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大头娃娃”、“苏丹红”、“瘦肉精”、“齐二药假药”等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药品监管形势日渐严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素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童叟无欺的礼仪之邦，最基本的食品药品安全却屡屡出现问题？最推崇的道德诚信却连连被严重损害？
　　悠悠万事，民生为本。我们要确保食品药品安全，重塑社会诚信，需要靠思想教育，需要靠专项整治，需要靠危机处理，但起根本性、基础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作用的还是体制和制度。
　　那些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保护者，说到底还是受利益的驱逐，为了利益不计后果、践踏法律，直至泯灭良知、出卖良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整套极其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和制度，让一切心存侥幸、图谋不轨的个人与企业不敢和不能以身试法；让一切企图违反法律牟取不义之财的行为被及时发现和遏制；让一切胆大妄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的违法犯罪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追悔莫及，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让一切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质量为先的生产者、经营者最大限度地获得诚信的红利、体制的保障和法治的阳光。
　　唐人戴胄曾言：“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律体现的是国家的诚信，国家的意志，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十分完善，不能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和普遍的遵守，我们就不能真正确立国家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不可能真正保证企业的诚信、公民的诚信和整个社会的诚信。
　　西方有一位学者曾这样形容当今的中国：“山的一面是稳定，一面是危机，而迄今为止中国在山脊上走得很好。”虽然说得未必准确，却很形象，也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各种矛盾的关联性、积聚性、敏感性进一步增强，很容易引起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动荡和局部危机。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才一再告诫全党要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虽然我们这些年在维护社会稳定、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我们要认识到，处理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重大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系统的社会工程，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又会产生。过多依赖事后补救、末端治理的解决方式，很容易陷入盲目被动、疲于应付、甚至恶性循环的境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要认识到，越是从发展的早期进入发展的中期和后期，越是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制度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就越加凸显，就越需要把法治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努力用法治来防纠纷于未起，化矛盾于未发，坚决克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个体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倾向，坚决纠正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的过度追逐，坚决防止在处理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出现任何体制性迟钝和麻木现象。
　　诚然，体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成效有一个从小到大、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难以立竿见影，快速见效。但是，制度的导向和预期作用却使其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雪球效应”，制度执行得越持久、越稳定，其成效就越成倍放大；而如果我们现在在制度建设上稍有松懈，未来出现的问题就可能是全局性、长期性、甚至是灾难性的，解决起来事倍功半，积重难返。这方面的正面例证不胜枚举，负面教训也极其深刻。当前，我们要特别重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保护公民权益类法律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类法律制度、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类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类法律制度、化解社会纠纷类法律制度。要使这5类法律制度相互依存、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