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105周岁时，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她的离开平静而自然，就像她编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作品《生与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在4年前，杨绛就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她的想法：“我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受赙仪，至多七八亲友送送。”在3年前，杨绛亲笔撰写遗嘱，再次对后事办理明确嘱咐：“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杨绛和丈夫钱钟书有很多著作，90岁那年她将两人的72万元稿费，和随后出版作品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鼓励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而好学上进的优秀学生，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履行协议，在享有钱钟书、杨绛作品由于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有义务负责全面维护两人作品著作权和与著作权相关权利不受侵犯。10多年来，每年出版社都会直接把稿费寄给清华大学基金会，目前已经累计2000万元。
　　杨绛的家里有不少珍贵文物字画，在生前她已经将文物字画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和其他财产，她也对相关人员作出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吴学昭是钱钟书的老师吴宓的女儿，态度端正，办事认真。杨绛在遗嘱中特别指定，吴学昭担任遗嘱执行人。
　　逝世的第三天清早，杨绛遗体从北京协和医院启程，前往八宝山公墓。作为杨绛生前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代表，所长陈众议前来参与送别，永别的过程极其简单，没有举行仪式，没有设立灵堂，也没有花圈挽联，大家都按照楊绛的遗嘱，安静地送她走完最后的路程。
　　杨绛把价值连城的财产捐赠国家，而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清净地抹去她在世界上的最后痕迹，从她的慷慨与节俭中，可以看出她的高大人格。杨绛对人生的看法，与兰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编辑/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