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古代，马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其无论是对日常的出行还是信息传递，亦或是军事发展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所以在我国历朝历代，对于马匹都十分的重视。从现阶段的研究资料来看，学术界对于古代骑马的起源存在着争论，主要的争论观点有三个，分别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和春秋说、先周说。文章基于古代文献资料和马的化石研究对马的骑乘和驾车起源做具体的分析，旨在对马之骑乘和驾车有更全面的认知。
关键词：古代，马，骑乘，驾车
一、唐前士大夫出行驾车多于骑马的原因分析
从目前出土的马化石资料分析来看，马的驯养历史比较早，其用于骑乘的历史也比较早，但是对我国唐以前的史料做分析可知，士大夫在出行的时候，明显驾车多于骑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通过资料总结和分析发现，马最初被驯化确实是用于骑乘的，但是在车发明后，马更多的是用于驾车，而且车与马的结合被广泛的用于车战，这种新的战争形式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同时由于制车技术的复杂性和制车材料的稀缺性，都决定了车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可以拥有和乘坐的[1]。
马与车的结合，无可辩驳的是历史的进步。而赵武灵王摒弃战车而胡服骑射仅仅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日常生活中，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车的乘坐功能永远是优于骑乘的。乘车，一直是统治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第一是安全因素。对骑马和驾车的安全性做考虑发现驾车的安全系数更高。之所以说骑马不安全，这与马具的不完善有显著的关系。对骑马安全性做分析会发现影响骑马安全的主要马具是马鞍和马镫。从资料记载来看，带鞍桥的马鞍始于西汉，而高鞍桥的马鞍在西晋才开始流行。至于马镫，西晋开始出现单马镫，之后才开始出现了双马蹬。基于资料分析可知，在西汉之前，稳定可靠的马鞍利用基本不存在，马镫更是还没出现，所以骑马安全性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士大夫在出行选择方面更会倾向于驾车。
第二是有禁制要求。对古代文献做具体的查阅发现存在着弃车骑马而被弹劾的情况，这说明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唐前，关于骑马是有禁制的，所以在日常出行中，士大夫必须要舍马而驾车，否则会受到处罚。正是因为有了此禁制，所以士大夫在生活中才会驾车多于骑马。
第三是骑马有违礼制。中国人尚礼，所以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称呼。对于礼，历朝历代有明确的规定，凡是不合乎礼制的行为，均会受到谴责或者是处罚。礼制要求士大夫坐姿要雅，而骑马姿势不雅，所以为礼制所摒弃[2]。再者，士大夫的朝服不适合骑马，穿朝服骑马被视为对朝服的亵渎，所以鲜有士大夫会穿朝服骑马。除此之外，古人有夏夷有别的思想，而他们普遍的认为骑马是蛮夷行为，所以排斥骑马。
二、马之骑乘的溯源分析
马用于骑乘究竟始于何时，这是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基于此问题，存在着两个派系。第一个派系研究此问题立足于马之骑乘早于马之驾车，第二个派系研究此问题立足于马之骑乘晚于马之驾车。
（一）马之骑乘早于马之驾车
就第一派系的具体研究来看，其主要以出土的马化石为基本分析资料，就目前的考古研究分析来看，在较多的史前村落遗址存在着马的化石，这从正面证实人类驯养马的历史比较的久。人们驯养马匹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它用作食物，此外还用来骑乘。研究发现，马的驯养比车子的出现要早近千年，但长期以来，拉车的主要是牛，而不是马。我们知道，早期的车子比较笨重，一般为四轮，车轮是实心的，车身也比较大。这种车子可以承受较多的重量，但无法经受高速运行。所以这样的车很适合用牛来拉，因为牛耐力强，但速度慢。马的特点则不在于其承重能力，而在于其速度，所以马拉的车需要轻便、结实。牛车主要用作运输货物，马车则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等这样。因为马用于战争，属于国之大事，就会载入史册，在人们的印象中，马与车就是同时出现的。至于骑马晚于驾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因为骑兵的推广涉及战争形式的改变，属于国之大事，才得以载入史册，流传后世，广为人知。然而，马用于生活中的骑乘非国之大事，很少载入史册，后人认为就不存在了。
我们再从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去推论，先有骑马是自然的，配上简单的鞍具，骑上用以代步行猎。在比较原始的条件下，这种代步方法也是表较容易实现的。而到卜辞和史书记载的车乘，也是统治阶级对于舒适性的需求所致，因为车制造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制车材料的稀缺性，都决定了车这一物件的阶级垄断性。完全脱离生生活，仅用史书材料考证是不科学的，骑乘是生活所用，在车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有骑马也是极有可能的。
（二）马之骑乘晚于马之驾车
就第二派系的具体研究来看，其立足于马之驾车早于马之骑乘，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三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分别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春秋说、先周说。以下是三种学说的具体分析。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
在中国历史解读中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记载，所以很多学者认为马之骑乘起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推广，这一学说影响深远。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就马车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其强调在“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所以一般的车，都是有马的，所以古人所说的御车，实际上也是御马。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从匈奴处学来了骑马，并广泛进行推广，所以骑马才开始在中原盛行。骑马起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然影响巨大，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唐人孔颖达和清人惠栋、宋人陈大昌和清人顾炎武。顾炎武在《日知录·骑》中指出“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顾炎武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重点是推广胡服，以便于骑射，也就是说骑射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不过是因为衣服的原因不便骑射，所以提出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骑射是先于赵武灵王的，马之骑乘起源于赵武灵王便存在偏颇。
2、春秋说
唐人孔颖达和清人惠栋认为马之骑乘起源于春秋。唐人孔颖达在《正义》中指出“古有服牛乘馬，马以驾车，不能单骑也。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公共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行也。”从孔颖达的具体记载和分析来看，单骑不是从六国开始的，在春秋的时候已经有了。
3、先周说
宋人陈大昌和清人顾炎武认为骑马起源于先周。“走马”在诗经中已经出现，《诗经·大雅》：“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古公亶父指的就是周文王的祖父，这里的走马指的就是骑乘，这说明骑马在殷代就已存在。从殷墟发掘的卜辞中，指出殷代既有驾车逐鹿的狩猎，亦有骑马田猎的记载。殷墟小屯后五次的发掘，发现了人马合葬坑，更确实的证明了骑射的存在。地质学家石璋如说：“骑马要比驾车早。”
综上所述，马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运输和军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养马，设有马政。其实马与车的结合只是反映的统治阶级的生活，而骑马也是比较普遍的地域和生活现象。而且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马的驯化首先用于骑乘，制造出适合马拉的车的技术要求较高的实际情况来看，马用于骑乘都是超前和普遍于驾车的。
参考文献
[1] 潘铭基. 胜义纷陈的古代马世界[J]. 古典文学知识，2019（4）：73-79.
[2] 菊地大树，刘羽阳. 中国古代家马再考[J]. 南方文物，2019（1）：136-150.
关键词：古代，马，骑乘，驾车
一、唐前士大夫出行驾车多于骑马的原因分析
从目前出土的马化石资料分析来看，马的驯养历史比较早，其用于骑乘的历史也比较早，但是对我国唐以前的史料做分析可知，士大夫在出行的时候，明显驾车多于骑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通过资料总结和分析发现，马最初被驯化确实是用于骑乘的，但是在车发明后，马更多的是用于驾车，而且车与马的结合被广泛的用于车战，这种新的战争形式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同时由于制车技术的复杂性和制车材料的稀缺性，都决定了车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可以拥有和乘坐的[1]。
马与车的结合，无可辩驳的是历史的进步。而赵武灵王摒弃战车而胡服骑射仅仅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日常生活中，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车的乘坐功能永远是优于骑乘的。乘车，一直是统治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第一是安全因素。对骑马和驾车的安全性做考虑发现驾车的安全系数更高。之所以说骑马不安全，这与马具的不完善有显著的关系。对骑马安全性做分析会发现影响骑马安全的主要马具是马鞍和马镫。从资料记载来看，带鞍桥的马鞍始于西汉，而高鞍桥的马鞍在西晋才开始流行。至于马镫，西晋开始出现单马镫，之后才开始出现了双马蹬。基于资料分析可知，在西汉之前，稳定可靠的马鞍利用基本不存在，马镫更是还没出现，所以骑马安全性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士大夫在出行选择方面更会倾向于驾车。
第二是有禁制要求。对古代文献做具体的查阅发现存在着弃车骑马而被弹劾的情况，这说明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唐前，关于骑马是有禁制的，所以在日常出行中，士大夫必须要舍马而驾车，否则会受到处罚。正是因为有了此禁制，所以士大夫在生活中才会驾车多于骑马。
第三是骑马有违礼制。中国人尚礼，所以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称呼。对于礼，历朝历代有明确的规定，凡是不合乎礼制的行为，均会受到谴责或者是处罚。礼制要求士大夫坐姿要雅，而骑马姿势不雅，所以为礼制所摒弃[2]。再者，士大夫的朝服不适合骑马，穿朝服骑马被视为对朝服的亵渎，所以鲜有士大夫会穿朝服骑马。除此之外，古人有夏夷有别的思想，而他们普遍的认为骑马是蛮夷行为，所以排斥骑马。
二、马之骑乘的溯源分析
马用于骑乘究竟始于何时，这是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基于此问题，存在着两个派系。第一个派系研究此问题立足于马之骑乘早于马之驾车，第二个派系研究此问题立足于马之骑乘晚于马之驾车。
（一）马之骑乘早于马之驾车
就第一派系的具体研究来看，其主要以出土的马化石为基本分析资料，就目前的考古研究分析来看，在较多的史前村落遗址存在着马的化石，这从正面证实人类驯养马的历史比较的久。人们驯养马匹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它用作食物，此外还用来骑乘。研究发现，马的驯养比车子的出现要早近千年，但长期以来，拉车的主要是牛，而不是马。我们知道，早期的车子比较笨重，一般为四轮，车轮是实心的，车身也比较大。这种车子可以承受较多的重量，但无法经受高速运行。所以这样的车很适合用牛来拉，因为牛耐力强，但速度慢。马的特点则不在于其承重能力，而在于其速度，所以马拉的车需要轻便、结实。牛车主要用作运输货物，马车则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等这样。因为马用于战争，属于国之大事，就会载入史册，在人们的印象中，马与车就是同时出现的。至于骑马晚于驾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因为骑兵的推广涉及战争形式的改变，属于国之大事，才得以载入史册，流传后世，广为人知。然而，马用于生活中的骑乘非国之大事，很少载入史册，后人认为就不存在了。
我们再从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去推论，先有骑马是自然的，配上简单的鞍具，骑上用以代步行猎。在比较原始的条件下，这种代步方法也是表较容易实现的。而到卜辞和史书记载的车乘，也是统治阶级对于舒适性的需求所致，因为车制造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制车材料的稀缺性，都决定了车这一物件的阶级垄断性。完全脱离生生活，仅用史书材料考证是不科学的，骑乘是生活所用，在车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有骑马也是极有可能的。
（二）马之骑乘晚于马之驾车
就第二派系的具体研究来看，其立足于马之驾车早于马之骑乘，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三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分别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春秋说、先周说。以下是三种学说的具体分析。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
在中国历史解读中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记载，所以很多学者认为马之骑乘起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推广，这一学说影响深远。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就马车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其强调在“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所以一般的车，都是有马的，所以古人所说的御车，实际上也是御马。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从匈奴处学来了骑马，并广泛进行推广，所以骑马才开始在中原盛行。骑马起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然影响巨大，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唐人孔颖达和清人惠栋、宋人陈大昌和清人顾炎武。顾炎武在《日知录·骑》中指出“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顾炎武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重点是推广胡服，以便于骑射，也就是说骑射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不过是因为衣服的原因不便骑射，所以提出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骑射是先于赵武灵王的，马之骑乘起源于赵武灵王便存在偏颇。
2、春秋说
唐人孔颖达和清人惠栋认为马之骑乘起源于春秋。唐人孔颖达在《正义》中指出“古有服牛乘馬，马以驾车，不能单骑也。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公共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行也。”从孔颖达的具体记载和分析来看，单骑不是从六国开始的，在春秋的时候已经有了。
3、先周说
宋人陈大昌和清人顾炎武认为骑马起源于先周。“走马”在诗经中已经出现，《诗经·大雅》：“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古公亶父指的就是周文王的祖父，这里的走马指的就是骑乘，这说明骑马在殷代就已存在。从殷墟发掘的卜辞中，指出殷代既有驾车逐鹿的狩猎，亦有骑马田猎的记载。殷墟小屯后五次的发掘，发现了人马合葬坑，更确实的证明了骑射的存在。地质学家石璋如说：“骑马要比驾车早。”
综上所述，马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运输和军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养马，设有马政。其实马与车的结合只是反映的统治阶级的生活，而骑马也是比较普遍的地域和生活现象。而且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马的驯化首先用于骑乘，制造出适合马拉的车的技术要求较高的实际情况来看，马用于骑乘都是超前和普遍于驾车的。
参考文献
[1] 潘铭基. 胜义纷陈的古代马世界[J]. 古典文学知识，2019（4）：73-79.
[2] 菊地大树，刘羽阳. 中国古代家马再考[J]. 南方文物，2019（1）：13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