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成果的认识,总的来说,已渐趋一致。但在对其人其事、其学术主张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如何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推到一个更深更广的新的高度,以更好地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出版,正好适应了这个需要。
　　本书可以概括为新、实、慎三个特点。一、新。指新颖准确的命题和在明中期改革的定位、内阁争斗实质、对张居正改革的分析、张居正的操守等问题上的新观点。
　　过去的研究,多囿于张居正改革本身,或"一条鞭法"等某一单项。作者打破了这局限,从"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个认识出发,另辟蹊径,把张居正与明中后期整个政局紧密联系起来审视。
　　对明中期的大改革,论者多将其定位为"万历初元大改革",鲜有提及高拱对改革的贡献。本书却将之明确地定位为"隆万大改革",把它分为隆庆时期与万历时期两个相承传的阶段,指出关于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改革人事制度、重点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隆庆时出台并取得过效果的,它为万历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政策走向,万历时期只是其合理的延续与发展。这样的观点是作者首次提出。
　　对隆庆朝内阁成员中激烈的矛盾,过去基本上将之视为争夺权力的"混斗",本书却认为权力争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彼此在政纲上的严重分歧、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上的对垒。作者从大量有关人员的文集、传记中,理出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思想文化背景、性格、学术源流和政治取向,将之进行认真对比,分辨其在学术上门户和理论上的分野,指出徐阶、李春芳等是遵奉"阳明学派",因而坚持保守旧制的治道观点,而高、张服膺并推行的乃是法家学说,立足于变。这无法逾越的鸿沟,正是他们在政见上分歧的折射。因此这种斗争不能笼统地称为"混斗"。这个观点,无疑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张居正改革内涵很丰富,其中各项改革情况、效果也不尽相同,过去论者对之评说虽然很多,但往往失之于笼统。本书则将这次改革视为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安排了9个章节、即占全书将近60%的篇幅,对改革的内容逐一进行了专题性的认真审核,查考其源流、实施及社会效果,然后作出综合的评估,既肯定了它的成果,亦不讳言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等"败笔"。这种既全面又客观,逐项有分析有结论的写法,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
　　二、实。指广泛占有史料,让史实说话,由扎实的论据得出平实公允的结论。本书引用书目文献非常丰富,除常见书外,单是私人笔记、文集、书信便达150种,以明代为主的方志65种。其中的一些如张四维《条麓堂集》、骆问礼《万一楼集》等,基本上还没有人注意和加以利用。单就引用文献目录本身而言,已可供有关研究者作索引之用,嘉惠学人匪浅。
　　为了考实丈量田地和推行一条鞭法的情况,作者选读了万历以迄清末的大量方志,然后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亦指出有"册报多虚"、"溢额"等弊端,并分析其成因和影响。为了论证改革始于隆庆时,高拱对之曾起过重大作用,作者以"高拱四种"为依据,肯定了高、张的合作,列举了高在军事方面进行人事调整等贡献,这既是道人所未道,亦是还高拱一个公道。
　　三、慎。指作者审慎的写作态度与严谨的学风。作者运用史料很多,但并不是信手拈来。如,为了准确地探寻张所处的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时代背景,作者为有关的60个人物立了专档,对他们的事一一梳爬、鉴别、推敲,然后才用作立论依据。对资料的考订也很细,如对《张太岳集 答应天巡抚王古林》,作者即指出此信的题衔有误,当时的应天巡抚应该是宋仪望。
　　在运用史学方法上亦见灵活,有抒情的叙事述怀,有分析、比较、综合、论断,附表分政局、事亦两部分,亦不拘常格。至于各章节长短安排,均由内容决定,不强求形式上的排比统一,显得自然。
　　作者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思考",资料谙熟,对本书写作是成竹在胸,但下笔后仍一再修订稿子,不断利用各种机会与同行交流研究心得,征求意见。这种敬业精神,在今天尤其难能可贵。
　　虽然,由于作者太拘泥于言必有据,惟恐对问题交代不周,以致书中有些地方的行文和注释略嫌细碎,个别地方引用史料多了点,意有重复。一些章节题目文字长了点,不够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