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乎语言习惯的问题，在聊天时我们往往会脱口而出 类似“那天，我去了我舅妈家”这样的话——咦？为什么是舅妈家？和我关系更亲的难道不是舅舅吗？
　　类似的事例也许在反映一种事实：即使经历了几千年的父权社会，女性在家庭亲族关系中依然起着纽带的作用。比起她们的丈夫，她们更善于交谈和显露同情心，因而她们更为频繁地和亲族们进行交流；同时她们也更擅长于成为鸡毛蒜皮的矛盾的挑起者。正因为如此，你无法忽略她们的存在。
　　电影《冬天的骨头》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大多数观影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17岁的女主角是多么的坚韧和早熟。如果是这样，那它充其量是美国版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这应该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电影讲述的故事：在美国密苏里州西南部的欧扎克山脉，居住着一些过着简朴原生态生活的村民，他们按照血缘关系聚居，可以说这是一个父系氏族。女人皆从事家务，而男人们谋生的手段是——制造毒品。故事的主人公、17岁的少女Ree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制造毒品被逮捕，Ree的父亲抵押了他们的房子得以保释，却在保释期间人间蒸发。独自抚养发疯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弟弟妹妹的Ree，为了保住房子，决心找到父亲，或者说父亲的尸体。
　　就此，电影中的人物按照性别被分为两个群体。男性群体的姿态基本都是以侧面呈现的。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Ree去求见了一系列男性。这些男性都不愿和Ree进行接触，而为这些男人“挡驾”的，正面呈现在Ree和观众面前的，全部都是女性。
　　Ree最先想向朋友的丈夫借卡车来寻找父亲。朋友表示要问过丈夫，丈夫拒绝了，并且不准妻子过问原因。Ree生气地说：“我真为你感到悲哀。他说不准怎样，你就不怎样。”朋友反驳：“当你结婚了，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这一点在后来Ree求见的其他人时多次得到了证实。那些男人在应付Ree这个女性兼未成年人时，毫无例外地找了背后的女人来当他们的传声筒，这些女人也甘愿如此。
　　Ree虽然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但毕竟是来自同一家族的亲戚。家族女性在受制于男人的同时，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Ree的朋友代表丈夫拒绝了，后来还是开来了卡车。父亲同伙小阿瑟的妻子与Ree只有一面之缘，却私下为Ree提供有效信息：让她去山上找宗族的首领萨姆。萨姆的妻子虽然严厉地驱赶Ree，却还是在故事尾声时带领人帮Ree找到了父亲的尸骨——这是不是萨姆的意思，电影并没有交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萨姆的妻子出于同情的个人行为。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施以同情。
　　隐性的男性群体和显性的女性群体，其实是以主人公Ree的视角看到的结果。男性群体最为极端的代表就是Ree的父亲，此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但他的经历比电影中出现的任何人都要惊心动魄。如果把这段故事展开，将是一出涉及家族仇杀的曲折离奇的西部片。然而电影却多次借Ree之口强调：我并不关心我父亲是怎么死的，是谁杀了他，发生了什么，我只要保住我们的房子。Ree的视角是女性主义的视角，男权世界的狼烟战火于她们而言无足轻重，眼下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
　　Ree的寻父之路象征着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父亲的同伙来找Ree，连哄带骗想收养Ree的弟弟。Ree愤怒地拆穿了这个人的谎言。带走弟弟，意味着男性群体欲进一步明确他们的分野，把男女之间的铜墙铁壁继续延续下去，这在Ree看来是不能忍受的。Ree对父亲的寻找，亦是女性主义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思。 Ree找到了父亲的尸骨，在极度痛苦的无声呐喊中，与首领妻子一起锯断了父亲的双手——男权社会曾给予女性以恩泽，故切断过去对于女性来说亦会感受到心灵的阵痛和恐惧。
　　电影宣扬的女性主义，并非要求女性推翻男性然后取代男性、变成男性。为了养家糊口，Ree曾动了参军的念头。然而在与军官的面谈中，她发现参军并不能带来即时的收益，并且必须远离家庭，无法尽到抚养母亲和弟妹的责任。所以导演安排保住了房子的Ree放弃了象征着女性融入与置换男性世界的“参军”行为，不是不鼓励女性参军，而是不鼓励女性使用与男性相同的方式面对生活。
　　这样的结尾虽然略显生硬但不失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点题——女性应该有尊严地活着，同时女性也必须尽到生理和伦理赋予的社会责任，以生理和伦理赋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