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定名罗汉画名相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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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罗汉题材的绘画,曾命丁观鹏、姚文瀚等宫廷画家创作了大量的罗汉画,还亲自对罗汉的名号和座次进行考订,并依章嘉国师编纂的《同文韵统》重定了罗汉的名号.十六罗汉的座次则与章嘉国师所编《诸佛菩萨圣像赞》中的一致,系遵循了藏地的传统.十八罗汉中的最后两位接纳的是汉地的降龙和伏虎.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有两个失误:第七和第八、第十七和第十八尊者的译名对译错误,位号错置.本文对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两个失误的详情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中亦能窥见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认知和宗教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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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兵文臣是南宋特殊政局下的重要群体,他们或由武职入官,因军功改换文资,由此进入士大夫群体;或本是科举出身,但却主要依由军功获得官阶职事的升转.辛弃疾的仕宦生涯便走的是以武功换文职的路径,故而他的身份是典型的南宋统兵文臣.辛弃疾本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并自觉以统兵文臣的价值观念勉励自我与他人.稼轩词中的高频典故“貂蝉元出兜鍪”便是典型案例,既展现着辛弃疾的统兵文臣身份认同,亦承载着主流士大夫对统兵文臣的排斥与疏离.统兵文臣身份导致了辛弃疾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日常心态等殊异于主流科举士大夫,促成了稼轩词极富
满族士人额勒布曾被认定有藤花榭书坊,在嘉庆二十三年左右刊行《绣像红楼梦》.刊本实物表明,藤花榭自程甲本问世不久至道光后期,一直在刊行《绣像红楼梦》,形成内含八种刊本的巾箱本系统;乾隆五十七年左右至道光二十九年,还刊刻文言小说《谐铎》和《红楼梦补》,亦是同样大小的巾箱本.这些与额勒布的生平不符.解读藤花榭其他刊本附载的历史信息,该书坊发轫于康熙末,主人是祖籍江南歙县的扬州仪征汪氏;与刊行《绣像红楼梦》关系紧密的应是汪梦桂、汪昌序父子,后者有《紫藤花榭诗草》保存至今.藤花榭书坊主被张冠李戴的原因与藤花榭刊《绣
2021年7月23日,"《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隆重召开,庆祝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宏大、最完备的戏曲文献整理工程《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十集顺利出版,《丛刊》全十集历经六十七年终成完璧.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举办,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多家单位出席了会议,来自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梅兰芳纪念馆、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上海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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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地区的佛寺建筑群中,有不少后殿保存有金元时期的建筑构件.结合石刻记载,可知佛寺后殿在这一时段作为法堂存在.这一遗存现象揭示了该地区金代佛教禅宗的又一次蓬勃发展.通过相关碑文,还可以明确元代风行于当地的禅宗宗派是临济宗.作为重要的物质史料,建筑遗存及其所营造的空间,能够增进我们对特定地区佛教发展过程的认知.
阿里地区普兰县的萨朗石窟由东、西两座洞窟构成,曾是一个小型的僧人修行地.作者通过对西侧洞窟的壁画识别,推测该窟曾属于直贡噶举派;又通过与有确切纪年的普兰县的另一处直贡噶举派寺庙贵空寺的壁画配置对比,推断西侧石窟壁画应晚于17世纪初.该窟壁画中除直贡噶举派元素和地方神之外,尚存的宁玛派元素可证明直贡噶举派对宁玛派教法的吸收.作为被学界长期忽视的洞窟,萨朗石窟的此次调查为直贡噶举派在阿里普兰的传播提供了新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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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罗汉题材的绘画,曾命丁观鹏、姚文瀚等宫廷画家创作了大量的罗汉画,还亲自对罗汉的名号和座次进行考订,并依章嘉国师编纂的《同文韵统》重定了罗汉的名号.十六罗汉的座次则与章嘉国师所编《诸佛菩萨圣像赞》中的一致,系遵循了藏地的传统.十八罗汉中的最后两位接纳的是汉地的降龙和伏虎.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有两个失误:第七和第八、第十七和第十八尊者的译名对译错误,位号锴置.本文对乾隆帝新定的罗汉位号、两个失误的详情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中亦能窥见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认知和宗教取向.
2021年7月30日—8月1日,"新史料与新视野:中国传统戏剧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广州市海珠区)中文堂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中文系共同主办,海内外五十多个学术单位一百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开幕式由黎国韬主持,黄天骥、康保成、彭玉平致开幕词;赵晓寰、容世诚、林鹤宜、陈芳、冈崎由美、吴国钦、姚小鸥、赵山林、张大新、康保成、董上德、黄仕忠、延保全、纪德君、李伟、程芸、谷曙光、郑劭荣、刘晓明、李舜华、陈志勇等二十多位专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和论文评议;此外还举行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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