖北浠水人陈曾寿（1878—1949）交好，陈曾寿后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的局长。
早年汪鸾翔就在广州和康有为为广雅书院的同窗，聆听过其维新宣传，1898年春，他又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召开的宣传维新的会议，并参加了鼓吹维新变法的组织——保国会（强国会），积极参加维新活动。
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目睹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也目睹了刑场上观众的麻木不仁。他痛心地感到救国要从教育国民、开启民智开始。
成为董必武的老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开通民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汪鸾翔再赴武昌，在文普通中学堂、方言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及湖南旅鄂中学堂任博物理化教员。当时能教授科学课程的国人还很少，汪鸾翔是先驱者之一。从现在留存的资料看，他当时还编写过一本《动物学讲义》，还编写过物理和化学课程的书。
1905年，19岁的湖北黄安县秀才董必武（董用威）来到省城武昌，考入省立文普通中学堂（今武汉三十一中），1910年他从该校毕业，获得“拔贡”功名。 汪鸾翔在武昌任教10年（1897—1907），其中他在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任教期间，成为董必武的老师，为两人建国后的来往埋下了伏笔。
梁实秋的国学老师
1907年，汪鸾翔再次入京，先后任北京第一师范学堂物理化学教员、保定市顺天高等学堂教务长。其中在1910年前后，40余岁的他在清政府学部任审定科行走（七品小京官）。
民国成立后，汪鸾翔鉴于归国留学人员渐多，科学教学人才济济，而国学反倒受到忽视，于是又改为教授国文。他历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河北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学教员，清华大学、河北大学、民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北京国立美术学院等校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教授。
其中，1917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教。1918年9月，他到清华学校任教，直至1928年离校，前后在清华任教10年之久。
1941年12月后，他因年届70岁而赋闲家居。
汪鸾翔还是著名文学家、清华大学校友梁实秋的老师。据他回忆，其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个问题。清华不重国文，把它当成选修课，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汪鸾翔有些口吃，以广西的口音结结巴巴地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梁实秋听了当做笑话，后来他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梁实秋在清华曾经和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他们每天大清早起床，吃完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多的写字练习。梁实秋专门学习汉朝的隶书，临摹张迁的作品。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张迁的作品相比，仅略有形似而已。
梁实秋和戏墨社的同学，请长髯飘拂的汪鸾翔做指导老师，几次送作业给其过目，汪鸾翔对他们多有嘉勉。
溥仪家的理化老师
汪鸾翔除了是董必武、梁实秋早年的老师外，他还是溥仪家的老师。为了谋生，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担任过溥仪家的理化老师，历时7年左右。
1928年，58岁的汪鸾翔从清华大学退休了，当时退休是没有退休工资的，为了谋生，他继续在各个学校舌耕。1934年9月，他经以前的老友陈曾寿的介绍，去了东北新京（今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为溥仪家族的子弟们教书，溥仪也经常向他请教。
正如前文所述，陈曾寿曾经是张之洞的幕僚，也担任过末代皇后婉容的教师，当时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局长。
他在东北教书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8年，他的妻子纪清繁不幸病逝了，享年57岁。1941年12月，70岁的他因为年迈体衰，回到北京家里。
当时汪鸾翔主要在溥仪皇宫内所办的皇家私塾（留日预备学校）任教。该私塾的学生有：溥佐（载瀛子）、溥俭（载澜子）、毓岱（恭亲王溥伟子）、毓嵒（恭亲王溥伟子）、毓嶦（恭亲王溥伟子）、毓嵣（其高祖父為道光皇帝）、溥偀（清末度支部尚书载泽子）、毓慈（庄王府溥绍的次子）、毓恩（庄王府溥绍的三子）、毓岷（溥修子）等人。
该学校学习的内容有：一是“掌故”即《东华录》《圣武记》《开国方略》；二是数学；三是理化；四是日语。后添英语课，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后，宫内流行“打倒英美”的口号，英语便停课了。
汪鸾翔在该校上物理、化学课。毓嵣认为汪鸾翔很博学，“汪老师是个十全的人才，什么画画、写字、作诗，不但中国的老玩意儿都会，新的东西也会。”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
撰写清华校歌歌词
1923年前后，清华大学公开征集校歌，最终于1924年采用了清华学校高等科国文教员汪鸾翔用文言文写成的歌词，并由清华大学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的夫人张慧珍（张慧真）女士谱曲。
清华校友、哲学家贺麟认为该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成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词，也颇得体”，他还提到中文校歌被清华同学们所欣赏。
清华大学教授陈新宇认为，该歌词具有三大特征：其一，格局宏大，眼光独到。该新校歌以学术救国为清华己任，并结合清华特点与世界潮流，提出“融合东西文化”的目标定位，对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平等视之的立场。其二，用典雅致，寄望殷殷。“大同”出自《礼记》，寄寓极乐世界理想；“自强”、“行健”出自《周易》，契合校训；“春风化雨”出自《孟子》，以孔孟教学期许师生之间情感融洽。其三，理念先进，意义隽永。以“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揽括科学、文学和哲学各类学科，寓意并行不悖，任人选择，体现自由教育之风；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教诲学生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切勿只恃外在技艺和小聪明，造成本末倒置。以上种种理念，对于今天努力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政者，苦恼于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教育者，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汪鸾翔还撰写了《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发表在1925年10月的《清华周刊》上。他说其之所以写下“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那是因为：“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由此可见众生之本性同一，所不同者，风俗习惯上之差别耳。本性既同一，则彼此之文化，皆易交换灌输。而况乎文与行交修，德与言并重，东圣西圣，固有若合符节者哉？吾人一旦观其会通，且身负介绍之任，其有无穷之乐也。”
学识渊博
汪鸾翔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高的造诣，涉猎面甚广。
好学深思的举人
汪鸾翔（1871—1962），祖籍浙江绍兴，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乾隆年间，其曾祖父汪汝琅（汪崑林）带着妻妾高氏、苏氏和子女来到广西临桂（今桂林市）做幕僚，从此在此安家。其祖父汪运（汪剑峰）、父亲汪庆征（汪云臣）均为普通的书生，终生靠舌耕、做师爷谋生。
1871年3月，汪鸾翔出生于临桂县城，祖母李氏和母亲徐氏都善于诗词，遗有诗集。他5岁时就由祖母和母亲授以唐诗三百首和毛诗。
汪家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家境不算富裕。有一年，汪鸾翔的父亲到北京参加拔贡选拔考试，没钱做盘缠，只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但这次代价高昂的考试却依然未成功。汪庆征从此只好放弃仕途，靠舌耕谋生。后去云南做师爷，于1895年逝世于半路上，当时他才50多岁，由24岁的汪鸾翔把其遗体运回家安葬。
1885年，14岁的汪鸾翔考中秀才，但其父汪庆征不鼓励他学做八股文章走仕途之路，而是带着他赴广东游学。
1889年12月，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今中山大学）。他在此学习的两年多时间内，阅读范围广泛，思考缜密，思想敏锐，态度理性，不论读中国经典还是读西学书籍，都能观察入微，提出深刻而有启发性的问题，而且在每个问题中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才21岁的他，在十九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青年才俊了。
为此，他深得书院前后山长（校长）梁鼎芬、朱一新的赏识，同时，他和同门师兄弟康有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1897年后，汪鸾翔在武昌常参与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雅集，有诗、书、画的往来。1904年，34岁的汪鸾翔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等各学堂教授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是时梁鼎芬先生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主管湖北学政。梁鼎芬写过一首诗送给他，即《一篑亭春望·广雅书院》。
1911年后，汪鸾翔在北京与梁鼎芬来往也很密切，他对梁鼎芬一直以师礼事之。
朱一新（1846—1894），浙江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1876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后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1890年至1894年，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后在1894年8月病逝于该书院。在广雅书院历任院长中，朱一新任期最长，督教甚严，于院中学风士习影响极大，为广雅书院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
朱一新的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1年，汪鸾翔以广西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1892年进京参加会试未中，留在国子监南学学习，他在此学习了六年，攻習国学、西学等科。
投身维新运动
张之洞在武昌，大举兴办实业和新学堂，1897年秋，他欲编写《劝学篇》，遂电召汪鸾翔到武昌为其收集资料，帮助编纂该书。
汪鸾翔抵达武昌的时间是该年9月19日。同时协助编写《劝学篇》的还有周家禄。周家禄（1846—1909），江苏海门人，优贡生。曾客吴长庆、张之洞幕，工诗文。
汪鸾翔初到湖北参加编写《劝学篇》时年仅27岁，而周家禄已51岁，或许在辅助编纂《劝学篇》方面，周家禄经验更为丰富。但从另一方面看：所以召汪鸾翔来辅助编写《劝学篇》，是因为他在广雅书院和国子监南学学习时就自学了各科西学，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对编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题思想的《劝学篇》很有裨益。此外，《劝学篇》的最后成书，时在1898年春，而周家禄在1897年冬就离开了武昌。因此，如果说汪鸾翔在辅助编写《劝学篇》的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汪、周两人采集资料的准备工作用了三个月，在戊戌（1898年）春，由张之洞闭门7天，完成了全书的编订。
张之洞所以电召汪鸾翔协助编写《劝学篇》是有其渊源的。1888年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被录取，初次入学就面见了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青睐。当时的书院山长梁鼎芬也非常看重这个学生。当张之洞准备编写《劝学篇》时，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所以很可能是由梁的推荐，汪鸾翔才得以被电召到武昌参与《劝学篇》编写的。
《劝学篇》充分地反映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汪鸾翔深受其影响，这些思想在清华校歌中都有所体现。
在协助张之洞编写《劝学篇》过程中，他还和张之洞的幕僚、湖北浠水人陈曾寿（1878—1949）交好，陈曾寿后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的局长。
早年汪鸾翔就在广州和康有为为广雅书院的同窗，聆听过其维新宣传，1898年春，他又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召开的宣传维新的会议，并参加了鼓吹维新变法的组织——保国会（强国会），积极参加维新活动。
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目睹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也目睹了刑场上观众的麻木不仁。他痛心地感到救国要从教育国民、开启民智开始。
成为董必武的老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开通民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汪鸾翔再赴武昌，在文普通中学堂、方言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及湖南旅鄂中学堂任博物理化教员。当时能教授科学课程的国人还很少，汪鸾翔是先驱者之一。从现在留存的资料看，他当时还编写过一本《动物学讲义》，还编写过物理和化学课程的书。
1905年，19岁的湖北黄安县秀才董必武（董用威）来到省城武昌，考入省立文普通中学堂（今武汉三十一中），1910年他从该校毕业，获得“拔贡”功名。 汪鸾翔在武昌任教10年（1897—1907），其中他在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任教期间，成为董必武的老师，为两人建国后的来往埋下了伏笔。
梁实秋的国学老师
1907年，汪鸾翔再次入京，先后任北京第一师范学堂物理化学教员、保定市顺天高等学堂教务长。其中在1910年前后，40余岁的他在清政府学部任审定科行走（七品小京官）。
民国成立后，汪鸾翔鉴于归国留学人员渐多，科学教学人才济济，而国学反倒受到忽视，于是又改为教授国文。他历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河北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学教员，清华大学、河北大学、民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北京国立美术学院等校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教授。
其中，1917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教。1918年9月，他到清华学校任教，直至1928年离校，前后在清华任教10年之久。
1941年12月后，他因年届70岁而赋闲家居。
汪鸾翔还是著名文学家、清华大学校友梁实秋的老师。据他回忆，其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个问题。清华不重国文，把它当成选修课，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汪鸾翔有些口吃，以广西的口音结结巴巴地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梁实秋听了当做笑话，后来他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梁实秋在清华曾经和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他们每天大清早起床，吃完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多的写字练习。梁实秋专门学习汉朝的隶书，临摹张迁的作品。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张迁的作品相比，仅略有形似而已。
梁实秋和戏墨社的同学，请长髯飘拂的汪鸾翔做指导老师，几次送作业给其过目，汪鸾翔对他们多有嘉勉。
溥仪家的理化老师
汪鸾翔除了是董必武、梁实秋早年的老师外，他还是溥仪家的老师。为了谋生，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担任过溥仪家的理化老师，历时7年左右。
1928年，58岁的汪鸾翔从清华大学退休了，当时退休是没有退休工资的，为了谋生，他继续在各个学校舌耕。1934年9月，他经以前的老友陈曾寿的介绍，去了东北新京（今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为溥仪家族的子弟们教书，溥仪也经常向他请教。
正如前文所述，陈曾寿曾经是张之洞的幕僚，也担任过末代皇后婉容的教师，当时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局长。
他在东北教书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8年，他的妻子纪清繁不幸病逝了，享年57岁。1941年12月，70岁的他因为年迈体衰，回到北京家里。
当时汪鸾翔主要在溥仪皇宫内所办的皇家私塾（留日预备学校）任教。该私塾的学生有：溥佐（载瀛子）、溥俭（载澜子）、毓岱（恭亲王溥伟子）、毓嵒（恭亲王溥伟子）、毓嶦（恭亲王溥伟子）、毓嵣（其高祖父為道光皇帝）、溥偀（清末度支部尚书载泽子）、毓慈（庄王府溥绍的次子）、毓恩（庄王府溥绍的三子）、毓岷（溥修子）等人。
该学校学习的内容有：一是“掌故”即《东华录》《圣武记》《开国方略》；二是数学；三是理化；四是日语。后添英语课，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后，宫内流行“打倒英美”的口号，英语便停课了。
汪鸾翔在该校上物理、化学课。毓嵣认为汪鸾翔很博学，“汪老师是个十全的人才，什么画画、写字、作诗，不但中国的老玩意儿都会，新的东西也会。”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
撰写清华校歌歌词
1923年前后，清华大学公开征集校歌，最终于1924年采用了清华学校高等科国文教员汪鸾翔用文言文写成的歌词，并由清华大学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的夫人张慧珍（张慧真）女士谱曲。
清华校友、哲学家贺麟认为该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成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词，也颇得体”，他还提到中文校歌被清华同学们所欣赏。
清华大学教授陈新宇认为，该歌词具有三大特征：其一，格局宏大，眼光独到。该新校歌以学术救国为清华己任，并结合清华特点与世界潮流，提出“融合东西文化”的目标定位，对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平等视之的立场。其二，用典雅致，寄望殷殷。“大同”出自《礼记》，寄寓极乐世界理想；“自强”、“行健”出自《周易》，契合校训；“春风化雨”出自《孟子》，以孔孟教学期许师生之间情感融洽。其三，理念先进，意义隽永。以“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揽括科学、文学和哲学各类学科，寓意并行不悖，任人选择，体现自由教育之风；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教诲学生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切勿只恃外在技艺和小聪明，造成本末倒置。以上种种理念，对于今天努力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政者，苦恼于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教育者，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汪鸾翔还撰写了《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发表在1925年10月的《清华周刊》上。他说其之所以写下“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那是因为：“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由此可见众生之本性同一，所不同者，风俗习惯上之差别耳。本性既同一，则彼此之文化，皆易交换灌输。而况乎文与行交修，德与言并重，东圣西圣，固有若合符节者哉？吾人一旦观其会通，且身负介绍之任，其有无穷之乐也。”
学识渊博
汪鸾翔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高的造诣，涉猎面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