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以追求商品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主义悄然登陆中国,并有越演越烈之势。消费主义为了满足高消费,毫不节制地牺牲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这与我国社会主義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不符,也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因此,倡导适度消费既是经济伦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消费主义;中国蔓延;原因;适度消费;理性消费
　　
　　一、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消费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商品是人们劳动的产物却表现为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性质。商品可以离开人而独立存在、自行运行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形成对物的崇拜心理,根本原因在于商品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是“人手的产物”,本来应该为人所支配,现在反过来却支配着人,所以商品拜物教指的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物支配人的现象。关于“异化”思想,马克思主要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化,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愈来愈被一种异己的客观世界所奴役。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然后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劳动本来是为了满足工人自己的需要,现在变成了一种商品。上述马克思关于商品化和异化的论述是研究消费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2.有关“符号学”解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后现代主义者着眼于文化,从语言符号角度开始审视这个世界,认为世界正由媒介屏幕和各种文化形象符号——如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广告、电视电影、电脑游戏等——构成。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支配的独立力量,符号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中心,主宰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后现代符号学的主要代表鲍德里亚认为只有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体系出发才能解释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变化的符号也在不断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追求满足需要的消费转变成为满足欲望的消费。消费不是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而是作为“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手段。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是詹明信,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呈现为不断增加的购物中心、旅游胜地、主题公园、各式展览馆的组合和符号的拼贴,形成一个符号的世界。人们深受符号的影响,符号勾起人们的消费欲,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实际上就是对于符号的消费。
　　(二)消费伦理的现实起源与演变
　　近代欧洲消费享乐主义的最初是在16世纪晚期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兴起。美国历史学家麦克拉肯(G。McCracken)对这一时期“消费繁荣”进行了详尽地考察和分析。那时的贵族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从事豪华的消费,特别是花在礼节和身份上的花费,从而改变了消费的本质,导致消费异化。真正形成规模、影响广泛的消费浪潮发生在18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由产业革命导致的“消费革命”使得原先主要在贵族阶层流行的消费主义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到了19世纪,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完成,社会财富的增加,一股消费至上的气息弥漫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享乐主义成为包括大、中、小资产阶级的追求。
　　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商业之间竞争加剧,商品生产者不断推陈出新,对消费者量身打造;另一方面消费者则不断追求更高级的商品和服务,将消费看着是社会地位乃至人的品位的标志。原先被下层社会视为奢侈商品和服务在整个社会中扩散(McCracken,1988)。此时人们的虚荣心受到空前的激发:赚钱是为了消费,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钱;家境越是富有,商品的象征功能就越强。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出现了,它不同于以往的消费在于,消费不是满足人的生物性需要,也不是经济的简单决定,成为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建构手段。
　　(三)“炫耀性消费”
　　最早对现代消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缺陷进行批判的要算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他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反对将消费看成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也反对内省方式获得幸福,因为人类消费并非都是理性的,人类的消费行为并非完全考虑物品所带来的效用,为此,他第一次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他还指出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奢侈不仅仅存在于新兴富豪中,也受到下层阶级的模仿而大众化,由此演变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所以他说:“浪费和奢侈不只关系到那些少数人享有的事物”。
　　二、消费主义在我国呈滋生蔓延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不仅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不发达国家逐渐滋生起来。在我国,消费享乐主义正悄无声息地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从城镇向乡村、从高收入群体向普通民众迅速蔓延。中国社科院在京津地区关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500个案例调查分析显示,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占77.3%,远远高于非消费主义倾向人的22.7%。消费主义以品牌为标志、以时尚为符号,将人们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消费循环之中。
　　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科学生活方式相悖的不健康消费,超越现实条件、盲目攀比的畸形消费,斗富摆阔的奢靡消费,过度包装的蓄意浪费,拒绝高新科技产品的守旧消费,求神拜佛、算命问仙的迷信消费,一味学西方的“跟风消费”,吃珍稀保护动物的破坏性消费等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不仅带来消费者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迷失,更造成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矛盾。总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传统的消费伦理观念与现代消费伦理观念、中国消费观念与西方消费观念在发生或冲突或消融,多种消费伦理观念交错混杂,使国人在消费观念上一度迷茫、困惑。就内因而言,它包括:
　　第一,经济发展是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富的增加是消费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由此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世人瞩目。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起来了,这成为消费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第二,政策推动是助力。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就相继出台。有了来自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推动,消费主义就有了更为适宜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我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对外贸易受阻的情况时,特别强调了拉动内需,为此,有许多刺激消费的政策纷纷出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被误读为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的依据。
　　第三,心态观念是表现。在消费主义那里,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为了满足“虚假需求”,人们不惜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结果却是,人在物质欲望中沉沦,人的生命活动降格为动物的本能活动,生活的价值被换算为抽象的占有量和感官的短暂满足,而本属于人的灵魂、精神的东西被遮蔽掉了,生活的意义和做人的真理以及生命的空灵感被排挤到最遥远的边缘。这是消费主义对生命本质意义的厚重遮蔽和极端扭曲,最终导致的将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人的全面异化。就外因来说,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国人的消费观念产生冲击。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西方消费观念对国人的影响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就是消费的现代意义,即消费对生产的巨大拉动作用;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思潮也涌入国门,那种炫耀性消费、非理性消费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国人身上逐渐显现。
　　总之,消费主义者提倡消费主义很充足的理由是,当前经济萎靡的罪魁祸首是消费不足,所以传统节俭观应当被抛弃。实际上,消费不旺的根本原因是“三农”问题,另一个原因是体制转轨时期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过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提倡以消费来拉动生产,靠消费促经济繁荣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浅显之见。
　　三、坚持节俭精神,倡导适度消费、理性消费和绿色消费
　　(一)“节俭”在现代社会的重新解读
　　1.“节俭”作为一种消费方式和生活原则,适合存在于农耕社会
　　这主要是农耕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产品不够丰富甚至匮乏,需要大力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先看我国古代,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崇俭派的集大成者,建立在“道法自然”哲学基础之上的《老子》,其消费伦理的核心思想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返朴归真”。孔子消费伦理思想与儒家礼教相一致,崇俭黜奢是儒学消费思想的重要内容,“节用以礼”、“安贫乐道”更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在节俭问题上,孟子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墨家以“节用”而闻名,墨子消费伦理的核心思想是“节用兴利”、“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荀子强调“节用固本、裕民富国”。
　　西方主张“节俭”消费观推动生产的思想家有重商主义者、亚当·斯密、韦伯等。欧洲在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世界最为繁华的地区,这与当时“重商主义”的理论支撑离不开。如当时法国重商主义代表柯尔贝尔认为:“国家的强大完全要由它所拥有的白银来衡量。”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就严厉地批评当时流行的奢侈之风是自毁国力的行为。这一时期的欧洲国家一方面對外进行殖民掠夺,一方面在内进行财富积累,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保障。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篇幅批判了重商主义,但他却对重商主义的节俭观十分推崇:“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之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亚当·斯密不仅主张个人应该节俭,政府也应该节约公共开支,如果听任政府挥霍,则“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多不能补偿这么大的浪费。”“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勤奋地工作,使获利冲动合法化,并把它看着是上帝的直接意愿,同时又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
　　2.到了工业社会,“节俭”应作为一种消费美德、一种精神存在,不应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原则
　　我们倡导的节用俭朴,作为一种消费理念,是人们对待物质财富、物质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一种态度,是介于奢侈和吝啬之间的一种中道,具体是指人们合理地、有节制地使用和消费物质产品和劳务,既不放纵各种欲望、为所欲为,又不过分苛刻、压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节俭“既不绝欲,亦不纵欲”,不奢侈,也不浪费,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做到文实相符,“节制在人”,“取舍于内”,不被物所役,以真正实现自立、自强。“节俭”是一种关乎人生目的和人伦关系的德性消费,是一种和谐消费。这种消费理念与消费美德与适度消费、理性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现代社会的消费原则
　　1.提倡适度消费
　　不可否认,节俭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个体层面分析,节俭能对各种自发的物质欲望进行节制,从而奠定道德自律的基础,使人集中心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从社会层面分析,节俭能造就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使社会稳定具有凝聚力;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节俭能净化社会空气,造就清正廉洁的行政氛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生产的目的,对生产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不少经济学家都主张通过刺激消费、拉动消费来推动生产,但过度地消费,甚至挥霍浪费,必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人格堕落。过多地强调节俭,用严厉的伦理规范约束消费,就会抑制消费欲求,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我们找到经济和伦理的最佳“平衡点”,就是适度消费、理性消费。中国古代儒家在论述节俭问题时就已经提出“俭而有度”,即适度消费的思想。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发展,“适度”的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而适度消费中“度”具有相对的意义。
　　2.主张理性消费
　　所谓理性消费是指用理性来指导和决策自己的消费行为。人作为理性的社会动物,需要理性的指导,需要对消费社会进行理性的批判。一个社会同样需要理性精神和理性批判能力,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丧失了批判能力的病态社会,对于那些丧失了对自己消费行为进行反省与批判能力的消费者就可能异化为“消费人”或消费品,从而是一个病态人。消费者的病态心理导致消费行为有悖理论性,因为消费行为往往取决于消费者的社会、文化、理念、心理以及习惯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消费行为决策中往往是以非理性的因素对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理性消费必然导致诸多的盲目消费,因而个人的重大消费包括家庭消费必需是有计划的,不能随机的,应该尽可能估算消费内容的各个方面,同自己的或家庭的收入是否相适应,努力做到消费支出均衡。另外,理性消费还主张将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统一。
　　3.坚持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绿色消费是以适度消费、避免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为特征,从而实现代内与代际公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它又称为可持续消费。这一含义里包含着三层意思: (1)人类的发展和消费行为不危害自然界的多样性生存与发展能力; (2)人类的发展不危及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要注意代际消费公平或者消费正义;(3)在同一个时代或者同一个社会,一部分人发展不危及另一部分人的发展,要注意代内公平或代内正义。绿色消费的提出是适应新形势下解除传统消费的威胁,进一步提高消费质量的要求,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客观趋势。最近20、30年来,绿色消费理念已经渗透到消费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是消费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要实现可持续消费,就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人类在行为上的伦理约束就是,人类只有服从自然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善的;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但凡有利于征服自然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正当的、善的;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对立关系日益显现;如今人类已进入到必须把自己如实地把自己看着是自然的一员和把自然看着是人类的朋友并与之协调发展的时代。自然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手段,人类解放是自然解放的目的,如果把目的与手段关系混淆了,就会产生恶性消费,从而破坏自然,导致非持续性发展。
　　总之,在市场经济中,消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消费需要已经成为各项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消费需要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的总量,消费结构的变动已经成为影响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的根本因素。消费需要层次的上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因,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消费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非同小可,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消费的功能,不能将消费功能神圣化。在当代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有限,再加上资源的严重浪费、低效使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走多积累、多节俭、少铺张、少浪费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国民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俭放在首位,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领域,都必须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粮,千方百计地减少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各行各业都要制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的目标和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所以说,消费主义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相适应,要注意规避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点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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