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总结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当代理论和方法论。这里所讨论的这些美国人类学的当代观念是基于它们的历史脉络、继承、重现、转变和对立。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诸如主观性、权力和民族志表述等问题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发生了许多非常显著的转变和分歧。这种状况起因于人类文化学研究的文学化途径,这种途径是经由格尔茨(Geertz)以及其他学术运动,如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特别是福柯(Foucault)的后现代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由此,人类学由来已久的喧嚣的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峙已经演绎出独立的认识论阵营,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一些大学中人类学系的分离。同时,这种分裂也激发或伴随着一种对当代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定位的承认,比如本土性(indigenous)、下层(subalterns)研究,确认了这些研究对象在研究项目中具有合法的权利和合作的声音。这种转向使人们愈加关注应用人类学,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新的问题,例如"本土知识"的观念。另一个分裂是一些特定的专门研究领域的学科建制,如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等,而这些领域的每一个又都存在着其内部分歧和区别。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对于博厄斯学派所传承下来的诸如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等观念的效用和学术规范的质疑。过去的30年是一个骚动激荡、分崩离析的时期,人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文化逻辑的转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