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滥竽充数”的寓言人人皆知，大意是一个乐队假定十人，九人是合格的乐手，但有一个乐手水平不行，但照样在乐队混了很久。翻出这个老故事，因为它亟需在新时代大有重新解释的必要。
　　现在将各行各业比作一个乐队的话，十个乐手中滥竽充数者可能达八、九人，真正的乐手仅一二人而已。由于滥竽充数者构成一种占绝对多数的“滥人谷”，就必然形成人口政治。滥人谷因而制订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及“滥”文化标准，那个不滥的人就得遵守“滥人谷”的法则。更可怕的是，滥人们选出了自己的学术代表，自己写出了学术史或艺术史，在一个更滥的群氓社会推出了自己的“滥明星”，并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有关“滥文化”的时代记忆。
　　自2005年至今当代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滥竽充范”成为艺术社会病态转型的一个典型现象。当代艺术的从业人员（艺术投资、收藏、经纪、画廊、拍卖、艺媒、博览会）由二千人不足一夜之间扩展到数十万人，但这新加盟的人口90%是不懂艺术的，这就构成一个滥竽充范的人口政治。这群人遍布艺术行业的每个环节，一群滥竽充数者自成一个体系，他们因此形成自己的体系文化，建构当代艺术的伪正统以及典范。他们形成商业恶炒的“滥模式”，推出自己的“滥油画”明星，写自己的“滥艺术史”，策划自己的年度“滥大奖”或“滥权力榜”，办自己的“滥艺术”杂志或“滥网站”，开设自己的“滥画廊”或“滥美术馆”，培养自己的“滥策展人”或“滥批评家”。
　　这即所谓的“滥竽充范”的滥文化年代。滥竽者充当典范，中国的现代史有不少先例，比如陈寅恪身陷文革群氓中，红卫兵成为了时代典范，陈寅恪反而显得像一个滥竽充数者。地产大亨、艺术奸商、三流文人上电视、出书、演讲，大谈国学、孔子、传统和文明，充当文化的“典范”。
　　在过去的一年，艺术圈乃至全社会为文艺批评缺失痛心疾首，但在一个“滥竽充范”的年代，文艺批评乃无用之用。文艺批评的无用在于“滥竽充数”在这个年代恶化为一种“滥竽充范”。前不久，一个年轻网友在我的博客上对我苦苦规劝，他觉得我的批评文字处处语带讥讽，缺乏大家风范，对搞艺术的人不够仁厚。
　　我回答，批评家不是耶稣或孔孟圣贤，专职替人献身或对社会只唱好不唱衰。我乃信奉毛主席一句语录：“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对同志要春天般温暖”。艺术圈的“滥竽充范”者称不上敌人，但十足是“奸邪恶”之徒，对此三种人，绝不可“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让给你”。
　　有一年轻人问我，单位里总有人挤兑他，他并未得罪过别人，为何同事如此恨他。我说，专门挤兑比自己优秀或成功的人，这叫“恶人”；但“恶人”不算最坏的，最坏的人是“邪人”，这种人内心可能十分欣赏你，但出于个人野心拼命挤兑你。艺术圈还有一种人，艺术水平有限，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但他仍要在社会上冒充大师，拼命在社会上使价格和名声获得大师地位，这种人叫“奸人”。
　　“奸邪恶”这三种人其实在鲁迅的时代就存在，鲁迅以毒攻毒为之恶斗的国民性即指此三种人。不过，现在鲁迅再世，恐怕也斗不过来了，因为奸邪恶之徒大规模繁殖。对艺术圈的“奸人、邪人、恶人”，文艺批评实际上是难以赶尽杀绝的，因为你所批评的事情，那些人心知肚明，但却照做不误，这是国民性中最“奸邪”之部分。这三种人的内心甚至知道什么学术、什么人是值得尊重的，但深明大义仍诋毁别人，这即是邪恶。
　　在中国的现代世纪，奸邪之徒借国人的善良屡屡得逞，鲁迅留下的仍是未竟之业。对于奸邪之国民性，惟有对之无情讥讽，这种风格的文艺批评总体上对改造社会不能连根拔起，但类似一种正义的“怨妇”之言，会弄得那些奸邪之徒难受如芒刺在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修辞及其透彻的表述仍然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