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发布报告，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近51%，意味着城市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这应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大的指标性讯号。
　　“城市”两个字，说文解字，应该是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观象与结果：市，即是交易；定期交易，即是市集；人因市集而聚集、而工作、而生活，为了安全，乃筑城围之，即有城市。
　　中国在1979即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是9%，32年后的2011年，提高为51%，提高了42个百分点，平均一年增加1.3个百分点，但速度是越来越快。需要指出的是，50%或许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分界点。
　　过去30年，重要而且是高度集中在沿海，特别是珠三角及长三角，原因很容易理解：“两头在外“。一方面，中国缺乏的原料、资本、技术、管理等都来自海外，这些生产要素与当地的另两种要素整合，制造出产品，因国内市场尚未成熟，必须外销，因此，沿海即成了生产中心，原料、资本、技术等可源源不断引进，一旦当地劳工不足了，也可自内陆省份源源不断移入，于是两个三角的城市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起，深圳由几乎是零到一个逾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就是一个发展史上的神话与典范。
　　以外需导向为主的沿海城市化，虽然对中国及全球经济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是因此在中国的空间布局上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与麻烦，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的“春运”上！中国因此出现了全球史无前例的人口大移动，国家资源为了春运高峰而不得不在交通运输上投注的巨大资源未必符合经济效益，与此类似的还有西电东输、西气东运的巨大投资与巨大损耗。至于各城市因人口过多导致的各种包括了交通、垃圾、住房等困扰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中国必须从这些昂贵的教训与代价中总结经验，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路还要走下去。
　　根据统计，全球200个国家城市化率平均约75%，发达国家是85%，美国为90%，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现在大约正好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将在新世纪中完成。
　　对于将在新世纪中迎面而来的中国城市化“2.0”，可以有以下的观察：
　　（一）将由外需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这是因为市场形势的“外消内长“，这有利于中国整体空间的合理化布局。
　　（二）经济产业的内需导向与城市化是两件事，但相辅相成。内需导向会加速“内陆”城市化，城市化也有利于拉动内需。
　　（三）中国潜在内需（大约八、九亿人的规模）的持续开发，将改变全球产业发展的导向，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为中国制造“；也因此，会促进全球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投资，并进一步，微妙地牵动到全球的政治关系与战略关系。
　　（四）内需化与城市化一个必然的共同效应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壮大，鉴于中产阶级的特殊性格——保守稳健却又期待改革进步，相信也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这样的观察分析，城市化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诸多发展机遇与问题的核心，所以是中国新世纪的大功课。也因此，我认为中国极有必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研究院“，为新世纪中国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统筹擘划：
　　——在宏观面，擘划全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产业在全国范围中的合理布局；
　　——在中观面，擘划“中心——卫星城市网络”，避免超大城市的出现；
　　——在微观面，为个别城市建设如何避免千篇一律，如何善用自身人文、历史、自然优势打造独特风格提供建议。
　　副总理李克强说，城市化“事关长远的大战略”，旨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