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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如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更迭的时代,数据的爆炸式增長,信息获取和传播速度的加快,大数据逐渐成为企业和政府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大数据对企业和政府管理和改革的影响愈来愈大,其中,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大数据 行政价值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活力的争相迸发,原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观念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大数据作为市场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深刻影响着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和革新,因而现在研究大数据的价值和作用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旨在通过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这一个侧面,深刻揭示大数据对政府管理和改革的巨大作用。
一、大数据与行政价值观的理论解读
1.“大数据”的定义。尽管“大数据”这个词近些年才被广泛使用,但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就热情地将“大数据”称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自然》杂志在2008年9月推出了名为“大数据”的封面专栏。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
业界对“大数据”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说法是比较中肯的:一是维基百科对“大数据”的解读。“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二是百度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为:“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三是传媒专家刘建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大数据’同信息是不可分离的,是指信息浩大数量的统计与技术运作。作为人类认知社会方法的一次飞跃,“大数据”技术将给企业运营、政府管理和媒体传播的科学化创造有效机制。”
2.大数据的特点。虽然学术界对“大数据”的定义难以达成一致的认可,但不管是哪种定义,“大数据”的特点都不外乎是以下四个方面: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大量”的具体表现在数据的容量大,数据种类多,数据来源的渠道多;“高速”表现在数据获取和传播的速度快;“多样”表现在数据的可变性;“价值”则表现在数据的真实性。
3.行政价值观的内涵。根据颜佳华教授对行政价值观的定义,行政价值观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关于行政价值的基本观点;二是指行政价值问题的具体见解、看法;三是指行政价值观念。”行政价值观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包括全面发展的经济观、法治观、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在内的完备价值体系。
二、大数据对行政价值观的作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取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带来了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作为信息外化形式的数据,对企业和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影响愈来愈重要。
政府行政价值观,是政府行政工作的指向标,是政府精神形象的代表。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革新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其中某些对政府行政价值观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政府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适时对行政价值观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深入,政府行政价值观时刻授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检验,倘若政府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政府行政价值观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工作的有序开展。行政价值观,包括全面发展的经济观、法治观、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等内容。大数据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体现在其中的各个方面。
在全面发展的经济观上,大数据影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和财政投入的力度。近些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逐渐放开了对市场的管制,努力实现“充分的市场和必要的政府”的完美配合,既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又促成政府对市场必要的监督和调控作用。大数据对政府经济观的影响表现在:政府通过收集和分析来自市场经济各方面的数据,对市场经济的近况进行及时的了解,调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适时改善财政投入,实现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平衡。
在全面发展的法治观上,大数据促进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以来,“法治”的理念就一直践行于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中。“法治”需要“法制”,依法治国,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几经修订,根据宪法制订的相关法律制度也随之修改。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更多突发状况和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国家和政府势必要更多的关注各种数据,从其中得到现有法律制度尚不能解决的一些新生问题或是以往遗留问题中引发的一些次生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及时修缮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
在全面发展的权责观上,大数据监督和影响政府行政行为。权责一致,是政府做好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政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权力滥用、滋生腐败的现象。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各种传播媒介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力度,政府时常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如果政府的某些工作没有处理得当,很可能就会遭到曝光,给政府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权责观上,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权责一致,权为民所用,杜绝贪污腐败的现象发生,大数据对政府权责观的影响也好似一把双刃剑,政府利用好了,就会对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政府的办公效率,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树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反之,则会给政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会引起公众的不满,妨碍政府工作的开展。
在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上,大数据为政府提供解决疑难问题的目标和途径。“可持续发展观”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人口的增多、资源总量的减少,全人类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从理念这一层次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方向。政府在数据大爆炸时代,如何收集、分析和处理那些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可持续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而政府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各个击破。因此,政府需要从庞杂的数据中,获取有效信息,第一时间找出问题所在,并有针对性采取措施逐一排查和解决,这是政府坚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在全面发展的和谐发展观上,大数据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中共十八大,“和谐”一词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和谐社会一直被倡导,到了大数据时代,和谐得到了更广泛的体现,大数据成为传播“和谐”理念的重要载体,“和谐发展”有了更多的形式,与此同时,“和谐”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升华,和谐发展观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更多的形式,使得和谐发展观得到了更生动的体现和更深刻的理解。
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但更多的是有利方面。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它,取决于政府如何对待、分析和处理大数据。政府行政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但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信息化时代,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提升需要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潜在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明.新闻媒体对“大数据”的驾驭[J].新闻战线,2013年6月.
[2]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48页.
关键词:大数据 行政价值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活力的争相迸发,原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观念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大数据作为市场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深刻影响着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和革新,因而现在研究大数据的价值和作用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旨在通过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这一个侧面,深刻揭示大数据对政府管理和改革的巨大作用。
一、大数据与行政价值观的理论解读
1.“大数据”的定义。尽管“大数据”这个词近些年才被广泛使用,但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就热情地将“大数据”称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自然》杂志在2008年9月推出了名为“大数据”的封面专栏。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
业界对“大数据”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说法是比较中肯的:一是维基百科对“大数据”的解读。“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二是百度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为:“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三是传媒专家刘建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大数据’同信息是不可分离的,是指信息浩大数量的统计与技术运作。作为人类认知社会方法的一次飞跃,“大数据”技术将给企业运营、政府管理和媒体传播的科学化创造有效机制。”
2.大数据的特点。虽然学术界对“大数据”的定义难以达成一致的认可,但不管是哪种定义,“大数据”的特点都不外乎是以下四个方面: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大量”的具体表现在数据的容量大,数据种类多,数据来源的渠道多;“高速”表现在数据获取和传播的速度快;“多样”表现在数据的可变性;“价值”则表现在数据的真实性。
3.行政价值观的内涵。根据颜佳华教授对行政价值观的定义,行政价值观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关于行政价值的基本观点;二是指行政价值问题的具体见解、看法;三是指行政价值观念。”行政价值观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包括全面发展的经济观、法治观、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在内的完备价值体系。
二、大数据对行政价值观的作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取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带来了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作为信息外化形式的数据,对企业和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影响愈来愈重要。
政府行政价值观,是政府行政工作的指向标,是政府精神形象的代表。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革新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其中某些对政府行政价值观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政府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适时对行政价值观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深入,政府行政价值观时刻授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检验,倘若政府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政府行政价值观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工作的有序开展。行政价值观,包括全面发展的经济观、法治观、权责观、可持续发展观、和谐发展观等内容。大数据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体现在其中的各个方面。
在全面发展的经济观上,大数据影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和财政投入的力度。近些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逐渐放开了对市场的管制,努力实现“充分的市场和必要的政府”的完美配合,既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又促成政府对市场必要的监督和调控作用。大数据对政府经济观的影响表现在:政府通过收集和分析来自市场经济各方面的数据,对市场经济的近况进行及时的了解,调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适时改善财政投入,实现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平衡。
在全面发展的法治观上,大数据促进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以来,“法治”的理念就一直践行于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中。“法治”需要“法制”,依法治国,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几经修订,根据宪法制订的相关法律制度也随之修改。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更多突发状况和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国家和政府势必要更多的关注各种数据,从其中得到现有法律制度尚不能解决的一些新生问题或是以往遗留问题中引发的一些次生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及时修缮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
在全面发展的权责观上,大数据监督和影响政府行政行为。权责一致,是政府做好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政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权力滥用、滋生腐败的现象。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各种传播媒介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力度,政府时常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如果政府的某些工作没有处理得当,很可能就会遭到曝光,给政府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权责观上,政府必须始终坚持权责一致,权为民所用,杜绝贪污腐败的现象发生,大数据对政府权责观的影响也好似一把双刃剑,政府利用好了,就会对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政府的办公效率,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树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反之,则会给政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会引起公众的不满,妨碍政府工作的开展。
在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上,大数据为政府提供解决疑难问题的目标和途径。“可持续发展观”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人口的增多、资源总量的减少,全人类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从理念这一层次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方向。政府在数据大爆炸时代,如何收集、分析和处理那些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可持续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而政府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各个击破。因此,政府需要从庞杂的数据中,获取有效信息,第一时间找出问题所在,并有针对性采取措施逐一排查和解决,这是政府坚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在全面发展的和谐发展观上,大数据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中共十八大,“和谐”一词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从古至今,和谐社会一直被倡导,到了大数据时代,和谐得到了更广泛的体现,大数据成为传播“和谐”理念的重要载体,“和谐发展”有了更多的形式,与此同时,“和谐”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升华,和谐发展观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更多的形式,使得和谐发展观得到了更生动的体现和更深刻的理解。
大数据对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但更多的是有利方面。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它,取决于政府如何对待、分析和处理大数据。政府行政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但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信息化时代,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提升需要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潜在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明.新闻媒体对“大数据”的驾驭[J].新闻战线,2013年6月.
[2]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