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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将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
延续此前的基调，防范风险仍是十九大有关金融工作的一大重头戏。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度得以强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还与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十九大会议期间，“一行三会”负责人纷纷对此发声。央行行长周小川首提“明斯基时刻”；银监会主席郭树清给出了同业、理财、表外三大重点防控领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出要补齐资本市场短板，防范重大风险。
进一步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强化金融监管、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上下齐动员防风险等系统化举措，一部分前期已陆续出台，纲举目张，还有一部分则箭在弦上，见机而作。正如郭树清概括所言，十九大后将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
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成绩显著，不断完善了金融体系并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
2012年至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稳步提高至8.35%。“五年间，金融资产规模几乎翻了一番。”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金融业增速超过经济整体增速。
同时，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配置和服务实体的能力渐强。
结构上，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场内市场和新三板、地方区域性市场等场外市场均得到长足发展。规模上，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超过50万亿元，且截至今年上半年的债券市场总量达约67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三。
功能上，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也不断提高。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7.8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3万亿元，同比增加605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4万亿元，同比增加4826亿元。企业债和股票融资占比接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4。
尽管如此，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十九大，都一再强调健全监管，防范风险，守住底线。
10月14日，周小川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原因，中国金融业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但总体风险可控。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面对着三方面挑战：一是高速扩张和深入去杠杆，一部分风险隐患进入“清算期”；二是资金脱实向虚，导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供需失衡；三是混业态势加速，监管政策和监管能力亟待完善。
“根本上还是资金脱实向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认为，实体兴则国家兴。
多位受访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十九大之后，进一步灌溉实体经济将成为金融工作的核心之一。
“很多资金在银行之间、银证之间、银保之间‘体内’循环。”李扬表示，资产是膨胀了，但没有到实体经济中去。
一位商业银行交易员对此颇有感触：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速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复苏速度，CPI相对表现不足，而实践又无法准确测算金融膨胀的程度，因而风险逐渐潜增。
中银国际董事长曹远征认为，金融是经营杠杆的行业，杠杆存在自我维持的需要。实体经济困难会导致金融杠杆难以维持，最终可能引致金融危机。因此，还需实体部门去产能尤其是去僵尸企业。
郭树清在十九大期间表示，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已得到了初步遏制：目前，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逾2万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下降，尤其银监会今年重点管控了同业、理财、表外三大领域之后。
据郭树清介绍，这三大领域一方面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方面还主要涉及资金空转，整治期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小。十九大之后，银监会将在加大监管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督促商业银行自查。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保持了高压态势，牵涉达到5.8万人次。
10月19日，十九大会中，对于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周小川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名词：明斯基时刻。
他表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这即是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即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周小川指出，资产泡沫既可能出现于资本市场，也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或者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另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
之于我国，即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直接融资比例低，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和投资效率偏低，要严防出现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表示，首先，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例早在2014年就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且这一比例仍迅速上升；其次，国企债务相对风险较大，占比GDP中25%价值的国企，其债务却高达所有企业债务总量的一半左右；再者，大量僵尸企业仍在不断累积债务风险，风险化解力尚须加强。
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16年9月发布报告称，截至2016年一季度，中國的“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指标”升至30.1%，位居全球首位，高于第二位的加拿大两倍之多，且远超BIS设定的10%警戒线，为其1995年追踪中国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BIS表示，该数据超过了BIS覆盖的其他41个国家以及欧元区，且明显超出东南亚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也高于2008年雷曼破产前的美国水平。
“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黑天鹅事件’，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胜军说。
在他看来，1990 年日本经济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 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资本市场股灾，每一次危机的本质都是过度负债。因而，当前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去杠杆”，直面银行坏账风险、经济增速放缓等阵痛，而非追求短期金融稳定。
“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企业，也涉及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调整。”周小川公开表示，其中一部分企业名下的贷款实则可能是地方平台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借地方国企来融资，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亟待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的不健康行为，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在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金融监管，并设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也从国际国内形势详细阐释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中，“一行三会”负责人均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坚决抵御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分析，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业态层出不穷且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业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致使风险事件频发，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秩序并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这迫切需要监管快速跟上。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过去几年来，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监管自身的问题。例如，分业监管体系滞后于混业经营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对交叉领域创新的监管空白和规则不一，监管协调低效，导致了过度套利行为。
对此，十九大报告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了双支柱框架，其中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扩张速度要与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2016年将该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七个方面约束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调节。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MPA，使其趋于稳定。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国央行主要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以稳定物价为目标，较好防止了高通胀。但本轮危机说明，价格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例如危机前美国的物价稳定但金融资产价格大涨，市场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跨市场风险传染性较强。
易纲表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只有货币政策还不够，金融风险主要源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这两者对症下药。“双支柱”调控框架将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在制度、规则设置和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配合得更好。包括‘一行三会’和各大金融机构，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周小川表示。
而实施“双支柱”框架的关键，在于搭建好、用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按照周小川10月15日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的说法，该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对此，工商银行行长谷澍称，国有大型银行必须深化对风险的认识，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要有忧患意识并增强紧迫性，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积极消除“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发生的诱因。
“关键还是各監管机构要协同作战，不但要整治各种伪金融机构，还要最终让各类传统金融机构、新金融机构都遵守‘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的原则。”向松祚表示。
延续此前的基调，防范风险仍是十九大有关金融工作的一大重头戏。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度得以强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还与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十九大会议期间，“一行三会”负责人纷纷对此发声。央行行长周小川首提“明斯基时刻”；银监会主席郭树清给出了同业、理财、表外三大重点防控领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出要补齐资本市场短板，防范重大风险。
进一步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强化金融监管、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上下齐动员防风险等系统化举措，一部分前期已陆续出台，纲举目张，还有一部分则箭在弦上，见机而作。正如郭树清概括所言，十九大后将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
进一步“脱虚向实”
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成绩显著，不断完善了金融体系并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
2012年至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稳步提高至8.35%。“五年间，金融资产规模几乎翻了一番。”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金融业增速超过经济整体增速。
同时，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配置和服务实体的能力渐强。
结构上，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场内市场和新三板、地方区域性市场等场外市场均得到长足发展。规模上，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超过50万亿元，且截至今年上半年的债券市场总量达约67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三。
功能上，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也不断提高。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7.8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3万亿元，同比增加605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4万亿元，同比增加4826亿元。企业债和股票融资占比接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4。
尽管如此，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十九大，都一再强调健全监管，防范风险，守住底线。
10月14日，周小川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原因，中国金融业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但总体风险可控。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面对着三方面挑战：一是高速扩张和深入去杠杆，一部分风险隐患进入“清算期”；二是资金脱实向虚，导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供需失衡；三是混业态势加速，监管政策和监管能力亟待完善。
“根本上还是资金脱实向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认为，实体兴则国家兴。
多位受访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十九大之后，进一步灌溉实体经济将成为金融工作的核心之一。
“很多资金在银行之间、银证之间、银保之间‘体内’循环。”李扬表示，资产是膨胀了，但没有到实体经济中去。
一位商业银行交易员对此颇有感触：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速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复苏速度，CPI相对表现不足，而实践又无法准确测算金融膨胀的程度，因而风险逐渐潜增。
中银国际董事长曹远征认为，金融是经营杠杆的行业，杠杆存在自我维持的需要。实体经济困难会导致金融杠杆难以维持，最终可能引致金融危机。因此，还需实体部门去产能尤其是去僵尸企业。
郭树清在十九大期间表示，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已得到了初步遏制：目前，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逾2万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下降，尤其银监会今年重点管控了同业、理财、表外三大领域之后。
据郭树清介绍，这三大领域一方面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方面还主要涉及资金空转，整治期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小。十九大之后，银监会将在加大监管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督促商业银行自查。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保持了高压态势，牵涉达到5.8万人次。
严防“明斯基时刻”
10月19日，十九大会中，对于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周小川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名词：明斯基时刻。
他表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这即是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即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周小川指出，资产泡沫既可能出现于资本市场，也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或者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另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
之于我国，即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直接融资比例低，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和投资效率偏低，要严防出现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表示，首先，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例早在2014年就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且这一比例仍迅速上升；其次，国企债务相对风险较大，占比GDP中25%价值的国企，其债务却高达所有企业债务总量的一半左右；再者，大量僵尸企业仍在不断累积债务风险，风险化解力尚须加强。
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16年9月发布报告称，截至2016年一季度，中國的“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指标”升至30.1%，位居全球首位，高于第二位的加拿大两倍之多，且远超BIS设定的10%警戒线，为其1995年追踪中国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BIS表示，该数据超过了BIS覆盖的其他41个国家以及欧元区，且明显超出东南亚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也高于2008年雷曼破产前的美国水平。
“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黑天鹅事件’，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胜军说。
在他看来，1990 年日本经济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 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资本市场股灾，每一次危机的本质都是过度负债。因而，当前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去杠杆”，直面银行坏账风险、经济增速放缓等阵痛，而非追求短期金融稳定。
“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企业，也涉及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调整。”周小川公开表示，其中一部分企业名下的贷款实则可能是地方平台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借地方国企来融资，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亟待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的不健康行为，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双支柱”调控框架
在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金融监管，并设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也从国际国内形势详细阐释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中，“一行三会”负责人均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坚决抵御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分析，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业态层出不穷且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业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致使风险事件频发，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秩序并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这迫切需要监管快速跟上。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过去几年来，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监管自身的问题。例如，分业监管体系滞后于混业经营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对交叉领域创新的监管空白和规则不一，监管协调低效，导致了过度套利行为。
对此，十九大报告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了双支柱框架，其中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扩张速度要与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2016年将该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七个方面约束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调节。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MPA，使其趋于稳定。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国央行主要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以稳定物价为目标，较好防止了高通胀。但本轮危机说明，价格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例如危机前美国的物价稳定但金融资产价格大涨，市场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跨市场风险传染性较强。
易纲表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只有货币政策还不够，金融风险主要源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这两者对症下药。“双支柱”调控框架将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在制度、规则设置和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配合得更好。包括‘一行三会’和各大金融机构，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周小川表示。
而实施“双支柱”框架的关键，在于搭建好、用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按照周小川10月15日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的说法，该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对此，工商银行行长谷澍称，国有大型银行必须深化对风险的认识，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要有忧患意识并增强紧迫性，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积极消除“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发生的诱因。
“关键还是各監管机构要协同作战，不但要整治各种伪金融机构，还要最终让各类传统金融机构、新金融机构都遵守‘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的原则。”向松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