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关于散文体小说《闷与狂》及其他

　　最近的文壇很是热闹，鲁奖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有三个作家，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第一个，当属王蒙先生，他因为新近出版了所谓的长篇小说《闷与狂》，广被关注，也备受争议。第二个是张贤亮先生，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后来西部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因为他的离世落幕而被人们热议。第三个是萧红先生，也可以称为萧红女士，因为电影《黄金时代》的国庆热映，而继去年电影《萧红》后再度掀起一股萧红热。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王蒙最新双长篇小说学术研讨会”，乍一听，觉得有点怪，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一事一议。但后来一想，这事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有点怪，但发生在王蒙先生身上，就很正常。熟悉王蒙文学的读者，我这里是指读过他作品的人，是过去进行时的那群人。而相对于过去进行时的人群，所对应的应该是将来进行时的人群。我们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基本上属于现在进行时。那么，有人会问，你当属于哪一种人群？我想说，我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将来。
　　我不是纯粹的学院式理论家，我是读者，是作者，是研究者，是记者，是王蒙文学的追随者，是这个会议的关注者，也是一个极想发言表明我观点的人。我不说，我不抢着说，但我怕别人先说，别人先说我就不好再说，我就得转化思路，我就得顿悟，我就得冥思苦想，我就得见招拆招，我就得一鸣惊人，我就得与众不同，我就得发飙，说一些歪理邪说，说一些你不敢说的话，说一些你想不到的话，让王蒙先生知道我，让与会者知道我，让这个会结束后大家还议论我。哈哈，请允许我摹仿王蒙先生的叙述方式、表达方式、思想方式。
　　请注意，我在这里谈的不是王蒙先生的具体哪部小说，哪篇散文，哪首诗，哪篇讲话，我说的是王蒙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字和与文学有关的非文字的东西。譬如他的社会活动，譬如他的演讲，譬如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中国，我不知道哪个作家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用文学去冠名，去定义，我们过去可以用鲁迅小说、老舍小说、朱自清散文、杨朔散文去冠名去定义去解读，但很少有人用鲁迅文学、老舍文学去冠名定义的。今天，我提出了王蒙文学这个说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吸引眼球，不是溜须拍马，不是想让王蒙先生点一个赞，而是实在是被王蒙先生三十年来在文学形式上的不断突破创新所吸引。
　　毫无疑问，王蒙先生是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以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领潮头之先风气之先最不拘形式也是最讲形式的人，从他早期的意识流到他后来的散文、随笔、回忆录、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文、讲演稿以及思想性散文《大块文章》《九命七羊》《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读书解人》以及去年以来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和今年的《闷与狂》等等。对此，有人惊呼王蒙写疯了，什么都写，什么都尝试，什么话都说，什么都让你来不及准备，什么都让你措手不及，什么都让你速度惊人，什么都让你瞠目结舌。关于《闷与狂》，有人说它是小说，有人说它是散文，有人说它是回忆录，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蒙先生以他特有的语言、结构、情绪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非要说它是小说，也可以。记得丁玲在谈到萧红的小说时，曾说萧红写的不像小说。萧红则说，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小说，我的小说就这样写。我想也是，谁规定小说怎么写了，谁给小说下定义了。谁规定小说就是罗贯中，就是曹雪芹，就是鲁迅，就是老舍，就是托尔斯泰，就是马尔克斯，就是莫泊桑了。我看到《上海文学》选了书中的某章节，但并没标出这是什么文体，它只告诉读者这是王蒙先生的一个专栏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它属于文学，它不属于小说、散文、随笔、笔记、日记，它只属于王蒙式的表达。
　　关于散文体小说《闷与狂》的书写，王蒙先生是有他的想法的，这种想法是一种试验，这就如同他当年玩意识流，你习惯不习惯，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反正我要这样写，怎么开心就怎么写，怎么逗你玩儿就怎么写。我就是马三立，我就是周立波，我就是郭德纲，我就是老梁说事，我就是百家讲坛，我就是国宝档案。王蒙先生在书中其实也不止一次在向读者表白，他说：“这本书你在阅读，这本书现在完全听你的支配，你想翻到第几页就是第几页，你想卷到什么程度就卷到什么程度。”他还说：“快乐是一种变化。缺少变化是烦闷的由来。而烦闷是快乐的死敌。你烦闷了，你感到了一种重复，重复使人疑惑，你需要醍醐灌顶，你需要振聋发聩，你需要当头棒喝，你需要五雷轰顶，你需要革面洗心，你需要做得成强悍，强悍得成钢铁，你要敢下手，出手辣，炼就铁砂掌。你不能对别人出手，你还不敢对自己出手吗？你要敢尝试敢变化敢刀山火海敢就地十八滚降龙十八掌练就十八般武艺扫堂腿横扫千钧，远走高飞千里万里与往事干杯。”
　　这就是王蒙，不断寻求变化的王蒙，不断寻求新鲜的王蒙，不断寻求刺激的王蒙，不断特立独行的王蒙，不断让人眼花缭乱的王蒙。人生就是一条直线，你可以选择一个又一个线段，这个线段就是你的直接经历，它是可以确定的。而人的思想是穿越线段后向两端继续发展延伸的射线，它具有非确定性。艺术也是如此，王蒙文学的特点其确定性在于他始终不断地寻求变化，其非确定性在于是怎么变化。我们过去总爱说，某某作家形成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王蒙先生却不信这个圈套，这个惯式，这个约定俗成，这个千篇一律，这个被人膜拜，这个被人定义，他总是在变着法儿地玩魔术，玩魔方，玩花样，玩捉黑枪，玩打升级，玩敲三家，玩砸金花儿，玩斗地主，玩掼蛋，玩押大小，玩青一色，玩一条龙，对于他这种昏天黑地、五光十色、神出鬼没式的写作，从一开始它就被关注，被争议，被口吐莲花，被说三道四，这使我想到王蒙先生的文章《“饥饿效应”与“陌生化代价”》，虽然这是一篇谈论人际关系的，但也同样适用于艺术：“第一，开始吃的时候，你正处于饥饿状态，而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第二，你初到一个餐馆，开始举箸时有新鲜感，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这也可以叫做‘陌生化效应’吧。”然而，再陌生的东西你一旦有了一回生，就会有二回熟，熟了就会不讲道理，“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碰到对于新相识某某某先是印象奇佳，后来不过如此，再往后原来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应该增加一些承受力。” 　　我注意到，近来关于《闷与狂》的多数文章，人们讨论的内容多不在艺术形式上，更多的是作品的社会性，对历史、事物的判断，以至是用词是否准确上，还包括编辑的勘误校对上。诚然，这些问题都是对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判断尺度。就当下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手观音式的写作，我以为对形式的创新是更为迫切的。不妨我们看看当下的小说，一样的题材，一样的腔调，一样的描写，一样的腐败，一样的搞小三，一样的性交易，没有一点的新鲜感。这其中包括我们某些的获奖小说，名家大腕的代表作、成名作，许多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提出批评，但终究人微言轻，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还是王蒙先生能够自解：“与其对旁人要求太高，寄予太大的希望，不如这样要求自己与希望自己。与其动辄对旁人失望不如自责。都是凡人，不必抬得过高，也不必发现什么问题就伤心过度。”
　　或许王蒙先生人到八十真的成了精了。什么叫成精？成精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睡就怎么睡，他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这样说，他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就如同这本《闷与狂》，王蒙可以这样写，可以写世界领袖中国领袖，也可以写歌厅小姐、路边小贩，可以拿某些政治路线、口号行动进行调侃开涮，也可以把自己当成靶子自我射击自我解剖自我嘲讽自我现实自我浪漫自我虚无。很难想象，中国作家还有谁有这种资历这种智慧这种毫无遮拦这种津津有味这种语法这种深刻这种冷酷这种诗意这种浪漫的写作。
　　是的，王蒙的青春、王蒙的热烈、王蒙的冷峻、王蒙的幽默、王蒙的达观都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脸上。可是，你未必真的懂得，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其内心都是孤独的，都是不可言说的，这就如同三顾茅庐、西安事变，当时的当事者他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至今无人知晓一样。王蒙先生的“闷”与“狂”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统一，因为闷所以要狂，反之，因为狂所以要闷。你不要以为他在书中最后一节他毫无回避地说出“明年我将老去”，这是事实也是非事实，这是一种确定也是一种非确定，这是一种冷酷也是一种非冷酷。王蒙先生说，冷酷是一种伟大的美，冷酷提炼了伟大的纯粹，美的墓碑是美的极致。如果用孤独可以代替冷酷，那么我要说，孤独同样是一种伟大的美，孤独同样提炼了伟大的纯粹，孤独的墓碑是孤独的极致。换句话说，孤独也是一种燃烧，是人生的巨大燃烧。这种燃烧是疯狂的，是苦闷后的疯狂。这种燃烧——“它可能发出美轮美奂的光彩，可能发出巨大的热能，温暖无数人的心，它也可能光热有限，却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发一分电，哪怕只是点亮一两个灯泡，也还照亮了自己的与邻居的房屋，燃烧充分，不留遗憾。”假如这段话可以作为王蒙先生文学确定性的一种认可，我愿把它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

——读吴冠中艺术自述随想

　　2020年的初春，冠状病毒席卷华夏大地，经过两个多月的上下奋斗，疫情终于被遏制住。在疫情之初，身在海外的华侨、留学生，他们情系祖国，以不同的方式为祖国加油捐款捐物。譬如，有的华人放弃自己回国的机会，把大量的抗疫物资捆绑在舱位上，看着那满载一件件物资的舱位，我禁不住落泪了。然而，没有想到，这疫情很快在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国迅速蔓延，一时间，在海外的侨胞和留学生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他们归国还是不归国，成为很难选择的答案。很快，在回国被诊断出冠状病毒的人员，获得了一个特指性的名字——“境外输入者”。
　　我不知道那些回国被诊断出疫情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境外输入者”这个名字，事实上经过媒体长时间的这么使用，它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我的家里也险些有了“境外输入者”。几个月前，我的外甥女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录取，她本打算七八月就可以到英国深造了。现在，面对英国突破10万人确诊的数字，她已经改变了主意，她想在国内就业或来年再考研究生。比起我外甥女的尴尬，我的朋友范姐这次就更加尴尬了。春节前的1月20日，范姐把儿子（在美国读博）送到首都机场后，第二天就回到贵阳老家去看老母亲。她不会想到，武汉在1月23日会封城。本来，她到养老中心去看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按计划要和母亲吃顿饭，甚至想春节期间把母亲接回家中过团圆年。可是，1月23日下午，养老中心一连发出两个通知，先是通知半小时后家属必须离开，接着通知从即日起养老中心开始实行封闭管理，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许进门探望。面对这样冰冷的通知，范姐当时真的傻了眼了。要知道，这个节她就是陪妈来过节的，现在，妈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她想哭，可又不知道向谁哭。回到家，她和远在美国的儿子通电话，美国因为疫情日趋严重，大学已经停课，并且不让学生住在学校，只能到外边去租房。虽然儿子已经二十五六岁，身高足有一米九，可在媽妈眼里他终究还是孩子呀！范姐在跟我讲述的时候，几度哽咽，我想安慰她，可我能说些什么话呢？
　　好在武汉终于解封了。在家闲暇无事，我继续翻阅吴冠中先生的传记。在《望尽天涯路》一文中，吴先生说，1982年春天，他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到非洲访问后，转机路经法国回国。在法国期间，见到了三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去法国留学的同学熊秉明。这时的熊秉明，已经是享誉国际的雕刻家，担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吴先生说，他见到熊秉明，总忘记不了熊秉明曾经讲给他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熊秉明问吴冠中：“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致也走在赵无极、朱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对此，吴冠中微微摇头，这一摇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1946年，吴冠中和熊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最初，他也曾打算留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但是，几年的学习生涯，特别是新中国的召唤，使得吴冠中有了失去土壤的空虚，他感到：“当别人画圣诞时，我想端午节，耶稣和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吴冠中还想到，当年从上海到欧洲是搭的美国海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他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他们为此开了紧急会，每人出一两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可人家美国人说，他们不要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这不是怜悯，而是一种蔑视。 　　在法国卢浮宫参观，吴冠中围绕维纳斯看了很长时间，不料碰到一位大肚便便的管理员，那家伙以轻蔑的口气说：“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吴冠中听后感到很生气，便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吉美博物馆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么来的？”从法国回国不久，吴冠中来到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兵马俑坑前，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他真想嚎啕大哭一场。哭什么呢？哭我们历史的伟大，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
　　1950年，吴冠中几经曲折回到祖国。他先后在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等单位任教，文革期间被不断地打击改造。政治折磨的痛苦，肌体的饥饿与寒冷，丝毫没有动摇他回国的选择。他最痛苦的是如何把西方的油画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既能够让领导专家满意，又让大众认可。吴冠中认为，文盲不一定是美盲，他这一生所要做的必将是油画的民族化、水墨的现代化！也许，在全球化的今天，吴冠中的许多探索和观点，兴许还在无休止的争论中，但吴冠中以他独特的存在方式终究成就了他的杰出与不凡！
　　联想到这次的疫情，特别是看到中国在各个国家的使领馆，想尽一切办法为中国侨胞和留学生解决困难，提供各种生活物资保障，尤其看到那些留学生拿到带着祖国体温的健康包时，虽然里边只有二十个口罩、几包湿纸巾、一盒中药，但这足以看到背后祖国的强大！我想，以前，人们对出国的孩子、家庭大都投以羡慕的眼光，我相信，从这次全民抗击疫情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中，必将让那些海外的中华儿女心向我们伟大的祖国！
　　同时，我也联想到散文创作。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是散文大国，散文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我们涌现出无数的散文名家和散文名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白话文发展一百多年的今天，我们的散文创作应该从传统中继承什么，在现代社会应该创新什么，如何进行二者的结合，确实是每一个散文创作者、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在这方面，徐悲鸿、吴冠中都做了很好的探索与实践，那么，面对未来的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从梦呓中醒来

——读韩少功散文集《山川入梦》

　　在中国当代文坛，韩少功的名字够响亮的了。其响亮程度该到了谁也无法忽视的程度。多年前，他以小说《爸爸爸》和《马桥词典》而轰动文坛。后来，他又从湖南到了海南，当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不过，他没拿主席这差事当回事，继续回到他所依赖的故土。又是多年以后，他推出散文集《山川入梦》，再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这次关注韩少功，关注的不全是散文，而更多的是韩少功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山川入梦》不是韩少功所写，而是李少功、张少功所写，其影响自然没有这样大。这些年，这样的事还少吗？基于这样的考虑，很多热销的书，我往往买来先不读，只是放在众多认为有必要读的一类书堆里。等热炒或热吵风过后，我才将那书拿出来品读。我决不跟风，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这样说，并没有贬损韩少功散文的意思。今年春节前后，我有极度的怀旧感。我甚至感到极度的恐慌和孤独。于是，我找过去的同学、老师和乡亲。我知道那里有我的根。我甚至还知道如韩少功在《怀旧》中所言“眼泪在歌声中闪烁，闪烁得似乎有些夸张”。
　　这是一个结。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结。作为作家来说，这个结将贯穿生命的始终。
　　我越来越迷信作家的地域性写作。韩少功的写作一直是地域性写作。即使他到海南当了作协主席，他的文学土壤还是在湖南乡下，那个叫马桥的地方。这部散文集书名很好——《山川入梦》。梦里的情景是泥土、岩石、河流，还有长期在这土地上生存的动物、植物，更重要的是人。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即地域文学。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赵树理、孙犁、贾平凹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当然，也有些作家他们的地域性不是很强，也取得不俗的成就。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地域性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容易被后人记住，成为经典的机会多。
　　就散文而言，全国当下以写一个地域而闻名的作家有二三十位，如写青藏高原的军旅作家王宗仁，写河南的周同宾，写新疆的刘亮程，写山西的曹乃谦等等。这些作家，他们的散文或以叙述故事见长，或以描写民俗见长，语言平白，情感细腻，节奏舒缓，宛如夕阳西下，掩卷后回味无穷。以往的地域散文写作，作家往往注重的是记录什么，而不是说什么。有相当多的散文，我们只要读读作家近乎原生态的描写，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享受到美的浸润。自余秋雨之后，有相当多的作家受到启示，已经不再满足原来的静态白描，逐渐在作品中加以议论、思考，其结果由于自身思想的浅薄，不但无益于散文的美质，反而破坏了散文原有的叙事之美。
　　那么，韩少功此番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的《山川入梦》呢？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做到了散文的原生态叙述和文化思考的二者完美结合。本集散文分四個部分：前三辑为叙事部分，由“农活”“乡亲”“家园”组成，第四辑是“思想”——主要是作者对土地和人的一些思考。或许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缘故，我非常喜欢作者的前三辑的叙事描写，虽然韩少功笔下是南方的乡村，可我这个北方娃依然能产生共鸣。作为一般的读者，看一些乡间的人事风俗就可以了，可我不同，我还要读出作家的散文元素和文学元素。韩少功毕竟是韩少功，他的散文几乎每篇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或是语言的美质，或是技巧的娴熟，或是哲理般的思索，通常看散文，能用笔勾画一两处就很不容易，而韩少功的散文每篇我都要勾画五六处之多，足见他的散文在感染着我。譬如：在《犁田》中，他形容犁过的田——“翻卷的黑泥就如一页页的书，光华发亮，细腻柔润，均匀整齐，温气蒸腾，给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备的感觉，不忍触动不忍破坏的感觉”，而“没有牛铃铛的声音，马桥是不可想象的，黄昏是不可想象的。缺少了这种喑哑铃声的黄昏，就像没有水流的河，没有花草的春天，只是一种辉煌的荒漠”。在《鸡群》中，他形容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是圈里唯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奔几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然而，就是这样一只看似强大的公鸡，在美食一旦来临时，它所表现的不是疯狂独自占有，而是“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由此，作者不禁感慨道：“一只鸡尚能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人间的好些雄性为何倒可能遇险则溜之见利先取之？再说，这公鸡感情不专，虽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和可责难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凤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稍安毋燥恪守雌道。如此齐家之道也比好多男人更见境界。”如此这般的韩氏风格，在本书中可谓随处可见，你能说这不是散文的重要元素？ 　　地域文学，强调的是对过去的记忆。换言之，文学就是一个人的经历。在本书的第四辑，韩少功以“思想”为总题对前三辑——以至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在《青春》一文中，他在问自己：“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也许，知青代表着一代人的苦难，“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惟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记忆的丰收，即生活的丰收。韩少功的记忆大都来自乡村，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多年后，当他想进一步拓宽他文学的路径后，他发现城市的门洞并没有向他打开，他只有重新回到他的故土，去不断进行灵魂和肉体的劳动。因此，他怀念劳动，他看不起不劳动的人，“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耙头，买来了草帽和胶鞋。选定了一块寂寞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
　　诚然，韩少功选择了劳动，选择了回到乡村，其作品必然在他过去的乡村记忆中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他是在有意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命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少功比那些还停留在第一次对乡村记忆的作家们肯定要“多收了三五斗”。但我总觉得，他这样做还不够，他必须看到今天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过去，他到农村是知青，今天，无数的农村青年到城市里打工，他们不是知青，而是“农工”“农青”，甚至就是“劳工”。如果韩少功仍然停留在他第二次返乡后对第一次乡村记忆的自我呓语中，显然他的乡村童话不过是自己的“精神乌托邦”。因此，我呼唤第一次留有乡村记忆的作家们从梦呓中醒来，我也呼唤诸如韩少功们的第二次走入乡村的作家们从梦呓中醒来。那种只看到劳动和自己劳动的做法是不能全面解释劳动的真实含义的。我对韩少功寄予更崇高的期待。

隔水相望水回声

　　我到医院急救室的第三天，黄老太太终于闭上了双眼。看着他儿子如释重负的表情，我本来想安慰他几句，可又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年迈苍苍的父亲推着轮椅又来了。看着老伴的遗体，老爷子站在那迟疑了片刻，然后用手摸了摸老伴的额头，叫了一声黄兰芬，便重重地坐在轮椅上。见此状，护士和老头的儿子、儿媳、女儿赶紧把老爷子搀扶出去。随即，护士将一张白布单蒙在老人身上，示意家属帮忙，送到太平间。
　　黄老太太的儿子叫大力，在一家工厂上班，前几年办理了病退。我因心绞痛被送到急救室时，屋里除了黄老太太，还有一个聚众喝酒喝多了的女孩。据护士说，老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天，一直昏迷，家属提出不再治疗了。医生说也就坚持一两天的事。急救室一共三张床，一个护士陪着，有时在屋里，有时也到医生那办点什么事，借机换换空气。我输了点液后，症状明显好转，想待到半夜就回家了。可医生说，我的化验指标还挺高，坚决不让出院。
　　半夜时分，老太太的儿子大力来了。他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走到她母亲的床前，为老人捋了捋满头白发，将被角掖好。我问，老太太多大岁数了？大力说，八十四。我又问，你一直在外面候着吗？大力说，基本是他二十四小时盯着。他有个妹妹，在昌平住，来回太远，不方便。我同情般地说，你也真不易。大力无奈道：我真希望老太太赶紧走，就这么熬着，对谁都是痛苦。
　　大力比我大几岁。想想前些年，我父母先后生病，不断地跑医院，找医生，那个辛苦劲儿，真是不堪回首。尤其是我家的座机电话一响，就让我神经高度紧张。早以前，是我妈的声音，说儿子回来一趟吧，你爸爸心脏又不舒服。于是，我放下电话，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天气，我都会立马赶到郊区父母家。如果父亲症状不急，我就陪护他。如果症状危急，我就送他去医院。后来，父亲走后，我就接妹妹的电话。妹妹虽然在医院工作，但对于母亲生病治病住院的事，她是不敢做主的。母亲比起父亲，对病非常的能忍，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去医院的。母亲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嫌住院不体面，二是怕花钱。我对她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生病就得去医院。再说，现在看病国家给报销，就是不报销，您儿子也有这个能力。话是这么说，母亲在她最后的一天，哮喘得已经不行不行的了，她仍坚持忍着，不让保姆给我打电话。等我晚上赶回家，母亲用力地问了我一句：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您生病了，我能不回来吗！可我等母亲再说话，她却憋了半天一句也说不出。从母亲的话里，我听得出，她还是不想麻烦她儿子的。那时，她或许已经知道我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
　　看着大力的母亲，我常会想到我的母亲。我对大力说，别出去，就坐在那里，多陪陪母亲。以后，即使想陪也没有机会了。可是，大力有一次居然问护士，能不能给老太太打一针，就让她走了吧。护士说，这可不行，虽然老太太已经不行了，可她的生命体征还在，我们谁也不能做这个主。大力说，我不是不想让老太太多活几天，可就这样看着她熬死，我心里难受啊！我劝慰大力，比起我来，你现在毕竟还能看老妈几眼啊，我想看，不知道能到哪去看啊！说到这里，我和大力都哭了。
　　第二天，大力一刻也没有离开医院。他隔几十分钟就到急救室看母亲一眼。医生明确告诉他，老人随时会走。等到黄昏时，大力的姐姐来了。她趴在母亲身上哭了一会儿，弄得旁边喝醉酒的女孩烦烦地用被子把头遮住。也真难为那女孩了，一天来她一直就在一位即將告别人世的老太太旁边。起初，她不以为然，径自玩自己的手机。可当她看到老太太的女儿的一阵哭泣后，她仿佛意识到什么，她喊大夫要求出院。大夫告诉她，你虽然危险期过去了，但肠胃功能还没完全恢复，需要再观察一天。那女孩一听急了，说你如果不让我走，我就投诉你。医生苦笑了一下，说，既然你想走，那就写个保证书，出院后有任何问题和我们无关。
　　大力的姐姐哭了一会儿后，便转入正常，她也不管老太太是否能听见，就将小时候的一些往事讲给老太太听。大力听了几句，就说，你说那些都没用，咱妈什么也听不见。大力姐姐恼了，说咋会没用呢！你看咱妈的眼角都流眼泪了，她听得见，听得见呀！大力不好再说什么，说了句那你就接着说吧，有本事你把妈给说活了！ 　　就在这时，我爱人给我送饭来了。她一见屋里的情形，就说，不然一会儿再吃吧！我示意她把饭放到旁边柜子上。当我爱人正要出去，大力的爸爸推着轮椅踉踉跄跄地走进来。女儿一见老父亲，便埋怨说您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您就在家踏实待着嘛。老父亲什么也不说，径自来到老伴床前，默默地看着，一语不发。女儿见此，就趴在老太太的耳边喊，妈，您醒醒，我爸来看您来了！大力双眼紧盯着母亲，他多么希望此时的母亲能睁开眼看看他们这一家人。然而，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太太有什么动静。一旁的护士看了看他们，说，该看的都看了，家属就不能多待了。要看，明天再来吧！大力一听有些愤怒，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人活一辈子，就看这最后一眼，多看看就不行吗？护士说，我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可我们医院有医院的制度，请理解一下我们好不好？
　　我劝大力和他姐姐先出去，让他父亲和老伴多待会。护士见此也不好反对什么。老头就坐在轮椅上看着老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说不出。我记得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母亲曾跟我说，你要多在你爸爸床前待会，说不定他有话要对你说。事实上，我父亲在弥留之际，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一组数字，这个数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也猜不出。老头约莫待了十几分钟，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突然大叫了一声：黄兰芬，你不能走！随之，就激动得要掀开老伴的被子。当即，被跑进屋的儿子、女儿和护士制止住。大力说，爸爸，您来也来了，看也看了，回去吧！老头眼泪汪汪地摇了几下头。在护士的帮助下，大力和姐姐把老父亲推出了急救室。我隐约听那女儿说，明天您不许来了，路上多危险啦！
　　大力的父亲回家了。大力的姐姐也回家了。聚众喝酒的女孩也回家了。急救室里只剩下我和黄老太太。小护士见我没什么事，就到对面的大夫那里聊天去了。看着隔着一张床的黄老太太，我感到有一丝的悲凉和恐惧。过了十几分钟，大力走了进来，他对我说，你看我们家多热闹。我苦笑了一下，说人到中年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不过，刚才看着你父亲对你母亲那种恋恋不舍，我还是被感动了。想来，他们几十年的爱情还是蛮真挚的。大力听我这么一说，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索性跟我谈起了他的父亲和母亲。
　　大力的父母都是北京人，具体说都生活在坝河两岸。他们一个住在河南村，一个住在河北村。小时候，他们一起上的同一所小学。等到了高小毕业，大力的父亲就和在京城做事的爷爷进了城。开始在一家私营企业当学徒，后来公私合营他又进了国营大工厂。尽管成了城里人，可大力的父亲还是喜欢乡村，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回村上住几天。一次，他在坝河捉小鱼时，意外地发现对岸洗衣服的女孩竟然是他的小学同学，他便激动地叫了一声——黄兰芬！黄兰芬当然记得对岸这个小学同学，虽然几年不见，但她对他还是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他们隔着二十几米宽的坝河热络地聊起来。他们聊的内容无边无际，大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似的。就是在那一天，他们相约每月都要在坝河相见。几年后，大力的父亲便托人到黄兰芬家提亲。对于这门亲事，黄兰芬家自然很满意。可大力的爷爷就有点不高兴，他觉得儿子既然到了城里，就应该找个城里姑娘。但他没有想到，儿子发誓非黄兰芬不娶，如果他不答应，他宁可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无奈，大力的爷爷只好成全了这对年轻人的婚事。
　　大力的叙述让我不由得对她老娘多看了几眼。我觉得，这个老人姑娘时一定很漂亮，也很贤惠，不然大力的父亲不会那样顽强地坚持非她不娶。我很想听听大力多给我讲讲她母亲的故事，尽管那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普通故事。但大力说着说着，他就趴在床头睡着了。我知道这些天他实在太累了，便不忍唤醒他。也许，在梦中他会回想起许多和母亲在一起快乐的日子。那样的日子，是足以让一个儿子享受一生的。

倭瓜角瓜都是瓜

　　多年的文友高国镜在京郊顺义有个农家院子，多年前我去过。那是一个夏天，他们夫妇联合出了本诗集，我去参加县里为他们举办的作品研讨会。由于是多年的老友，午饭后，他们夫妇邀请我和《北京日报》的老编辑肖衍庆去他家看看。我不知道肖衍庆过去是否有过在农村居住生活的经历，作为在北京东郊长大的我，自然对农家院是熟悉而又倍感亲切的。
　　在北京郊区，农家院子里在夏天通常会种上些黄瓜、扁豆、韭菜、芹菜、茄子、西红柿、柿子椒、辣椒等时令蔬菜。不过，我更喜欢种丝瓜、角瓜、眉豆等藤蔓类植物。通常，我和父亲要在院子里搭一座瓜架。搭瓜架很简单，只需十几根竹竿，用铁丝捆好即可。每到天气闷热时，在瓜架下乘凉，喝一杯花茶，或吃一个冰镇西瓜，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管是蔬菜还是瓜果，在农人的眼里，它们都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亲疏贵贱。我家的秋天，院子里是最热闹的。先是石榴红了，然后是柿子黄了，最诱人的还是悬在瓜架上、卧在房顶上的几十个大角瓜，每个足足有一二十斤重。街坊们到我家串门，看着那满院的丰收景象，都会不由得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有的人还试图要摘几个走，这时我母亲就会说，我倒是没什么，反正都是自己家种的，可我儿子说，别人家种的瓜果是为了吃的，可我们家的却是为了看的。
　　我们家的瓜果确实是为了看的。我在搬到城里前，有很长时间是白天进城晚上回到村里睡觉的。颇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晚间在北京音乐厅看一场交响音乐会，待到演出结束时，已经到了十点。等我从西单坐地铁到四惠，倒车到双桥路，再坐上十几分钟的摩的到家，已然是11点半了。我不曾想到的是，我刚到村口，就听到村里传来吹鼓手吹的唢呐声，间或还有人唱流行歌曲。我知道，村里肯定又走了一个老人。回到家里，我没看到父亲，他准是又帮助那户白事的人家忙乎去了。躺在床上，我的眼前一会儿浮现的是音乐厅里的交响乐，一会儿是吹鼓手吹打出的民乐，我敢说，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能像我有如此的反差生活了。对于民俗的东西，我向来觉得它就是一种仪式。仪式的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
　　自八十年代以来，北京郊区涌现出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其中的有些人经过不断地奋斗，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已经颇有名气，有的甚至走上了专业化道路。更有甚者，有的人已经告别了人生的舞台。每当看到想到那些熟悉的名字：王梓夫、凸凹、周振华、华夏、王克臣、董華、柴福善、刘祥、马淑琴……我便想到秋天里那满院子的角瓜、倭瓜、葫芦。我们这代文学写作者，不管长成角瓜、倭瓜、葫芦，几十年来大家都毕竟以自己存在的形式坚持了下来，而且各有特色。几年前，看到肖复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知青文学的终结》，读后我感到有点凄凉，肖老师的意思分明是“明天我们终将老去”。我为此感到不能接受，难道作为一代人的知青文学真的就离我们而去了吗？于是，我写了散文《最后一个知青》。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的最后绝不是知青的终结，而是刚刚开始。四十年来，读者看到的大都是作为知青的叶辛、肖复兴、张抗抗、梁晓声、王安忆、竹林、杨炼、陶正等人他们眼里的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我则以房东的视角如何看待知青。我觉得，从知青的角度反映知青的生活是不够的，只有再加上房东的视角下的知青，那才是真实而全面的人生。 　　几天前，高国镜在手机上给我发来几张他们家院子里的果蔬照片，我注意到，院里长了许多杂草，看来今年雨水大，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去打理了。我看到一个黄色的很是饱满的瓜，就问国镜：那个是角瓜吗？国镜说，好像不是角瓜，但也不是倭瓜，据说是北美洲那边进口的品种。我玩笑道：不会是转基因的吧？国镜说，哪有那么多转基因，这南瓜、倭瓜传入中国恐怕得上千年了吧？我说，那倒也是。我告诉国镜，这个瓜给我留着，冬天包饺子吃。
　　我没想到的是，隔上一天，国镜给我发来一个快递，他微信告诉我：给你发来一堆乱菜，还有那个瓜，你看着吃。我打开包装盒，只见里边有老葱、老扁豆、老黄瓜，还有曲麻菜，更有我惦记的那个黄黄的瓜——姑且就当成角瓜吧！也许是蔬菜不足以把纸盒子填满，国镜特意在里边放了些杂草。看着这些乱菜杂草，我的心瞬间杂乱起来，不仅为国镜好友的情谊，更多的是为了这久违的乡村情感。说来令人心酸，某日看电视上介绍小麦的生长过程，正在为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小麦激动时，猛然间于田垄间我看到几株野菜，那些野菜小时候我是经常见到的，可现在竟然一下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我感到莫名的沮丧。记得三十年前离开京郊农场时，我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论将来混成啥样，一定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如今，我连一株野菜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忘本吗？
　　下午孩子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她看着那个黄色的角瓜，问这是什么瓜？我说，是角瓜。孩子说，不是吧，她在昌平农家乐的菜地里看到的分明是倭瓜。我说，角瓜比较坚硬，倭瓜则糯软。这时，我爱人过来凑热闹，她说，不管什么瓜，用刀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听后连忙摆手说，不不，我这瓜是看的，还不到吃的时候。孩子笑了，说老爸又开始散文创作了。

爱就要把对方砸在手里

　　朋友丁丁注册了一个名为“一辈子”的商标，还建了一个“爱上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圈。丁丁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采访了好几位在国内各行业顶尖级的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他们这些人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把一生的所有精力都砸在一件事上。
　　我喜欢丁丁用了那个“砸”字。这一个砸字，该承载多少重量呀！它背后一定会有时间、体力、脑力、财力、亲情、爱情等等词汇的支撑。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年轻时风流倜傥，才气冲天，很是招女孩喜欢。据他自己夸张地说，他至少跟十几个女孩好过。而我知道的是，他有过三次婚姻。我相信，他的三次婚姻肯定是因为爱情才走到一起的。我也相信，三个女人最后和他分手，也是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新的爱情不断出现。十年前，诗人朋友得了癌症，是喉癌。听到这个消息，朋友们都很痛心，大家纷纷到医院去看他。有个女孩对我说，她有点受不了，她到了医院肯定会抱着诗人大哭的。我安慰她说，别这样，你这一哭，弄得大家都会挺难过。
　　我们相约下午六点去看诗人朋友。我到了病房，诗人和他的公司女助理在聊天。见我们进来，诗人灿灿地一笑，说你们今天来最好了。我开玩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明天做手术，后天你就撒手西去了？诗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下午到朋友的录音棚里把我的几十首诗都录音了。我担心明天手术后，我再也听不到我原来的声音了。女助理插话道，就跟相声演员李文华那样，只能用气嗓说话。我说不会吧？现在医学技术很发达，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而同来的女孩，听后竟然一捂脸哇地一声跑到病房外哭了起来。我苦笑着对诗人说，女孩真的心疼你了。诗人看了女助手一眼，马上下床，匆匆向病房外走去。女助理想要拦住诗人，我示意她不要管，就让诗人去吧。
　　诗人和女孩在楼道紧紧地拥抱了一会儿。女孩哭着说，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呢？你让我怎么办呢？诗人用右手拍着女孩的肩说，没事的，这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你看李文华活得多好啊！女孩说，你将来会不会瘫在床上，谁来照顧你啊？诗人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紧紧地又抱了一下女孩，然后回到病房。
　　我问诗人，做好明天手术的准备了吗？诗人说，也没啥要准备的。我半认真地说，不想写份遗嘱，跟你的女粉们都有个交代吗？诗人说，我没房子没存款，没什么好交代的。如果要交代，就是我死后别把我的诗集和录音磁带弄丢了，想哥们儿的时候可以看看听听。诗人的话让与我同来的另一个诗人感到喉咙哽咽，他大声说：不许你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有多少朋友都在关心你，你还有许多大事没有做呢！
　　朋友说的诗人还有许多大事没有做，是指诗人还有大量诗歌没有翻译完。诗人是八十年代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朦胧诗崛起后的几年，他加入到那个阵营，他自己写诗，还大量地把那些朦胧诗翻译到国外。在那个时期，能做这件事的没有几个人。生病前，他跟我说，他有把国外最新诗歌作品翻译到国内的计划，他甚至想办一个中英文对照的诗歌刊物。他也想挣点钱，他离开了热爱的编辑岗位，去开一家文化公司。他的理想是工作自由一些，挣点钱，除了供朋友们吃喝，还可以出诗集办刊物。以他的资历，他完全可以和有钱的朋友找点钱，可他从来不张口。我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日子，中午我必须陪他去喝酒，喝完酒他必须买单。
　　诗人的女助理，是在偶然的机会认识诗人的。我没问她是诗缘还是财缘，估计是诗缘。以我的了解，诗人开公司是没挣过大钱的，七八个人忙活半天，挣的钱除了交出资方的，剩下的几乎都让他和朋友喝酒了。我问女助理，诗人这几天还喝酒吗？女助理说，喝，咋能不喝呢！你看床底下，摆着整箱的啤酒。诗人好像是为了配合女助理似的，本能地拿起桌子上的啤酒，美美地喝了几口。我说，明天就要手术了，你的胡子恐怕也要刮掉了。诗人说，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它们跟着我一块生长也不容易。我又问，明天诗人就不能说话了，你们怎么沟通呢？女助理从床下取出一块小黑板，她说，都准备好了，谁来，就让他在黑板上写字交流。
　　女助理的话让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诗人的声音，是典型的男中音，浑厚而充满磁性。记得在单位春节团拜会上，他用英文朗诵拜伦的诗，那标准的伦敦音几乎倾倒了所有人。有几个女孩尖叫着喊着他的名字，不断发出“我爱你”的共鸣！此刻，我多想听一下诗人的朗诵啊！可是，我没有说出我的请求，我怕我还有那个女孩扛不住。
　　诗人手术后，就不再做他的公司了。最初，那些女孩还经常看望他，但渐渐地就淡出了。诗人虽然有三次婚姻，但都没有孩子。我也曾考虑过他出院后该由谁来照顾。半年后，有人告诉我，说诗人和他的女助理领了结婚证。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他们只是过着普通而平淡的生活。转眼十年过去了，诗人依然喝酒，依然在翻译着他的诗歌。前年，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希腊诗选，厚厚的一大本，其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小暑那天，诗人夫妇约上我和另一个诗人朋友到普希金文学餐厅吃饭。这几天，北京终于没有确诊病例了。大家见面，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席前，诗人把一本刚出版的多人诗集《纸的形状》送给我，首席作者和封面照片选的就是诗人。看着诗人红润的脸色，我在祝贺他的同时，心里在想，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真的挺好。可是，当我看到他夫人时，我不由问了句，你跟诗人整天在一起一定被他诗化了，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孰料，尊夫人装作嗔怒道：他一辈子热爱女人，可到头来，还不是砸到我手里了。
　　诗人夫人的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大笑后，我越看他们越觉得他们很有夫妻相。或许，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今天的等待吧！
　　（责任编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