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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不喜欢应酬,每每别人来送请柬,都像是专门来给我妈下发交际任务。可是那天,父亲很开心地告诉我,他要带我回老家做客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父亲从床上钳了起来,说是在村里办喜宴,杂事多,他得去帮忙。天呐,我简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他这个平时只会趴在桌子上画图纸的人,能帮得上什么忙?我睡眼蒙眬,被催着洗了把脸,就不明所以地被父亲塞上了车。路上,父亲才告诉我,是他童年玩伴的儿子要结婚了。一路上,我都在听父亲讲述他那中年人回忆式的故事,但父亲东说西说,都没完整跟我说明白他的这位玩伴。我只零星了解到,他的这位玩伴叫战荣,论辈分,他得管父亲叫小叔叔。前些日,三伯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杨聪要结婚了,战荣回村里张罗喜事。父亲寡言,没有多问。他与战荣二十年未见,这个杨聪,想来就是战荣的儿子了。
山路崎岖,三弯五绕的,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走到礼堂门口,但来得太早了,这儿只有几个父亲不太认识的小辈在摆放桌椅,父亲又不好意思直接进去帮忙了。我只能又跟着他走了老远,绕去大伯家休息。大伯出去做农活了,只剩大伯母和小黑狗在家。大伯母年纪大了,有点老年痴呆,认不出我,只认得父亲。她见父亲来很高兴,拿了几个梨硬要父亲吃,却粗声大气地一个劲儿问我来找谁,来干什么。父亲一边把我从他身后拉出来,一边跟大伯母解释说,我们来做客。她盯着我的脸,怀疑地把梨塞到我手里,又问,到哪家做客?父亲一手拿着梨,一手把畚箕和水果刀移过来,一边削着梨,一边慢慢答道:“战荣儿子的红事客。”
大伯母忽然转头盯着父亲,声音拔高地说道:“战荣死了,你们做哪家的红事客?”
父亲正在削梨的手蓦的顿住,然后又接着削。他问道:“你听谁说的?”
大伯母盯着父亲手里的梨,瓮声瓮气地说:“就是死了,早就死了,是撞死的。”
父亲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削梨。梨皮一寸一寸地从梨上滑到父亲手上,又从父亲手上滑到畚箕里。梨削好了,父亲把梨递给我,嘱咐我切成小块和大伯母一起吃。我切好梨从厨房出来,看见父亲正在给大伯打电话,问他地里的活计做得怎么样,要不要回来了。父亲拿手机的那只手上沾满了梨汁,梨汁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在卷到手肘处的白衬衫袖口上留下黄黑的印。
不一会儿,大伯回来了。问我们有没有吃饭,又问我们怎么不提前跟他说要来,最后终于问我们为什么来。
父亲笑着说:“我听三哥说,战荣儿子今天结婚,我就想着来看看,都多少年没见了。”
大伯瞪着眼睛问:“你见着请帖了?”
父亲讪笑着说没有。
大伯训斥道:“老三糊涂,你怎么也跟着糊涂?请帖都没见着就来。”
父亲没反驳,只试探着问道:“我听大嫂说,战荣死了?”
大伯顿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唉,就前两天的事。酒喝多了,骑摩托撞在石头上,医院都没送到就不行了。”
过了好久,父亲也没有答话。
大伯像是为了打破这静默似的,又说道:“今天结婚的,是战荣后娘的儿子。这酒席上的菜式还是战荣前几天去订的。人啊,说不准呐!说不准说不准。”说完,大伯就拿起了水烟筒,一边咳嗽一边吸烟。父亲还是不答话,像在看着什么。水烟筒“咕咚咕咚”响着,除此以外,一切都沉默着,静穆着。
我看着大伯水烟筒上的烟雾,从烟嘴里冒出,又舒卷着飘散在空气里。终于,父亲开口了,淡淡地说他想去看看。大伯被烟呛得满脸通红,哑着嗓子说:“等我抽完这袋烟,我领你去,你不认得路。”父亲只说认得。
我跟着父亲来到了战荣的家。这里很热闹,前院到后院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们。新郎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那矮矮的土房,和那穿红戴绿的来吃酒席的人,和那破锣嗓子般的大音响,都很不搭。不过如果没有这身西装,我可能认不出来谁是新郎,因为大家都那么欢乐,连笑容都好像是同一位師傅捏出来的——都朝着极灿烂的方向在笑。父亲也在笑,只是淡淡地礼貌地在笑。
父亲带我从前院进去,绕过重重的人群,要到后院去。我们一路走着,一路遇着不同的人。认识父亲的人,对着父亲笑笑,然后用夹着烟的手拍拍父亲的肩,什么也不说就走了。不认识父亲的人,迎面遇上,也对着父亲笑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喜糖,要塞给父亲。父亲忙摆手谢了他们的好意,又一边慌慌忙忙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笑着递给他们。
父亲带着我在后院找了个偏远的角落坐着。可我们周围依旧热闹。女人们在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出密集的笑声。男人们在吹牛侃大山,只听得一个又一个不同嗓音却同样不服气的“咦”。
父亲是静默的,他就带着淡淡的笑坐在那儿。他也是和谐的,像是真的来参加喜宴的人,像是高兴到极点之后的默然无声。
慢慢地,周围的人开始跟父亲搭话,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又拿出烟盒给周围的人发烟。我觉得父亲像是在等着谁似的。
到父亲烟盒里的烟只剩三支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有些枯瘦的老人向我们走过来。他一路走,周围的人一路对他说着恭喜恭喜。等他终于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却问了一句:“这些天身体还好吧?”
老人家没回答,只拍了拍父亲的手臂,然后转过头来,笑眯眯地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和父亲一起坐在那里静默着。热闹啊热闹,热闹得连孩子的乳牙嚼碎喜糖的声音都听得见。
后来,帮厨找过来,要老人家去看看。看什么我没听清,我只听见老人家临走前对父亲说,今天要多吃点儿啊!
父亲笑着回答:“好,您去忙吧。”
老人家刚走,父亲就对我说,走吧。我问为什么,父亲只缓缓地说:“没烟发给人家了!”
人太多,我和父亲只能贴着房边走。从后堂门口过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见,屋子的正中停了一口黑得发亮的棺材,棺盖上放了一朵由红布和白布混在一起扎成的花,白布很暗淡,倒是红布红得很耀眼。
责任编辑 陈美者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父亲从床上钳了起来,说是在村里办喜宴,杂事多,他得去帮忙。天呐,我简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他这个平时只会趴在桌子上画图纸的人,能帮得上什么忙?我睡眼蒙眬,被催着洗了把脸,就不明所以地被父亲塞上了车。路上,父亲才告诉我,是他童年玩伴的儿子要结婚了。一路上,我都在听父亲讲述他那中年人回忆式的故事,但父亲东说西说,都没完整跟我说明白他的这位玩伴。我只零星了解到,他的这位玩伴叫战荣,论辈分,他得管父亲叫小叔叔。前些日,三伯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杨聪要结婚了,战荣回村里张罗喜事。父亲寡言,没有多问。他与战荣二十年未见,这个杨聪,想来就是战荣的儿子了。
山路崎岖,三弯五绕的,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走到礼堂门口,但来得太早了,这儿只有几个父亲不太认识的小辈在摆放桌椅,父亲又不好意思直接进去帮忙了。我只能又跟着他走了老远,绕去大伯家休息。大伯出去做农活了,只剩大伯母和小黑狗在家。大伯母年纪大了,有点老年痴呆,认不出我,只认得父亲。她见父亲来很高兴,拿了几个梨硬要父亲吃,却粗声大气地一个劲儿问我来找谁,来干什么。父亲一边把我从他身后拉出来,一边跟大伯母解释说,我们来做客。她盯着我的脸,怀疑地把梨塞到我手里,又问,到哪家做客?父亲一手拿着梨,一手把畚箕和水果刀移过来,一边削着梨,一边慢慢答道:“战荣儿子的红事客。”
大伯母忽然转头盯着父亲,声音拔高地说道:“战荣死了,你们做哪家的红事客?”
父亲正在削梨的手蓦的顿住,然后又接着削。他问道:“你听谁说的?”
大伯母盯着父亲手里的梨,瓮声瓮气地说:“就是死了,早就死了,是撞死的。”
父亲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削梨。梨皮一寸一寸地从梨上滑到父亲手上,又从父亲手上滑到畚箕里。梨削好了,父亲把梨递给我,嘱咐我切成小块和大伯母一起吃。我切好梨从厨房出来,看见父亲正在给大伯打电话,问他地里的活计做得怎么样,要不要回来了。父亲拿手机的那只手上沾满了梨汁,梨汁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在卷到手肘处的白衬衫袖口上留下黄黑的印。
不一会儿,大伯回来了。问我们有没有吃饭,又问我们怎么不提前跟他说要来,最后终于问我们为什么来。
父亲笑着说:“我听三哥说,战荣儿子今天结婚,我就想着来看看,都多少年没见了。”
大伯瞪着眼睛问:“你见着请帖了?”
父亲讪笑着说没有。
大伯训斥道:“老三糊涂,你怎么也跟着糊涂?请帖都没见着就来。”
父亲没反驳,只试探着问道:“我听大嫂说,战荣死了?”
大伯顿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唉,就前两天的事。酒喝多了,骑摩托撞在石头上,医院都没送到就不行了。”
过了好久,父亲也没有答话。
大伯像是为了打破这静默似的,又说道:“今天结婚的,是战荣后娘的儿子。这酒席上的菜式还是战荣前几天去订的。人啊,说不准呐!说不准说不准。”说完,大伯就拿起了水烟筒,一边咳嗽一边吸烟。父亲还是不答话,像在看着什么。水烟筒“咕咚咕咚”响着,除此以外,一切都沉默着,静穆着。
我看着大伯水烟筒上的烟雾,从烟嘴里冒出,又舒卷着飘散在空气里。终于,父亲开口了,淡淡地说他想去看看。大伯被烟呛得满脸通红,哑着嗓子说:“等我抽完这袋烟,我领你去,你不认得路。”父亲只说认得。
我跟着父亲来到了战荣的家。这里很热闹,前院到后院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们。新郎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那矮矮的土房,和那穿红戴绿的来吃酒席的人,和那破锣嗓子般的大音响,都很不搭。不过如果没有这身西装,我可能认不出来谁是新郎,因为大家都那么欢乐,连笑容都好像是同一位師傅捏出来的——都朝着极灿烂的方向在笑。父亲也在笑,只是淡淡地礼貌地在笑。
父亲带我从前院进去,绕过重重的人群,要到后院去。我们一路走着,一路遇着不同的人。认识父亲的人,对着父亲笑笑,然后用夹着烟的手拍拍父亲的肩,什么也不说就走了。不认识父亲的人,迎面遇上,也对着父亲笑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喜糖,要塞给父亲。父亲忙摆手谢了他们的好意,又一边慌慌忙忙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笑着递给他们。
父亲带着我在后院找了个偏远的角落坐着。可我们周围依旧热闹。女人们在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出密集的笑声。男人们在吹牛侃大山,只听得一个又一个不同嗓音却同样不服气的“咦”。
父亲是静默的,他就带着淡淡的笑坐在那儿。他也是和谐的,像是真的来参加喜宴的人,像是高兴到极点之后的默然无声。
慢慢地,周围的人开始跟父亲搭话,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又拿出烟盒给周围的人发烟。我觉得父亲像是在等着谁似的。
到父亲烟盒里的烟只剩三支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有些枯瘦的老人向我们走过来。他一路走,周围的人一路对他说着恭喜恭喜。等他终于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却问了一句:“这些天身体还好吧?”
老人家没回答,只拍了拍父亲的手臂,然后转过头来,笑眯眯地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和父亲一起坐在那里静默着。热闹啊热闹,热闹得连孩子的乳牙嚼碎喜糖的声音都听得见。
后来,帮厨找过来,要老人家去看看。看什么我没听清,我只听见老人家临走前对父亲说,今天要多吃点儿啊!
父亲笑着回答:“好,您去忙吧。”
老人家刚走,父亲就对我说,走吧。我问为什么,父亲只缓缓地说:“没烟发给人家了!”
人太多,我和父亲只能贴着房边走。从后堂门口过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见,屋子的正中停了一口黑得发亮的棺材,棺盖上放了一朵由红布和白布混在一起扎成的花,白布很暗淡,倒是红布红得很耀眼。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