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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过去了，曾经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老兵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硝烟尽管散去，但是他们的战斗故事将会铭刻在民族记忆当中……
曾宪高：不死的敢死队队长
1921年，安徽霍邱县的一户官宦人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唤作曾宪高。如果没有战争，或许他会按照父亲的愿望成为一个教书先生。
命运终究是命运，谁也敌不过。师范刚毕业的曾宪高就碰到了“七?七”事变。而恰巧此时，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16期学员，从小就爱舞刀弄剑的他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了考试。家人在得知他被录取之后暴跳如雷，关了他三天三夜的小黑屋。后来他又设法逃了出去，当夜带着录取通知书乘火车来到了铜梁。因为前线兵源紧张，曾宪高仅仅训练了三个月就被投送到了淞沪战场。部队到达上海就立马修筑工事。不久，日军从海上登陆，国军将士奋起反击。由于日军攻势太猛，国军转入被动防御阶段。看着前线将士不断后撤，曾宪高痛心疾首，主动请缨敢死队。然而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位敢死队队长殉职。面对死亡，他义无反顾抄起了手中的武器。因为头脑活络且擅长刀法，营长就任命他为敢死队队长，专门负责夜间袭扰日军。敢死队任务不简单，经常要和装备先进的日军零距离接触。曾宪高完全顾不了这些，担任队长的当天夜里就组织了大刀队杀往敌营。由于准备不充分，潜伏在丛林里的大刀队被敌营的哨兵发现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曾宪高没有细想，一下子从草垛子里蹿了出来。刀起头落，日本兵刚要扣动扳机的手指软了下来，大刀队化险为夷。
有一次，曾宪高执行任务后返回途中正巧遇到了日军的辎重部队。由于事发突然，双方都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曾宪高率先打了第一枪。拼到最后，弹药都打完了，双方就进入了白刃战。曾宪高从腰中拔出铮亮的大砍刀，领着弟兄们冲上前去，嘴里还嚷着：干死小日本！日本兵也不示弱，端着刺刀就冲了过来，大刀队一下子被打蒙了。眼看着大刀队快要败了，曾宪高赶忙示意大刀队后撤，而后又组织起了第二波攻势。双方你来我往，拼得最厉害的还是曾宪高。他的对手是个少佐，少佐矮胖身材但是刀法却十分了得，几个回合下来，曾宪高吃了不少亏，他的左臂被刺伤，肚子上也被踹了一脚。眼看被踹飞在地的曾宪高快要被扑过来的少佐刺中心脏，曾宪高顺手扬起一把沙子，少佐大叫一声失去了方向。曾宪高趁机纵身一跃，一个饿虎扑食的动作，少佐成了刀下鬼。众日本兵看着少佐的尸体，纷纷停止了抵抗。
张志廉：“小五台”的生死劫
“小五台”，真名叫张志廉，山西五台人，14岁入伍，在八路军总部通信营担任勤务员。他干活利索，深得首长们的赞赏，在得知他是五台人时便亲切地叫他“小五台”。
1942年，侵华日军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华北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地区八路军处于日军严密监视之下，抗日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为了拓展抗日空间，减小人员伤亡，冀中区党委决定将主力部队由内线向外线转移，试图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同时大幅精简黨政军机关人员，把精简下来的人员分散隐蔽到可靠的农村，组织群众参加反“扫荡”。当时19岁的“小五台”还在参加训练班，副参谋长张学思一直在教室外踱着步，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小五台”凑上前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学思说上头交代了一个任务，要他组织一些精干的战士去把冀中的机关人员转移到冀西农村去。他严肃地问“小五台”愿不愿意去，“小五台”没有多想就应承了下来。
第二天，天刚拂晓，“小五台”就跟着出发了。借着芦苇荡和夜色的掩护，“小五台”躲过了日军的探照灯，穿过了白洋淀。下了白洋淀离冀中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经过铁路和防守严密的日军交通壕，张学思一路叮嘱战士们要注意隐蔽。“小五台”一路上猫着腰连大气都不敢出，张学思见状忍俊不禁，急忙给“小五台”做思想工作。听了副参谋长的话，“小五台”紧张的神态顿时镇定了许多。天刚蒙蒙亮，日军碉堡里的探照灯还在放肆地晃动着。要去冀中就必须经过平汉铁路，然而该路段又被日本兵严密监视着，要通过铁路，需要十分小心。张学思又一遍提醒队员们，如果探照灯要照过来就卧倒。“小五台”心里记得牢牢的，走得更小心了。突然，一束灯光冷不丁地照了过来，“小五台”眼疾手快，向大家轻喊了一声“卧倒”，大家应声卧倒。“小五台”趴在草地上，看着身边草地上的一窝麻雀猛地窜了出来，几十米开外的碉堡探出了一挺歪把子机枪，枪管在朦胧的光线里让人胆寒。“小五台”头刚埋下去，突然不远处响了一枪，“小五台”正纳闷，眼睛却被一股往下流的血遮盖了视线，副参谋长立刻匍匐了过来。原来日本兵朝鸟群开了一枪，子弹却擦到了“小五台”的额头，尔后探照灯就打到别处去了。“小五台，你头流血了！”看到这场景，张学思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纱布，严严实实地在他头上缠了几层。“小五台”起初还坚持不缠纱布，因为缠了纱布就意味着要放弃任务，可是接踵而来的疼痛和眩晕，不得不让“小五台”松了嘴。张学思意识到“小五台”需要得到后方的紧急救治，任务不得不取消。
伤好之后，“小五台”继续在通信营工作，并随着部队继续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拾起了老本行，为新中国的通信技术奉献了光和热。
王悦：流亡者的狂欢夜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王悦已经流亡了14年了，对于两岁就离开故土的她来说，太想回家乡去看一看了。
1945年8月，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黄昏，滨海军区正在举行英模大会，王悦负责舞蹈表演。她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演出了，1941年东北抗联111师成立后，她就进了宣传队。
如果不是因为那一份电报，或许那天对于王悦来讲实在是无足轻重。正在后台化妆的王悦看见一个战士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神色十分紧张。正在主持会议的宣传部长连忙赶到后台，战士把电报递给了部长。部长小心翼翼打开文件袋，是新华社的消息。战士定了定神，也悄悄地把头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王悦按捺不住兴冲冲地贴上去看，一看不得了，整个后台都炸开锅了。部长压住激动的声音对大家说：“不要讲，谁也不准讲，谁讲我就处理谁，这个电报要给首长读。”部长一刻也不敢怠慢，立刻飞奔到主席台把电报递给了军区首长。台下的正纳闷部长为何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都鸦雀无声。首长看完电报，清了清嗓子：“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首长用最大的音量喊着，底下还是鸦雀无声。“日本鬼子投降了！”首长又大声喊了一遍。霎时，全场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高兴地跳着蹦着。在后台化妆的人也都跑了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叫着唱着。当时是晚上，为了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达给大家，宣传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路唱着《长城谣》，一路敲着鼓。惊醒的村民听到消息后，也都跟着宣传队唱着。宣传队越来越壮大，到最后有几千村民参与胜利游行。王悦当时是宣传队墙报组组长，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组织队员每人写了一篇胜利的感想，第二天清早就贴满了村头。
宣传队一回来，王悦就打好背包跑向政委房间，急切地说：“我要回家。”政委看着她的行装十分诧异，反问道：“你怎么回家？”王悦说：“鬼子都投降了，还不能回家么。”政委哈哈大笑，鬼子投降了，但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王悦回到了宣传队，队长严厉批评她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做了检讨。后来王悦跟着宣传队，从沂蒙山区到大别山区，把党的声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曾宪高：不死的敢死队队长
1921年，安徽霍邱县的一户官宦人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唤作曾宪高。如果没有战争，或许他会按照父亲的愿望成为一个教书先生。
命运终究是命运，谁也敌不过。师范刚毕业的曾宪高就碰到了“七?七”事变。而恰巧此时，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16期学员，从小就爱舞刀弄剑的他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了考试。家人在得知他被录取之后暴跳如雷，关了他三天三夜的小黑屋。后来他又设法逃了出去，当夜带着录取通知书乘火车来到了铜梁。因为前线兵源紧张，曾宪高仅仅训练了三个月就被投送到了淞沪战场。部队到达上海就立马修筑工事。不久，日军从海上登陆，国军将士奋起反击。由于日军攻势太猛，国军转入被动防御阶段。看着前线将士不断后撤，曾宪高痛心疾首，主动请缨敢死队。然而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位敢死队队长殉职。面对死亡，他义无反顾抄起了手中的武器。因为头脑活络且擅长刀法，营长就任命他为敢死队队长，专门负责夜间袭扰日军。敢死队任务不简单，经常要和装备先进的日军零距离接触。曾宪高完全顾不了这些，担任队长的当天夜里就组织了大刀队杀往敌营。由于准备不充分，潜伏在丛林里的大刀队被敌营的哨兵发现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曾宪高没有细想，一下子从草垛子里蹿了出来。刀起头落，日本兵刚要扣动扳机的手指软了下来，大刀队化险为夷。
有一次，曾宪高执行任务后返回途中正巧遇到了日军的辎重部队。由于事发突然，双方都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曾宪高率先打了第一枪。拼到最后，弹药都打完了，双方就进入了白刃战。曾宪高从腰中拔出铮亮的大砍刀，领着弟兄们冲上前去，嘴里还嚷着：干死小日本！日本兵也不示弱，端着刺刀就冲了过来，大刀队一下子被打蒙了。眼看着大刀队快要败了，曾宪高赶忙示意大刀队后撤，而后又组织起了第二波攻势。双方你来我往，拼得最厉害的还是曾宪高。他的对手是个少佐，少佐矮胖身材但是刀法却十分了得，几个回合下来，曾宪高吃了不少亏，他的左臂被刺伤，肚子上也被踹了一脚。眼看被踹飞在地的曾宪高快要被扑过来的少佐刺中心脏，曾宪高顺手扬起一把沙子，少佐大叫一声失去了方向。曾宪高趁机纵身一跃，一个饿虎扑食的动作，少佐成了刀下鬼。众日本兵看着少佐的尸体，纷纷停止了抵抗。
张志廉：“小五台”的生死劫
“小五台”，真名叫张志廉，山西五台人，14岁入伍，在八路军总部通信营担任勤务员。他干活利索，深得首长们的赞赏，在得知他是五台人时便亲切地叫他“小五台”。
1942年，侵华日军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华北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地区八路军处于日军严密监视之下，抗日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为了拓展抗日空间，减小人员伤亡，冀中区党委决定将主力部队由内线向外线转移，试图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同时大幅精简黨政军机关人员，把精简下来的人员分散隐蔽到可靠的农村，组织群众参加反“扫荡”。当时19岁的“小五台”还在参加训练班，副参谋长张学思一直在教室外踱着步，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小五台”凑上前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学思说上头交代了一个任务，要他组织一些精干的战士去把冀中的机关人员转移到冀西农村去。他严肃地问“小五台”愿不愿意去，“小五台”没有多想就应承了下来。
第二天，天刚拂晓，“小五台”就跟着出发了。借着芦苇荡和夜色的掩护，“小五台”躲过了日军的探照灯，穿过了白洋淀。下了白洋淀离冀中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经过铁路和防守严密的日军交通壕，张学思一路叮嘱战士们要注意隐蔽。“小五台”一路上猫着腰连大气都不敢出，张学思见状忍俊不禁，急忙给“小五台”做思想工作。听了副参谋长的话，“小五台”紧张的神态顿时镇定了许多。天刚蒙蒙亮，日军碉堡里的探照灯还在放肆地晃动着。要去冀中就必须经过平汉铁路，然而该路段又被日本兵严密监视着，要通过铁路，需要十分小心。张学思又一遍提醒队员们，如果探照灯要照过来就卧倒。“小五台”心里记得牢牢的，走得更小心了。突然，一束灯光冷不丁地照了过来，“小五台”眼疾手快，向大家轻喊了一声“卧倒”，大家应声卧倒。“小五台”趴在草地上，看着身边草地上的一窝麻雀猛地窜了出来，几十米开外的碉堡探出了一挺歪把子机枪，枪管在朦胧的光线里让人胆寒。“小五台”头刚埋下去，突然不远处响了一枪，“小五台”正纳闷，眼睛却被一股往下流的血遮盖了视线，副参谋长立刻匍匐了过来。原来日本兵朝鸟群开了一枪，子弹却擦到了“小五台”的额头，尔后探照灯就打到别处去了。“小五台，你头流血了！”看到这场景，张学思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纱布，严严实实地在他头上缠了几层。“小五台”起初还坚持不缠纱布，因为缠了纱布就意味着要放弃任务，可是接踵而来的疼痛和眩晕，不得不让“小五台”松了嘴。张学思意识到“小五台”需要得到后方的紧急救治，任务不得不取消。
伤好之后，“小五台”继续在通信营工作，并随着部队继续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拾起了老本行，为新中国的通信技术奉献了光和热。
王悦：流亡者的狂欢夜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王悦已经流亡了14年了，对于两岁就离开故土的她来说，太想回家乡去看一看了。
1945年8月，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黄昏，滨海军区正在举行英模大会，王悦负责舞蹈表演。她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演出了，1941年东北抗联111师成立后，她就进了宣传队。
如果不是因为那一份电报，或许那天对于王悦来讲实在是无足轻重。正在后台化妆的王悦看见一个战士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神色十分紧张。正在主持会议的宣传部长连忙赶到后台，战士把电报递给了部长。部长小心翼翼打开文件袋，是新华社的消息。战士定了定神，也悄悄地把头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王悦按捺不住兴冲冲地贴上去看，一看不得了，整个后台都炸开锅了。部长压住激动的声音对大家说：“不要讲，谁也不准讲，谁讲我就处理谁，这个电报要给首长读。”部长一刻也不敢怠慢，立刻飞奔到主席台把电报递给了军区首长。台下的正纳闷部长为何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都鸦雀无声。首长看完电报，清了清嗓子：“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首长用最大的音量喊着，底下还是鸦雀无声。“日本鬼子投降了！”首长又大声喊了一遍。霎时，全场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高兴地跳着蹦着。在后台化妆的人也都跑了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叫着唱着。当时是晚上，为了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达给大家，宣传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路唱着《长城谣》，一路敲着鼓。惊醒的村民听到消息后，也都跟着宣传队唱着。宣传队越来越壮大，到最后有几千村民参与胜利游行。王悦当时是宣传队墙报组组长，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组织队员每人写了一篇胜利的感想，第二天清早就贴满了村头。
宣传队一回来，王悦就打好背包跑向政委房间，急切地说：“我要回家。”政委看着她的行装十分诧异，反问道：“你怎么回家？”王悦说：“鬼子都投降了，还不能回家么。”政委哈哈大笑，鬼子投降了，但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王悦回到了宣传队，队长严厉批评她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做了检讨。后来王悦跟着宣传队，从沂蒙山区到大别山区，把党的声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