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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的时候胡适先生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
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很多年以前，当他被问：“你要做王永庆还是余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说，今日台湾，胡适仿佛一个“过气的英雄”，他的纪念馆，迎来送往的除了台湾中小学生，多是内地去的学者。
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
人物周刊：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10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似乎对“妥协”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协”的一生？
人物周刊：韦莲司女士在对待与胡适先生这段情义上，表现出东方式的妇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黄克武：韦莲司一生都在保护胡适的清誉，是为他牺牲的女性中的一个。他们认识的时候胡适已经订了亲，当时他们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精神层面上的交汇碰撞非常强烈，所以韦莲司说“在灵魂上已经结婚”。后来胡适回国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国，1920-1930年间，两人才有肌肤之亲。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之后，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对某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是男女之间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胡适一生都在追求心灵深处、灵魂之上的碰触，后来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这种角色，像徐志摩。
韦莲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风气普遍比较保守，加上韦莲司生活在东岸，受清教传统影响，所以她为胡适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养。
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基本上他是个实事求是理性思维的人；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有美国东岸好大学里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从1914年他们结识后，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其中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中西文化的对比等，所以胡适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还说在两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适赴美的早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可惜周质平只把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翻译出来了，没把韦写给胡的译出来，所以缺了一半。
韦莲司一生未嫁。胡适后来寄给她一张江冬秀与3个孩子的合影，1953年还带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个月，不知道她内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离开美国，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岛，直到1971年过世，86岁。1962年胡适过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适写给她的信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后来全部捐给胡适纪念馆。实际上她是在把关，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辞删掉了，因为当时江冬秀还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
鲁迅却没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不是五四运动，也不是反五四运动，而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和互动，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对于胡适在大陆的研究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近些年是个什么境况？
黄克武：还是不行。政治的影响蛮大的：在冷战的架构之下，胡适和鲁迅长期以来是相对的。在大陆鲁迅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有太多人注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东西，我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偷偷看《阿Q正传》，两相对比很鲜明。
除此之外，我觉得跟台湾文化的气氛有关，它是温和的，肯定传统的，而鲁迅的作品大多对中国传统中黑暗的部分作无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样。
（除“胡适与蒋介石”外，本文其他图片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授权）
黄克武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著有《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以及有关严复、梁启超、明清文化史的学术论文几十篇。
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很多年以前，当他被问：“你要做王永庆还是余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说，今日台湾，胡适仿佛一个“过气的英雄”，他的纪念馆，迎来送往的除了台湾中小学生，多是内地去的学者。
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
人物周刊：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10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似乎对“妥协”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协”的一生？
人物周刊：韦莲司女士在对待与胡适先生这段情义上，表现出东方式的妇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黄克武：韦莲司一生都在保护胡适的清誉，是为他牺牲的女性中的一个。他们认识的时候胡适已经订了亲，当时他们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精神层面上的交汇碰撞非常强烈，所以韦莲司说“在灵魂上已经结婚”。后来胡适回国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国，1920-1930年间，两人才有肌肤之亲。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之后，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对某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是男女之间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胡适一生都在追求心灵深处、灵魂之上的碰触，后来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这种角色，像徐志摩。
韦莲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风气普遍比较保守，加上韦莲司生活在东岸，受清教传统影响，所以她为胡适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养。
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基本上他是个实事求是理性思维的人；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有美国东岸好大学里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从1914年他们结识后，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其中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中西文化的对比等，所以胡适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还说在两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适赴美的早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可惜周质平只把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翻译出来了，没把韦写给胡的译出来，所以缺了一半。
韦莲司一生未嫁。胡适后来寄给她一张江冬秀与3个孩子的合影，1953年还带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个月，不知道她内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离开美国，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岛，直到1971年过世，86岁。1962年胡适过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适写给她的信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后来全部捐给胡适纪念馆。实际上她是在把关，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辞删掉了，因为当时江冬秀还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
鲁迅却没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不是五四运动，也不是反五四运动，而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和互动，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对于胡适在大陆的研究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近些年是个什么境况？
黄克武：还是不行。政治的影响蛮大的：在冷战的架构之下，胡适和鲁迅长期以来是相对的。在大陆鲁迅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有太多人注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东西，我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偷偷看《阿Q正传》，两相对比很鲜明。
除此之外，我觉得跟台湾文化的气氛有关，它是温和的，肯定传统的，而鲁迅的作品大多对中国传统中黑暗的部分作无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样。
（除“胡适与蒋介石”外，本文其他图片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授权）
黄克武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著有《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以及有关严复、梁启超、明清文化史的学术论文几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