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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历经多少周折，她展现出来的身影，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姿势。那也是我们的姿势。
1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前身是夏津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再往前是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由袁敬华于1992年创建。那一年，她只有17岁，高考失利，父亲患病，看到同村两个聋哑儿扒着小学的铁大门往里瞅，忽然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要是她们有学上该多好啊！”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很快就付诸了行动。
学校就建在自己家里。一间平房，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两张方桌，平时是课桌，饭时是餐桌；一面大镜子，晨起整衣，课时对口型；黑板是一块木板刷上油墨；教材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成……7个学生，有的已经过了最佳语训期，一个音节学几十遍上百遍仍不得要领。不但学生学得失去信心，连袁敬华都想打退堂鼓了。
有一次，她带着学生们出去，一路上不断地有人指指点点，还有人大声喊：“小哑巴、小哑巴老师……”她如芒刺在背。转念一想，这些孩子从小就被这样孤立着成长，他们又该是怎样的心情？
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心就隐隐地疼，也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学生们学不会，袁敬华就让他们摸着自己的发音部位学。这一来，每学会一个音，她的脖子就被捏红一片，润喉片、消炎药比饭吃得都多。
不过，比起教“生活”来，这算不上苦。长期被孤立的苦闷与自卑，在孩子们的心里划下了深重的伤痕。他们几乎不懂“人间事”，方便时不肯入厕，主动洗漱犹如铁树开花，邻居家的鸡蛋经常找不到，鸡窝莫名其妙地被掀，好好的木桶突然就破了个洞……左邻右舍时不时找上门，袁敬华说尽了好话，赔尽了笑脸，邻里关系还是越来越紧张。
他们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姑娘，不过是因为父亲生病影响了高考，再去复读一年多好，干嘛揽这打“哑巴缠”的活儿！
这样的事情多了，袁敬华反而更加软糯，透过学生们这些破坏行为，她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空洞与痛苦。学生张新福刚入校时，不吃、不学、不玩，让他这样，他偏那样。第一次教他说话，让他用手感知老师的声带震动，谁知他竟一下子掐住了袁敬华的脖子，险些令她窒息。她吓了一跳，但惊魂初定后看不到一丝火气，吃饭时照样一口一口喂到小新福嘴里，晚上照样帮他洗脸、洗澡。
那是一段既当爹做娘也当牛做马的日子。幸好，靠着一点一点的温暖，她终于捂热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心，他们一个个开口说话了。
孩子们的声音既不清脆也不婉转，在袁敬华听来，那却真真是天籁啊。
2上学时，袁敬华回家最怕看到父亲的破自行车。如果自行车不在家，那说明父亲不是在田里就是会朋友去了，如果自行车在院子里躺着，那代表父亲生病了。自高考前开始，父亲的自行车就经常在房檐下躺着，这让袁敬华的心紧了又紧，慌了又慌。
聋儿学校开学不久，卖粮食的最后350块钱也让袁敬华拿去买了大镜子，此时父亲又病了，母亲愁得偷偷掉眼泪，劝她到县里的工厂上班，挣点钱给父亲治病。袁敬华紧咬着下唇不出声，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县城，卖了200CC血，从医院出来时天已下起了大雪，加上她早上没吃东西，一时间天旋地转。
怎么回的家，袁敬华已经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把90块钱掏给父亲的同时，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告诉老人家，这是卖血的钱，如果不够下月再去卖，只求老人答应让她教那些孩子。
这件事以袁敬华晕倒在雪地里而告终，不过她求父亲的事最终如愿了。
但钱的事还是没有解决。学生每月交20斤粮食，紧紧巴巴算够吃，每年60元学费，还不够买菜的。经费不够，袁敬华就养了两头猪。有一次，她去给猪喂食，一不小心踩空，掉在了猪圈坑里。等到学生们把她捞上来，只见一身粪泥，18岁的姑娘家，遭遇这种尴尬，又想起以往的种种委屈，一时忍不住悲从中来。这样干究竟图什么？她再次想到了放弃。然而，她哭，学生们也跟着哭，还用并不流利的话说，“老师，我，不好”，“老师，是，我们不好，不好。”
时间在袁敬华一家的咬牙坚持中到了1997年，“让哑巴开口说话”的“神话”传遍了三乡五镇，学校里的学生已达到45名。哥哥的四间婚房学生占了三间，父母的炕上、教室的桌子上，都住上了学生，可铺位还是不够，袁敬华只好搭了顶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帐篷又四面漏风，那真叫冷啊。此时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没钱给孩子们买棉被，袁敬华急得嘴上起燎泡。最后靠家里的麦秸垛救了急——拽了麦秸铺在褥子底下。尽管这样，孩子们还是冻得发抖。营养更是跟不上，师生都是一天两顿咸菜，中午喝面糊汤。晚上，她怀搂着熟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走到了绝境。
绝处如何逢生？提高学费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也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来，有些孩子还是免费就读。究竟该怎么办呢？
袁敬华写了几张征婚启事。上面写道：无论你年龄多大、长相如何，只要你能给这些孩子们盖一所学校，能给孩子温暖，我就嫁给你。
把自己卖了！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
3她的计划在父亲甩来的耳光中破产。那是父亲第一次打她。
可能上天也看到了这艰难师生心中的泪，转过这个冬天，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德州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办公室等拨款捐资为他们建了一所新校园。学生们终于有了标准化的教室、宿舍和教具，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明显增强，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法等课程。
袁敬华用7年心血探索出的一整套聋儿教学模式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2002年，学校再一次扩建，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和学习。
2003年，袁敬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她自费走访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40多所特殊教育学校，跑过山东省多个县的200多个村庄。越了解，心越痛。拿聋儿教育来说，6岁前是语言功能恢复的黄金期，可是很多特教学校只招收8岁以上的孩子，入学后就学习手语。社会上会手语的人有几个呢？
当代表的十余年间，袁敬华先后提交了《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修改残疾人保障法》等多项议案。
袁敬华已经不在一线教课，可是她也无法像好利来的掌门罗红那样，扛着相机去旅行。她得东奔西走去化缘，得为残疾人权益鼓与呼。
她说，有些东西或许从来不曾出现在青春的梦里，可一旦拿起了，就再也放不下。无论历经多少周折，也要朝着既定方向努力。
新注解
聋哑儿，准确的称谓应是聋儿。大部分聋哑儿不会说话，并不是语言系统有什么病变，而是由于听力障碍使之失去模仿学习的可能，从而无法自我校正。
目前的助听手段能够让所有耳聋患者听力得到补偿，聋儿康复训练的有效率达100%。6岁前是康复的黄金期。
再嗦一句手语是发声的克星。聋儿一旦学会手语，往往更不愿意开口说话。
1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前身是夏津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再往前是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由袁敬华于1992年创建。那一年，她只有17岁，高考失利，父亲患病，看到同村两个聋哑儿扒着小学的铁大门往里瞅，忽然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要是她们有学上该多好啊！”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很快就付诸了行动。
学校就建在自己家里。一间平房，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两张方桌，平时是课桌，饭时是餐桌；一面大镜子，晨起整衣，课时对口型；黑板是一块木板刷上油墨；教材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成……7个学生，有的已经过了最佳语训期，一个音节学几十遍上百遍仍不得要领。不但学生学得失去信心，连袁敬华都想打退堂鼓了。
有一次，她带着学生们出去，一路上不断地有人指指点点，还有人大声喊：“小哑巴、小哑巴老师……”她如芒刺在背。转念一想，这些孩子从小就被这样孤立着成长，他们又该是怎样的心情？
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心就隐隐地疼，也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学生们学不会，袁敬华就让他们摸着自己的发音部位学。这一来，每学会一个音，她的脖子就被捏红一片，润喉片、消炎药比饭吃得都多。
不过，比起教“生活”来，这算不上苦。长期被孤立的苦闷与自卑，在孩子们的心里划下了深重的伤痕。他们几乎不懂“人间事”，方便时不肯入厕，主动洗漱犹如铁树开花，邻居家的鸡蛋经常找不到，鸡窝莫名其妙地被掀，好好的木桶突然就破了个洞……左邻右舍时不时找上门，袁敬华说尽了好话，赔尽了笑脸，邻里关系还是越来越紧张。
他们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姑娘，不过是因为父亲生病影响了高考，再去复读一年多好，干嘛揽这打“哑巴缠”的活儿！
这样的事情多了，袁敬华反而更加软糯，透过学生们这些破坏行为，她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空洞与痛苦。学生张新福刚入校时，不吃、不学、不玩，让他这样，他偏那样。第一次教他说话，让他用手感知老师的声带震动，谁知他竟一下子掐住了袁敬华的脖子，险些令她窒息。她吓了一跳，但惊魂初定后看不到一丝火气，吃饭时照样一口一口喂到小新福嘴里，晚上照样帮他洗脸、洗澡。
那是一段既当爹做娘也当牛做马的日子。幸好，靠着一点一点的温暖，她终于捂热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心，他们一个个开口说话了。
孩子们的声音既不清脆也不婉转，在袁敬华听来，那却真真是天籁啊。
2上学时，袁敬华回家最怕看到父亲的破自行车。如果自行车不在家，那说明父亲不是在田里就是会朋友去了，如果自行车在院子里躺着，那代表父亲生病了。自高考前开始，父亲的自行车就经常在房檐下躺着，这让袁敬华的心紧了又紧，慌了又慌。
聋儿学校开学不久，卖粮食的最后350块钱也让袁敬华拿去买了大镜子，此时父亲又病了，母亲愁得偷偷掉眼泪，劝她到县里的工厂上班，挣点钱给父亲治病。袁敬华紧咬着下唇不出声，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县城，卖了200CC血，从医院出来时天已下起了大雪，加上她早上没吃东西，一时间天旋地转。
怎么回的家，袁敬华已经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把90块钱掏给父亲的同时，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告诉老人家，这是卖血的钱，如果不够下月再去卖，只求老人答应让她教那些孩子。
这件事以袁敬华晕倒在雪地里而告终，不过她求父亲的事最终如愿了。
但钱的事还是没有解决。学生每月交20斤粮食，紧紧巴巴算够吃，每年60元学费，还不够买菜的。经费不够，袁敬华就养了两头猪。有一次，她去给猪喂食，一不小心踩空，掉在了猪圈坑里。等到学生们把她捞上来，只见一身粪泥，18岁的姑娘家，遭遇这种尴尬，又想起以往的种种委屈，一时忍不住悲从中来。这样干究竟图什么？她再次想到了放弃。然而，她哭，学生们也跟着哭，还用并不流利的话说，“老师，我，不好”，“老师，是，我们不好，不好。”
时间在袁敬华一家的咬牙坚持中到了1997年，“让哑巴开口说话”的“神话”传遍了三乡五镇，学校里的学生已达到45名。哥哥的四间婚房学生占了三间，父母的炕上、教室的桌子上，都住上了学生，可铺位还是不够，袁敬华只好搭了顶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帐篷又四面漏风，那真叫冷啊。此时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没钱给孩子们买棉被，袁敬华急得嘴上起燎泡。最后靠家里的麦秸垛救了急——拽了麦秸铺在褥子底下。尽管这样，孩子们还是冻得发抖。营养更是跟不上，师生都是一天两顿咸菜，中午喝面糊汤。晚上，她怀搂着熟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走到了绝境。
绝处如何逢生？提高学费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也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来，有些孩子还是免费就读。究竟该怎么办呢？
袁敬华写了几张征婚启事。上面写道：无论你年龄多大、长相如何，只要你能给这些孩子们盖一所学校，能给孩子温暖，我就嫁给你。
把自己卖了！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
3她的计划在父亲甩来的耳光中破产。那是父亲第一次打她。
可能上天也看到了这艰难师生心中的泪，转过这个冬天，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德州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办公室等拨款捐资为他们建了一所新校园。学生们终于有了标准化的教室、宿舍和教具，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明显增强，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法等课程。
袁敬华用7年心血探索出的一整套聋儿教学模式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2002年，学校再一次扩建，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和学习。
2003年，袁敬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她自费走访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40多所特殊教育学校，跑过山东省多个县的200多个村庄。越了解，心越痛。拿聋儿教育来说，6岁前是语言功能恢复的黄金期，可是很多特教学校只招收8岁以上的孩子，入学后就学习手语。社会上会手语的人有几个呢？
当代表的十余年间，袁敬华先后提交了《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修改残疾人保障法》等多项议案。
袁敬华已经不在一线教课，可是她也无法像好利来的掌门罗红那样，扛着相机去旅行。她得东奔西走去化缘，得为残疾人权益鼓与呼。
她说，有些东西或许从来不曾出现在青春的梦里，可一旦拿起了，就再也放不下。无论历经多少周折，也要朝着既定方向努力。
新注解
聋哑儿，准确的称谓应是聋儿。大部分聋哑儿不会说话，并不是语言系统有什么病变，而是由于听力障碍使之失去模仿学习的可能，从而无法自我校正。
目前的助听手段能够让所有耳聋患者听力得到补偿，聋儿康复训练的有效率达100%。6岁前是康复的黄金期。
再嗦一句手语是发声的克星。聋儿一旦学会手语，往往更不愿意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