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王朝李佑亮出身
　　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四月一日，洛阳“兴教门事变”中转入地下的继嵩、继潼、继蟾、继 等，削发化装，攀抄小道进入四川后，经过30多年，到了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王朝派遣王全斌等伐后蜀。王全斌自12岁即为侍奉唐庄宗李存勖的近卫，和存勖家有深厚感情，庄宗逝时还侍卫左右，并料理了庄宗的后事。这次伐后蜀，他任行营前军都部署。因此，庄宗在四川的后裔子孙，又经王全斌的帮助，部分人回到中原谋生。此后，又经过60年，于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在宋王朝的官场上出现了唐庄宗李存勖的曾孙李佑。据《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记载：“天圣四年夏四月，安德节度推官李佑，唐庄宗曾孙也。上书求便官，以洒扫陵庙，因改授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帝谓辅臣曰：‘唐庄宗百战有天下，嬖（宠）用伶官以及祸，可叹也！’（宰臣）王曾说：‘陛下日听政事，又以前代治乱为黾鉴，天下之福也！”据《纲鉴易知录》卷六十七记载：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诏录五代及诸国后。”因之，自李佑定居洛阳以来，宋仁宗继续录用了其后裔。到宋神宗时，因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破例录用了一些人才，使唐庄宗的后裔，又有继续进入宋朝官场的时机。据《宋史》卷十五记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春正月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熙宁四年三月辛亥，录唐李氏后。”随着宋王朝政策的放宽，这些前代帝王后裔，有的公开进入官场，有的隐瞒出身进入官场。但好景不长，不久，北方的金国灭了辽国，从太行山东、西两路大举南下，进入中原，掳去徽、钦二帝，迫使以赵构为皇帝的宋王朝迁逃江南。百姓则死的死，逃的逃，行居都不安然，就是地方军政人员，同样乱作一片。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记载：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金帅粘没喝至汜水关，留守孙昭远走死”。金将娄室自韩城踩冰过黄河，攻陷同州，华州，安抚使郑骧死，金兵遂破潼关。而河东经制使王 又弃陕州，逃往四川。所以，李存勖之裔，在无奈中逃入西北地区，长期辗转于陕、甘等地。直到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蒙古人消灭西夏之后，才到原始祖朱耶执宜归唐时落脚的地方宁夏灵州定居下来。由于多年灭夏的残酷战争，西夏人口死亡甚众。《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记载：“六月，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尤其是接近“兴庆府”的灵州等地，更是惨不堪言，就连最后被迫出降的大夏末帝李 等人，也全被杀，从而达到了“斩草除根”的目的。当时由于死尸暴于地面，便发生了特大瘟疫，不仅幸存者难以生存，就连蒙古兵也病死不少。多亏蒙古汗国将领耶律楚材，在打破“中兴府”后取得两驼驮大黄，救活蒙古兵万人。但很遗憾，终未能救了有内伤的成吉思汗，他病到七月己丑时不幸逝于前线，秘密运往蒙古萨里川（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因而，李存勖之裔来到灵州后，利用历史上祖先执宜、国昌，长期任职于阴山，振武和李国昌、李克用等曾避难于鞑靼的历史因缘，和蒙古贵族开始交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继而又结识了蒙古贵族世联驸马脱脱木儿一家，于是从一般庶民一跃而成为蒙古汗国的军政官员了。
　　二、岐王府赏哥任教授
　　李存勖之后裔，回到其祖先落脚的故地灵州后，经过一段与蒙古人亲密无间的生活，仿学蒙古人的习俗很多，就连小孩的名字，也按蒙古语命名。所以，从李赏哥起，四代人都是取蒙古人的名字。如“赏哥”、“梅的古”、“管吉禄”、“查罕帖木儿”与“南哥”等。同时还与蒙古人结亲通婚，感情越来越深厚，直延续到了明朝中叶。据《连城鲁土司》记载：庄浪蒙古族鲁土司与西宁沙陀人李土司连续结亲三代。即二世鲁土司巩卜世杰的妻是“西宁卫指挥李南哥之女”。三世鲁土司鲁贤的妻是“湟中会宁伯李英之女”。四世鲁土司鲁鉴的妻是“湟中高阳伯李文之女”。一世鲁土司名叫脱欢，元封为安定王，成宗大德时“参知政事”，顺帝至正时“平章政事”，并任左丞。脱欢是成吉思汗第六子阔列坚的三世孙，是元朝宗室，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或四年（公元1371年）在河西走廊率子部投明，遂被安置在庄浪连城为世官。据《明史》记载，西宁土司祁震之子祁监藏是李英的外甥。这说明李土司还和蒙古人祁土司结亲。祁土司的祖朵尔只失结是元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附明。这种亲缘虽有门当户对的含义，但主要还有民族和家族的感情问题。
　　说到李赏哥为人和蔼可亲，一贯乐于助人，善于为人排忧解难，具有远见卓识。他精通蒙、汉文字，是一位习文练武、博学多才的人。他与蒙古贵族、庶民，都有交情，而且和岐王脱脱木儿一家，交情很深，所以一直效忠于岐王府。由于他精敏能干，办事认真负责，故以执金吾定居宁夏，长期任岐王府教授等职。
　　岐王府和元世祖是亲戚加君臣关系，是历代附马与岳父之亲。他们的亲缘源远流长，早在岐王祖赤窟时，赤窟就是元秃满伦公主的驸马。到赤窟之孙怀都时，怀都又是元瓮吉八忽公主的驸马，而怀都之弟爱不哥又是采真公主的驸马。爱不哥之子岐王脱脱木儿，为元大长公主桑哥不剌的驸马。脱脱木儿在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五月封为濮阳王。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三月任甘肃行省右承中书平章事，加大司徒。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五月壬寅，诏命置濮阳王脱脱木儿王傅四员，仁宗延祜四年（公元1317年）进封脱脱木儿为岐王。
　　爱不哥的另一子宁濮郡王章吉为郓国大长公主忙哥台的驸马。元世祖初，就敕颁章吉以驸马印信。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二月壬子时，又封为宁濮郡王镇西宁。期间，李赏哥随章吉驸马镇守封地和出征边塞。如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三月乙亥，在西平王奥鲁赤率领下，随章吉驸马的军队进入青海，西征吐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正月癸卯，海都犯边，又随章吉驸马北征边塞。同年十二月丙子，也速不花、昔列门反叛，甘肃行省约诸王八八、拜答罕、章吉驸马合兵去讨伐，李赏哥又随之出征。结果叛众均被征军的军威镇服，纷纷绑缚请罪，唯昔列门率部西逃，后亦被截获擒拿，送往京师处置。赏哥的夫人王氏，生子梅的古。李梅的古在元成宗年间时，曾随军出征，立有军功，在岐王府比较活跃。李梅的古的夫人吴氏，生子管吉禄。 　　李赏哥父子均家居宁夏，他们和夫人百年之后，都葬于宁夏灵州。据记载，明朝又追赠李梅的古为荣禄大夫柱国。
　　三、元司马西宁扎下根
　　管吉禄是元朝的司马，是一位文武双全，武略高超，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为人谨慎，办事求实，长期替章吉驸马和忙哥台公主管理西宁封地。由于政绩卓著，深得驸马和公主的信任，故被奏拜为西宁州同知，从此管吉禄和夫人龚氏便寓居西宁，在青海扎下了根基。他们夫妇有三子，长子叫查罕帖木儿，次子叫南哥，三子叫坚赞。这三房的子孙，元、明期间都陆续定居西宁，故今青海地区的十多万沙陀李氏族人，均为他们三人的后裔。李管吉禄和夫人龚氏逝世后，葬于西宁吴仲与湟中黑嘴之间的坟地，名为黑嘴儿享堂，该坟地地势后靠金山，面向湟水，有“左钟右鼓”之形状，与后来东伯府李土司的坟园（民和享堂）相似。管吉禄的西宁州同知职务，授予其长子查罕帖木儿嗣任。到了元朝晚期，由于明太祖灭元的战争紧迫，查罕帖木儿被调往陕西华州驻防，临行前将其西宁州同知之职授予其子观音保嗣任，因观音保年幼，其职由其叔父李南哥代理。
　　管吉禄和他的子孙地位如此显要之原因，除自身因素外，主要靠其至友章吉驸马与忙哥台公主一家的扶持。忙哥台公主因章吉驸马的功劳和自己的身份地位，声望高，封赏厚。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五月，晋封忙哥台公主为郓国大长公主，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四月，进郓国大长公主忙哥台为大长公主，赐金印。同年五月乙未，将西宁州赐封于大长公主，该地的田租赋税均归她所有。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五月己亥，又加封大长公主忙哥台为皇姑大长公主，颁金印，赐金百两、银千两。这样李管吉禄一家也就水涨船高，十分走运。至明朝时，又追赠管吉禄为荣禄大夫柱国，追赠其妻龚氏为夫人。
　　四、州同知率众归大明
　　观音保袭职后正值年幼，西宁州同知由其叔父李南哥代理之际，朱元璋推翻元朝，做了大明皇帝，派兵打到兰州。于是，李南哥以西宁州同知都护事的身份，率众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以州归附大明。明太祖仍任命李南哥为西宁州同知，命其做河湟、西海头人的宣谕招抚工作。南哥一心为明朝廷尽力，使申中、西纳等十三族头人和其他头人们所辖部落纷纷归明，多数头人还进京朝觐，明太祖甚喜，均下诏官复原职或授以新职。李南哥被封为忠显校尉，驻西宁。南哥又收抚把沙六族安置野马川（今青海海北州境内）。对此《明史》卷一五六明确记载：“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遣西宁州同知李南哥等，招抚番酋，至者亦悉授官”。并以“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的方略，加以晓谕。从而西部广大地区都归附了明朝，很快稳定了西北大局，孤立了坚持顽固立场的分子，使他们不能成大气候，当时不安定的因素，主要是岐王的残余势力。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六记载：“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九月，故元右丞朵儿只失结会河州卫指挥徐景等，领兵至西宁息利沟闪古儿之地，攻破故元岐王朵儿只班营。朵儿只班遁去，获岐王金印一，司徒印一，及其士马而还。”又同书卷八十三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六月，洮州三幅使阿都儿等，以出猎之名聚众，约故元岐王朵儿只班寇边。朵儿只班等遂率众驻大通山黑城，入寇河、兰二州，西宁卫千户祈（祁）者公孙哥等领兵击之，斩满答里等百余人，千户伦达力战死，寇遂解去。”这说明元势已土崩瓦解，不能左右局势。所以《秦边纪略》第六十页写道：“明初，李南哥率众南归，使之招番讨叛，大有功绩，赐铁券虎头符。”由于李南哥功绩显著，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设置西宁卫时，据《明史》卷三三O记载：“以南哥为指挥。”并说：“太祖定关中，遣西宁等四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之，令之世守。”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五月十六日给李南哥的委任诏书说：“朕君天下，凡四方募义之士，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使之宣其力焉，尔李南哥久居西土，闻我声教，委身来廷，朕用嘉之。今开设西宁卫，特命尔为之佐，授尔为都指挥使，尔尚思尽乃心，抚其部众，谨守法度，以安疆土，庶副朕委之意，可钦哉。”任命都指挥使后，不仅管理西宁卫，还兼管陆续成立的罕东、曲先、安定、阿端等四卫。其地域之辽阔广大，几乎相当于今青海省全境（其中仅黄河南的循化、尖扎、同仁、泽库、河南和贵德、贵南、同德的一部分属河州卫管辖）。它东南沿黄河北岸从今海东直达海南北部、西部和果洛、玉树的大部地区。东北从大通河西岸包括今海东、西宁、海北、海西的全部地区，还包括今新疆阿尔金山地区的阿端卫。就西宁卫本身，也包括除循化外的今海东、西宁全境和海北的门源、祁连等地。后设军民指挥使司，划分成左、右、中、前、后、中左六个管所分管。在如此广阔地域之内欲搞好各项工作，确属不易。但由于代管的各卫内部事务均实行自治，所辖六所职责明确，加之李南哥等谨慎从事，宏观管理得当，每奉旨调度各卫人、物，安排比较适度，尚能适应当时当地情况。所以各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生产力有所发展。
　　为了安定发展，李南哥曾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据《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七记载：“李南哥西宁土人，本沙陀李氏，元西宁州同知。洪武四年以州归附，授西宁镇抚指挥。招安番族，疏通道路，置邮递、广积贮，捕黑章咂番贼，累功加世袭。开创卫治，厥功居多。”他任职后继续贯彻了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方针，在卫所各地储备了一些粮食、物资，以备饥荒、战乱之用。他还遵照明太祖的旨意，积极协助长兴侯耿炳文重筑西宁城垣。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春正月壬午，陕西指挥使司及都督濮英奏：“西宁卫旧城卑狭，不堪戍守。今城西一百二十里许其地平衍，可以改筑。上可其奏，命调巩昌、临洮、平凉三卫军士筑之，未几后停其役”。同年，又命长兴侯耿炳文来筑西宁城，李南哥就协助办理筑城的有关事宜，增设了七个马驿站，五个递运所。新筑城垣，面积割取元西宁城的一半，城墙周长九华里一百八十步零三尺。高厚皆五丈（月城高四丈），城外壕深一丈八尺，宽二丈五尺。开四门，每门建城门楼一座，并建城角楼四座，敌楼十九座，逻铺三十四幢，东门连关厢。这座城建成后，又经两次加固增修，用青砖全部包裹外墙后方称完善、坚固。这个城在西宁、西海地区，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沟通内地与边地交通、驻军守防等方面当时都十分重要，因之被誉称为“青藏咽喉”“西海锁钥”。 　　西宁城基本建成后，李南哥认为西宁“四达番夷，尊信佛教”，为了尊重蒙古和吐蕃等族的信仰习俗，加强中央和边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卫署和各部落间的联系，他将西宁城中只塑有三佛而尚无殿宇的寺台，修成宏大壮观的佛寺，供“四夷瞻仰”，并报请明太祖，赐名。明太祖便欣然敕赐。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春正月丙午，西宁镇抚李南哥等建佛刹于其地，以居番僧，来请寺额。赐曰‘宁番寺’。”因而进一步安抚了各信教民族，稳定了西宁和青海地区的秩序。后来事实证明，李南哥此举，胜过驻戍镇兵十数万计。李南哥还做了不少诸如垦荒造田、兴修水利、修路造桥、开拓边僻等好事，赢得了上、下的称赞和欢心。
　　李南哥也很注意和明王朝在关键时刻的联系。据《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记载：明成祖平定南京，承明太祖即皇帝位的那年年终，即“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十二月癸亥，西宁卫土官、卫镇抚李南哥进马，赐钞二百锭，彩币十表里”，“永乐元年（第二年），十二月庚寅，西宁卫土官指挥李南哥率把沙十族番酋却约思等及河州番酋米卜等来朝贡马。赐银钞有差。”明成祖还设宴招待李南哥等，并亲赠衣物。故《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六记载：“壬辰，上宴阃御谨身殿间。”并“赐西宁卫来朝土官指挥李南哥等 、丝衣各一袭，从人绢衣。”李南哥也很明智，就在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以老病告退，其职由其子李英嗣任。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因李南哥之子李英立功，朝廷特进李南哥为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其妻王氏，封为“夫人”。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病逝，葬于黑嘴儿享堂坟地。
　　五、讨反叛扈驾征漠北
　　李英，字士杰，生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任职期间，正值明与北元对抗很尖锐的时候。元顺帝虽死，但蒙古各部落的势力仍很大，他们加紧军事行动，多次威逼明朝，故明王朝多次征调李英等带兵扈驾北征。其中明成祖北征五次，每次都调李英扈驾。李英由于有胆略才气，精于骑射，对地形和各族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所以每次北征，李英常作先锋，率兵冲锋陷阵。战斗中这支部队很得力，所掳获的战利品往往比别的军队多，因而很得明成祖、仁宗、德宗的赏识。因为明成祖头一次出征，留皇太孙看家，皇太子随军总理国政。后四次出征，都是皇太子留宫总理国政，皇太孙随驾出征。所以对李英均较了解，因此，赐予也较特殊。
　　李英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嗣任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后，即于七年（公元1409年）九月甲申，率百户张显及把沙族头目却约思等至京贡马，明成祖见后很欣赏李英，赐予钞币以袭衣。接着于同月乙丑，诏敕西宁、平凉、临洮、河州、岷州等卫选拔五千善战土官，于来年二月至京随征。于是李英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二月应选扈驾北征阿鲁台。征途中行至环翠阜时获悉阿鲁台东奔，按计程行至飞云壑追上阿鲁台。经战斗，阿鲁台惨败而远遁，故于七月十七日壬午班师至京。这是第一次扈驾北征。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八月，凉州、永昌的老的罕叛，帝命李英调所管精壮土军，到野马川备御，李英奉诏即往，并征进沙城、凉州、永昌等地。老的罕逃遁赤斤，其部属仍很猖獗，故又调李英去讨，大战于讨来川，斩首三百余级，生擒六十余人。因是夜下雪，俘者偷遁，李英跟踪蹑追，尽获其众，送交总兵官处置。据此，同年十一月甲申，帝敕甘肃总兵官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琥说：“西宁卫指挥李英，能效劳剿戮叛寇，其升为都指挥佥事。”十一月初三日，也给李英敕谕说：“敕西宁卫指挥李英，前尔戮力收捕叛贼，克勤效劳，今特升尔为都指挥佥事。其余头目、军士、有功者，各升一级，仍具名报来，以凭给赏。若有功劳超等出众者，亦各开报，特加赏赉，故敕。”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边警谍报，漠北马哈木欲来犯边。于是明成祖于十一月甲申命西宁、潼关、庄浪、巩昌、平凉诸卫起兵前来宣府（今河北宣化市），其他各军集会北京，准备北征马哈木。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三月，车驾发北京，行到三峡口忽失温时，遇马哈木。当时安远侯柳升发神机炮，丰城侯李彬率西宁等卫兵攻其左，成祖率铁骑冲中阵，斩首数千级，余者败逃，麾军追击，马哈木脱身远遁。此战，李英在饮马河一带大败敌人瓦拉达剌等。到八月辛丑朔，车驾回至北京，李彬所率西北诸军从兴和回归各卫。李英随驾至京，成祖赐予宝刀“绣春”和名马以及金银彩缎等。然后于十二月回西宁卫。这是第二次扈驾北征。至此，明成祖很器重李英，曾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五月二十日，亲自执御笔书敕谕说：“敕都指挥李英，今特赐尔镀金铜佛六十二尊、八叶莲一尊，朱红漆金鞘镀金铜事件全，尔其领之。故敕。”等语，随此亲笔御书赐给这些珍品实物。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三月辛酉，僧录司张答里麻有罪伏诛。张答里麻，西宁人，善应对，以通译书得升僧官。成祖授予“左觉义”，因而张答里麻恣意傲慢，盛气凌人，常以诡计夺取各少数民族的贡物，纳收捕逃种垦，交通外域，肆恶十余年，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对此，李英下决心查清上报，因而张答里麻被正法，家产被籍没，西地群众，人心大快。处理毕张答里麻后，李英于十月庚子至京贡马，成祖又赐予很多钞币。
　　水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六月，漠北谍报：阿鲁台欲寇边。于是敕居庸关等关口严兵守备，急命各地整兵来京，李英等急提兵扈驾北巡与阿鲁台兵战于无沙河、静虑镇、广汉戍等地，连战皆捷。归京后不久，成祖决定来年大举征讨，故敕西宁、庄浪、平凉、巩昌岷州、河州、临洮等卫选精锐土军（名额不限），由土官都指挥李英指挥，鲁失加、刘芳、赵安和千户哈刺苦出董逻、张永等分领之，于次年三月来京从征。到了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明成祖带领大军自北京出发，到屈裂儿河遇大敌。经激战，敌溃，追至巢，生擒其党伯儿克等。李英战敌于五狼口、夺热河、三岔口，斩获颇多。与此同时，明成祖又遣将击退了东北兀良哈的侵犯，故班师。这是李英第三、四次扈驾北征。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甲申，帝敕陕西都司指挥阎俊、陕西行都司指挥刘广、西宁土官都指挥李英等，各领军于三月至京。到四月乙酉，车驾发北京，七月丁亥征至翠微岗后旋师而回。已丑，成祖患病。庚寅，至榆木川，成祖病重，传位于皇太子。辛卯，成祖逝，年六十五岁。八月间灵辇至京。八月乙未，李英回西宁时，仁宗皇帝赐予钞币。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仁宗敕升李英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以嘉其屡次从征漠北之功。这是第五次扈驾北征。 　　六、引文化兴建广福观
　　李英因多次进京朝觐，又多次扈驾北征，对沿途各民族的文化状貌了解不少。他很想设法提高西宁地区的文化，但苦于无门。正在这时，听说北极真武之神，曾帮助明成祖登上皇位，入了正统。故朝命修建太岳，太和山各宫殿观，以供奉真武之神。京城也建立真武庙宇，供广大群众乞灵祈福。于是道教文化蓬勃兴起，人们的道德风尚有了新的发展。李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准备仿行，拟请朝命。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李英扈驾北征阿鲁台。到秋八月奏捷回师，九月乙卯朔（初一日）车驾回至榆林（今内蒙古克托克西南）驻跸。明成祖在御账中召见李英，详细询问西宁的风土人情等事。李英一一作了回答，并乘机启奏说：“臣叩荷国恩，镇戎西陲，幸遇朝廷清明，边鄙无事。由是民皆丰富逸乐，克享太平之福，恩德至厚矣。”请求准在西宁建造“真武庙”，以为边人岁时祝寿祈祷之所。明成祖即面许。因此，李英回归西宁即日命匠备料制材，动工兴建。经过多方努力，在今西宁观门街里端、斗行街东的第一中学校址处，建起了宏大观宇。选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主持祠事。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十二月，李英以庙观竣工奏报，请求赐予观名，效赐额为“广福观”。
　　当初观内建有正殿、后殿、回廊、厢房和东、西两旁的众房屋，道士宿舍等。后来增建吕祖阁、玉皇殿、观音殿、三霄殿、关帝殿等十余座阁殿。规模越来越大，背依城墙根，前临观门街，成为西宁的一大胜景。不仅引进了大量的道教文化，成为道教在西宁兴起、发展的中心，而且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促进了西宁的发展。现“广福观”虽不存在，但“观门街”尚有，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七、擒抢寇爵进会宁伯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王 奏：有贼千余人，于必立出江黄羊川杀伤朝使内官乔来喜等，劫夺彩币马骡等物。此事是指：朝廷派中官乔来喜、邓诚出使乌斯藏（西藏），走到必立术江黄羊川时，被安定指挥哈三的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抢劫，并杀死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当时明仁宗闻讯大怒，敕命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李英，会同河州卫指挥康寿，率西宁等卫及隆奔国师贾尖儿监藏等十二族之土兵，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深入游牧区进剿。李英按查访确切的线索直奔安定、曲先。抢贼闻讯远遁。李英等逾越昆仑山，深入数百里，直到雅令阔地区时，追上安定的抢贼党索安等。经奋力激战，抢贼大败，斩首四百八十余人，生擒主犯乾尔尕等七十余人，共俘斩一千一百余人，获驼马牛羊十四万有奇。曲先的抢贼闻风逃窜，由于路险道远，追之不及而还。这使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惶恐不安，便主动躬身至阙谢罪。适逢仁宗崩，宣宗即位，他即嘉奖李英等人，遣使褒谕宴劳，并令李英等驰驿入朝，将李英封为右府左都督，并给世袭诰命，赐织金 衣、钞银币表里，赏赐甚厚。对从征有功将士，凡在陕西者，派官以钞银等物赐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八月初三日派使前来宴劳的敕谕说：“皇帝敕谕都指挥李英、指挥康寿、鲁失加等：尔等祗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掳忠竭诚，奋智效力，屡著勋劳，洊加禄爵。我皇考仁宗昭皇帝嗣承天位，以安定等处强寇杀害朝使，劫夺赐物。特敕尔等率兵剿戮，除害安民。尔等能敬恭朝命，益殚智谋，奋勇敢躬，率壮士深入寇穴剪戮，擒获男女千有余人，得其驼马牛羊十有三万。使凶憝灭迹，良善安居，道路往来永无患害。眷尔忠勤，深用嘉悦。朕嗣位之初，方任将帅，以靖边境，使皆如尔等尽心尽力，何寇不灭？何功不成！虽古良将，又何过也。今特遣礼部主事杨镛宴劳尔等。所得人口马驼送赴京来，牛羊就彼给赏随征将士。尔即驰驿来朝，以副朕怀。故谕。”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月二十四日，皇帝下旨说：“朕惟人臣能效劳于国者，必有封爵以贵之，所以彰其绩，报其勤，至公之道也。尔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英，蕰器弘深，秉性方直，世居西土，效忠朝廷。事我皇祖、皇考，屡著勤诚，暨朕篡承大统，益克尽心臣职，尝效劳于征伐，亦殚力于抚绥，畴厥勋庸，宜隆恩命。今特授尔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食禄一千一百石。于戏，锡爵推恩，固国家逮下之典。建功奉职， 臣子事君之忠。朕既不忘尔功，尔尚无忘朕训。誓除谋逆不宥，其余杂犯死罪，免尔一死，永保富贵，益励贞诚。卿其钦哉！”给李英封伯爵之事是九月戊申决定的，除旨文中所说之外，还有“给赐诰券，赠其三代及妻”，敕封李南哥如子爵。十月庚辰，行在户部奏：“会宁伯李英岁禄一千一百石，其中三分米麦兼支。英家口在西宁，宜于本卫支给为便”。宣宗准其奏。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七月十七日赐金书铁券，敕诰一通，敕谕一道。其敕谕说：“皇帝敕谕会宁伯李英：卿事朕皇祖多效勤劳。皇考临御亦先敬事，暨朕嗣承天位，卿及茂建劳绩，爱崇爵秩，以示煲嘉。近者连举边将违法之事，悉是图上励民之为，非卿发之，彼失刑矣。已遣近臣往临究治。卿之尽心于国，所宜旌以荣恩，今特命卿子孙世袭会宁伯，已敕所司绪颁诰券，卿其益笃忠诚，以副朕委用之意。钦哉！故谕。”由于明宣宗深知李英能征善战，故于宣德三年七月丁卯，召西宁都督史昭及会宁伯李英还京，然后于八月扈驾往征东北兀良哈。大军一出喜峰口即遇敌，全军进行夹击，大败其众，斩其渠首，追至会州将军店，方班师回京。
　　宣德四年春正月丁卯，宣宗对扈驾北征有功的右府左都督李英，赐钞二百锭，彩币一表里等。
　　八、出意外忧郁成疾逝
　　因李英对明王朝很忠诚效力，明王朝对李英也很器重。据《明史》卷一五六记载：后“英恃功而骄，所为多不法，总兵官吏昭奏父子有异志。南哥上章辩。赐敕谕慰之。”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宣宗敕谕说：“敕致仕会宁伯李南哥：卿自洪武初归我太祖高皇帝，又事我太宗文皇帝。卿夫妇父子，忠义发乎天性，诚心明于皦日，朝廷之所深知也。是以皇考临御，首进尔子之官，朕嗣位以来，卿子又能尽心国事，擒来强寇，开通道路，以通使臣往来，故简在朕心，屡进其禄位，赐以伯爵，又命其子孙世袭于无穷，盖由朕知之深故也。朕方委卿之子以一方之寄于永远，夫岂他人所能间哉！今忽得卿奏云：史昭有诬陷卿父子之言，盖卿之所闻过矣，此必小人离间之言，切不可信。史昭所作罪过，今多已承伏，但有一、二事未承伏者，谓陈通诬之，故提通与之辩理耳。盖昭在法司，未尝有半语卿父子，切勿致疑。况朝廷明于日月，岂容谗言诬枉善官，此必无之理也。兹已敕卿子英把总率领八卫官军，前来扈驾，想已在道。卿但宜安心静虑，善加调摄，慎无致疑于小人之言，庶以副朕之眷待，故兹敕谕，宜体玉怀。”同日也给李英一道同样的敕谕。说：“比得尔父奏云：为史昭构诬。盖昭至京，未尝一语及尔父子。此言必出小人离间，已敕卿父坦怀勿疑。昭但谓陈通诬之，故追通与之辩理。尔父事我祖宗忠诚具著，尔今事朕委任方隆，亦非所能间也。尔当体朕之诚，勿听小人诳惑之语，庶副朕之眷任。” 　　但《明史》说：“英家西宁，招逋逃七百余户，置庄垦田，豪夺人产，复为兵部及言官所劾。帝宥英，追逃者入宫”。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五月，西宁卫指挥同知祁震卒，其嫡子祁成（妻生）当袭父职，庶兄祁监藏（妾生），是李英的外甥，与成争袭父职。从祖父祁太平帮助成，携成赴京申辨。李英家居京城，派千户海林及家人撒礼等在京城郊捕执祁太平和从孙祁成至家，处以杖打，打死了祁成。因此，言官交劾，并及前罪，遂命锦衣卫逮捕英、林等下狱，夺爵论死。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三月一日辛卯朔，明英宗宥李英死罪，革爵释放，闲居京城。正统七年八月一日朔，因李英奏报生活艰窘，朝廷决定：“给闲住官李英月俸五石。”正统七年（公年1442年）十月二十七日，李英因忧郁成疾而逝，享年六十岁。据《碾伯所志》和《西宁府新志》等记载，李英归葬海石湾。据1987年景明德同志在《碾伯所志》标注：“李英墓民和享堂”。另据享堂坟碑文记述，“归葬巴原（即享堂）”。其妻朵氏，封为夫人，继配夏氏，亦封为夫人。夏夫人生子李昶。
　　九、子孙贤世官又承袭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明英宗复辟正位后，本想给李英恢复官爵，但鉴于去世已二十年，故于三月庚辰，就官于李英的庶长男李昶，授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后进都指挥使，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昶早在明英宗被蒙古也先俘至漠北时，就随从礼部右侍郎李实出使瓦刺也先处，谈判迎接英宗皇帝回京的问题，并就势探视了明英宗朱祁镇。这次冒险出使的成绩很大，奠定了瓦刺送英宗回归的基础。所以《明英宗实录》卷二O七记载，“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八月戊寅，故会宁伯李英庶长男昶，前次随礼部右侍郎李实使瓦刺回，升府军卫小旗，愚诉辞役，从之。加赏银十两， 丝衣一袭，钞四百贯，绢三疋，布五匹。由此可见，明英宗早识李昶，同时，也证实了李英去逝后，李昶仍居京师之说。
　　李昶做事严肃认真，屡分典营务，以严慎著称。由于尽职尽责，逝于任职，赐予谕祭。时明孝宗皇帝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六月二十日，遣礼部尚书倪岳谕祭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昶，其祭文写道;“惟尔早谙武略，荫识戍阃，素著才能，简擢都府，坐营无片刻之私，遇事有敢为之志。顾方隆于委任，乃婴疾而遽云。讣音忽报，良切悼伤，追念往劳，特颁恤典，遣官谕祭，营葬用笃。始终之谊灵爽如存，尚其歆服”据《碾伯所志》、《西宁府新志）等记载，李昶遗体归葬于其父李英墓侧。
　　李昶教子也有方，他的次于李矾（字贞德），是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庚子科举人，成化十七年辛丑科进士。当时共考取进士三百名，内优者五十人，李巩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授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任尚宝司丞，升尚宝司卿，是皇帝从臣，未袭世职。由于李巩喜爱读书，不事华饰，看不惯当时官场上腐化堕落，尔虞我诈，所以无意为官，于是于弘治初，辞官归里。
　　李巩与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等关系密切，李巩回家时，李东阳赠诗一首：题为《七律·送李进士还西宁》，诗中写道：“幡戟门前绰楔高，郎君身已著青袍。龙墀有地陈三策，虎帐无心学六韬。归蜀漫夸题柱早，入关空说弃繻豪。大行云外东西路，去国还乡两意劳。”
　　李巩辞官回到家中时，正值大旱，为减轻灾情，他经过勘查，带领家人，开渠引水。所遇沟壑即用巨木作渡槽，共做一百余处，首尾相接，宛如长虹。经两个月奋战修成一条巴州劄都水渠。其灌溉范围：东至古纳垣白土坡，西至本园龙王新庙，南至速海图马场脑，北至海石湾大河边。这条巴州到川口的水渠长三十里，是川口地区最早的水利设施，也是青海地区在当时重要的渠道之一，它具有继赵充国的屯田，启示后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之意义。
　　李巩去世后，据《碾伯所志》、《西宁府新志》等记载，先葬于今民和县巴州沟巴州原。其妻许氏，荣封孺人，生子李宁，承袭世职。李宁卒葬民和享堂。
　　十、官清廉上疏革弊端
　　李昶的第五子李玙，生李完一子。李完不论为官为民，一生俭朴，从不浪费奢侈。志书写他“平生衣不重采，食无兼味，清苦有冰蘖声”。
　　李完自幼勤奋好学，颇有文才，考中明嘉靖戊子（公元1528后）科举人，曾被派任直隶衡水县（今河北衡水县）知县。上任前，他将家产都让于其兄所有，自己不留占。在衡水任职期间，爱护百姓，勤于职分，为政清廉。志书赞他“居官萧然如水”，他一生高风亮节，对官场上的歪风邪气深恶痛绝。解职归里后，闭门谢客，认真读书，不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因而学识渊博，善于辩理。志书上说他“闭影公门，人高其节。工古文词，会上书陈言”。
　　他见不平不公之事，不论再大，敢于站出来说话，甚至冒险具文陈言。如他回到家乡后，发现庄浪（今甘肃永登县）参将代管西宁之事，弊端很多，西宁百姓深受其害。但这是出自朝廷制度上的弊端，李完不顾风险，上疏朝廷，革除了庄浪参将代管西宁一事，使西宁地区人心大快。李完的《请革庄浪参将带管西宁的疏》说：“西宁卫属陕西行都司内，隶六千户所，四里土民，外控巴哇等一十三族番夷。祖宗旧规，本卫设守备都指挥一员，续设兵备副使一员，军马城池，则责之守备;抚治番夷，则责之兵备。仍俱听甘肃镇巡等官节制。至正德年间，权珰用事，贿赂公行，是以将官希图剥削，遂使分守庄浪参将带管西宁职衔，保障之功罔闻，诛求之惨已极。仰惟皇上登极之初，首革弊政，遍汰天下冗员，今照带管参将延今未革者，盖缘奸贪将官，假以西海未靖为名。虚张犄角之局，阴为渔猎之饵，徒乱旧章，靡臻实效。臣目击为地方害，不胜痛愤，是以不揣狂率，谨列其带管之不可者陈之。庄浪距西宁四百里，凡遇传报声息，往返经旬，设使西宁卒然有警，庄浪军将岂能应期赴敌，此其不可者一。海夷乘间窃发，虽为西宁患，若守备官诚能因险设备，先事预防，合境可保无虞。徒倚庄浪为援，恐缓不及事，此其不可者二。自设带管参将，凡三、四易，且十五、六年矣，于西宁曾未闻建尺寸之功。见今红城子，庄浪地方备御官军五百员，俱于西宁官军内摘发，是庄浪反有赖于西宁，而西宁何所藉于庄浪？此其不可者三。今本卫洊灾，民不聊生，正额赋役尚无以办，加以参将衙门占役甚众，践更应役，络绎于道。烦费与远戍等，军民生业，愈益凋敝，此其不可者四。国家设官分职，必因事而设，有事西宁者，分守参议以督饷，分巡佥事以理讼，兵备以饬戎，守备以防范，复有镇巡大臣以总督之，有巡按御史以纠核之，上下相维，事有成效。令带管参将之设，诚何所司？政出多门，靡所统一，法弊民疲，率由于此。乞亟赐厘革”。 　　十一、秦华州父子建功绩
　　在本章第三部分中提到的元末李管吉禄的长子查罕帖木儿调防陕西一事。据史书记载：李查罕帖木儿到陕西华州后，遇上明太祖定关中的大军，便归附于大明，于是定居于华州。后来西宁亦附明，李南哥做了镇抚卫指挥，李查罕帖木儿就将夫人李氏和儿子观音保都接到华州居住。明太祖去世后，建文帝派遣长兴侯耿炳文等开赴河北保定等地，攻打明成祖。结果被明成祖打败，并乘胜进军中原，横扫江淮。这时李观音保早已长大成人，继承父业，在陕西军界任职，官至指挥佥事，故而参加南伐，随明成祖渡江，冲锋在前，攻克南京九门，很快平定了“内难”，使明成祖入了正统。明成祖登基称帝后，又于第二年（公元1403年）三月丁亥，对兵部大臣晓谕说：“朕平内难，将士已论功升赏。朕念平九门者功最先，且难可再升一级，功小不在升例者，亦升一级，升未及数与未升者，通升之。”于是对各地的有关人员又都晋级。当时李观音保又被升为陕西都指挥佥事。李观音保的任职和晋升，对培养子女成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他的夫人郭氏，生有三子，长子名李文。
　　李文的祖父查罕帖木儿和祖母李氏及父亲观音保等去世后都陆续葬于陕西华州。天顺年间，李文升都督，晋伯爵时，明英宗对李查罕帖木儿和李观音保都追赠为荣禄大夫柱国，对李观音保的夫人郭氏，赠为“一品夫人”。两个弟弟便是华州的居民。
　　李文，字孟华，陕西华阴县人，会宁伯李英之从子。自幼勤奋好学，很喜爱其祖、父的武功，练就一套功夫。他精于骑射，长于布阵，常看兵书战策，拜师于陕西军界，因而颇具文韬武略。经过其祖父、父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便进入陕西都司，继而又进入陕西行都司任职。通过实践，学会掌握了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永乐末年，被其叔父李英征调去扈驾北征。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又随从李英翻越昆仑山，到雅令阔地区大战安定抢贼。他英勇顽强。冲锋陷阵，使敌就缚。由于战功卓著，封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同时由于李文熟悉少数民族语言、习俗，加之又是土官的后代，所以让其“专抚番夷”。这样，李文开始升官，虽是宣德皇帝所封，但不是“宣德年间”，而是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也不是“陕西行都司指挥佥事”，而是西宁卫指挥佥事。由于李文的职责是“专抚番夷”，所以他还管束着西宁的土兵，有抚顺讨叛的任务。他任职两、三年，功绩颇著。
　　李文在西宁任职期间，曲先卫指挥散即思请罪归顺，明宣宗不仅宥其在必立术江黄羊川杀劫朝廷使者乔来喜的前罪，而且仍任为都指挥同知。散即思也似有悔过之意，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十二月派人赴京贡马，明宣宗又专赐钞币奖励，并降敕谕安慰。但散即思旧习不改，后又率部抢劫往来贡使、商贾，阻塞交通。明王朝只好又派兵征剿，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三月初三日诏敕李文说：“今差太监王安、王瑾等，调领各卫官军，征剿曲先卫散即思黄毛达子。敕至，尔即将所属部下能战土军、土民、舍人、家人挑选，跟随王安、王瑾等去征剿。有功之日，照例升赏，勿违，故敕”。李文即整顿军马随太监西征。散即思闻风而逃，李文破其余党脱脱布等人后胜利回军。这年十月，朝廷调史昭任总兵官，来镇守西宁。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明宣宗命西宁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副总兵都督佥事赵安以及李文等，同太监王安、王瑾率兵去征曲先散即思。其敕命说：“曲先之人，朝廷待之素厚。今悖恩作过，劫杀往来使臣。特命尔等率兵问罪，若能改过顺服，宜抚绥之。如不悛，即进兵讨之。”史昭、李文等至曲先时，散即思先逃遁，其党羽答答不花等率众来抵抗。昭等纵兵奋击，杀伤其众，俘获答答不花及男女三百四十余人，于十二月返至西宁。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十月九日，接圣旨说：“西宁土官都指挥李文：今得总兵官都督刘广奏：尔铃束番民不严，纵容番贼，时常出没凉州、永昌等处，抢掠良民马牛，及邀截使客站马。合当拿问追究等因。朕念尔年幼，姑记不问。敕至，尔即带领官军，前往各族挨究，追取原抢去马牛，给还原主。仍设法挨捕贼人得获，明白具奏处置。如违，罪有所归，慎之慎之”。这本是无头案，而且除西宁卫外，罕东、安定、曲先、阿端四卫又遥远在今青海湖南北、格尔木东西、马海、冷湖和阿尔金山等地区，如何侦破处理，是个问题。但李文平时对各卫的情况都作了考查，对那些不安分守己，惯于抢劫、偷盗、欲谋反叛的人员，心中有一定底数，也知部分把沙族散居于河西走廊。所以就有目的、有重点地查访侦破，按圣旨要求，分别做出处理，一一具文上报。
　　十二、抚边民荣升前将军
　　李文为搞好民族团结，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一面上奏皇帝审批，一面办理自己能处理的问题。如他在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正月戊寅朔表奏说：“昨西番阿吉族大国师吒思巴领占、指挥同知星吉儿加等言：洪熙元年领本族喇嘛阮丹汪东、索安藏卜等军，随会宁伯李英至安定卫雅令阔之地，讨叛寇各有所斩获。其有功者，今皆升赏，阮丹汪东、索南藏卜之功当为首，而吒思巴领占不如实陈奏二人，不得与恩而恼恨，率所部入肃州盐池境，欲相仇杀。今渐悔过，复回居摆通川。乞宥吒思巴领占不奏功之罪，加略二人俾，仍管番民办纳差发”。明宣宗看后说：“有功必赏，朕所不吝。彼独遗，其必安得不生嫌怨。”命升赏如例。此事李文上表朝廷后即于同年二月亲自去河西走廊，招抚流散的阿吉族群众。先将流落在甘州白城山的七百余帐群众迁还野马川（今海北州境内）居住;然后将流落赤斤蒙古卫的六十余帐和肃州仙人霸的三十余帐安抚搬迁回原址居住。这时，朝廷应李文的表奏，降敕谕于园净禅师阮丹汪东等，并赐银钞彩币表里等物。敕谕说当初会宁伯李英往讨安定、曲先时，阮丹汪东从行，立有战功，李英言报封赏，遂升阮丹汪东为禅师，但未及宣谕本人，今特命李文捧敕和所赐物品往赐阮丹汪东等。安抚阿吉族的事处理落实后，既消除了本民族内部的隔膜，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并消除了河西走廊通道长期不安全之因素，因此，上下都很满意。李文也很高兴，便于同年三月戊辰，派百户薛帖失加等上京贡送名驼、良马。后来，李文又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十二月庚申，亲自到京师上贡良马。明宣宗接待赐予甚厚。次年正月宣宗逝，英宗即位。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夏四月乙丑，拘捕陕西西宁卫都指挥佥事穆肃下狱。先是西地巴沙族思俄可得阿吉族的良马，被穆肃看中，想得其马，三番五次派人索要，思俄可不愿，穆肃因而怀恨在心。适逢思俄可赶着自己的牲畜到边境去卖，穆肃便乘机诬陷思俄可的牲畜是偷来的，命部属强行收掠，并将思俄可拷打致死。于是，“番族惶恐骇啸，聚集边境骚动。”李文即查实表奏，给事中御史交劾穆肃之罪，朝廷下诏令穆肃至京拘捕入狱问罪，并捕办其有罪的部属官吏。从而稳定了人心，扭转了局面，西地得以安定，深得朝廷赏识。故将李文加官都指挥使。
　　明英宗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元月，李文因迎驾功升为都督佥事;二月丙午，升为右都督;二月辛亥，“命右都督李文佩征西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大同。都指挥张鹏充左参将，分守东路，李显充右参将，分守西路。召太监裴当、都督同知郭震、都督佥事颜彪还京。”同时“升都督佥事石彪为都督同知，充游击将军。巡哨大同沿边地方”。李文升任征西前将军等职，虽与迎驾有关，但主要是多年来抚安边民的结果，这是基础。
　　十三、镇大同职任总兵官
　　明朝中期，由于朝政腐败，弊端颇多，又不能抚慰团结边境的兄弟民族，一直争斗对峙，关系相当紧张。因此，蒙古族的孛来等经常乘隙骚扰大同一带，威胁京城安全。故明王朝将熟悉兄弟民族情况的沙陀后裔李文调到山西大同抵御镇守。李文到大同后，官封征西前将军总兵官右都督，负责大同及两翼威远、阳高等处的边防事宜。李文到职后工作认真负责，防范严谨，接连打败扰境强敌，俘获其首，对方只好求和，派使臣去北京商谈引渡被俘人员等问题。该使臣回归时，英宗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二月二十日给李文降旨部署说：“敕镇守大同太监韦力转总兵官都督李文：今有壳马每伴送孛来使臣把秃剌等回境，候到大同之日，尔即于内官陈善原给赏余剩衣服表里，除押回达贼朵罗秃等三名不赏外，将把秃刺等三名，每人衣服各三套、 丝二表里，其余留在大同者，每人各给衣服一套。给纥，就密具数奏报，不得有误，故敕。”后接圣旨说：“皇帝敕镇守大同太监韦力转总兵官右都督李文，今命都督同知马政等伴送迤北孛来使臣平章皮章马黑麻等一行人众回还。敕至，尔即将该部人马摆拨停当，及将粮草酒食等整顿齐备，侯使臣至彼应付供给，好生款待……毋致疏虞”等等。李文即精心筹划部署，各路参将按要求接迎款待，迎送马政和孛来使臣出境。但使臣走后，于四月癸丑发现，孛来的五百使臣，回至高山站，杀伤护送官军百人，执朝使都督马政及其子马 ，尽掠马匹兵甲而去。马同指挥哈铭等逃还。经李文查询，孛来使臣突叛的直接原因是大同西路参将李显等给其供应的物资没达到孛来使臣的要求而引起不满，加之该使臣得知忠国公石亨巡边，认为要进攻孛来，故寻衅挑起事端。对此，李文令参将张鹏率轻骑追剿，并调西路军相机策应。同时立即表奏朝廷。英宗阅表后说：“孛来遣使进贡，朕固虑其变诈，但难以拒绝，故遣马政回使，以探其情。今贼果尔，兵部即会文武大臣计划制御方略以闻。”太平侯张 等请敕缘边诸将戒严守备，治李显等失机之罪。上命锦衣卫派人将李显召回京师，并将哈铭、马 拘留。死亡官军的家属赏银五两。就在这时，适接总兵官忠国公石亨奏称：孛来远遁，追蹑无踪。故敕石亨班师回京。
　　李文按朝廷的旨意，加强守备，但缺兵器，故于四月丁巳奏请拨发弓弦七千七百张。英宗命工部如数给拨。但弓弦尚未拨来，边情日趋紧张，孛来等部各率所部，近边驻劄，意有突然进袭之举。李文告急兵部，兵部奏请英宗同意后派安远侯柳溥率在京官军驻劄宣府，以俟策应。然而孛来大部未动，小股常围各墩台，致炮军、侦卒往往被其杀害，李文想勒兵围剿，但考虑到使臣马政等尚未回归，不敢轻动，驻在城中又无粮草，即奏请命总督边储郎中杨益暂支。这一问题刚获解决，就遇孛来举兵进袭威远，李文严阵以待，奋力击退，寻衅便停。所以，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五月初七日，“皇帝敕镇守大同征西前将军总兵官李文，参将指挥使张鹏：兹尔等在边，截杀达贼，屡有战功，朕用尔嘉，特封尔李文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仍各照旧行军。尔尚益励忠勤，用心提备，须使贼寇遁逃，边境安宁，庶副朕委托之重。”这是英宗复辟后及时鼓励边防将领的一种措施。
　　为密切配合邻镇驻军，防护整个边境，互相联合行动，李文曾征求宣府总兵杨能，请其率兵前来大同合力杀敌。杨能即表奏请示朝廷，故天顺元年六月一日的圣旨说;“皇帝敕征西前将军总兵官都督李文，参将张鹏等：今得镇朔将军都督杨能表奏：谈尔文移咨欲行会兵杀贼，具悉尔等效忠之心。兹特命能统宣府官军前去大同，与尔等会合截杀，尔文及石彪，节制本处官军，相机制敌。侯能统兵至彼之日，仍须协合行事，或分或合，击奇取胜，务图成功，勿致有误。赏罚之行，国典具在，尔等其各如敕奉行。”李文正在筹办此事之际，六月十一日又接圣旨说：“皇帝敕总兵官征西前将军右都督李文：今得雁门关守备都督指挥李瑞奏报，有达贼自右卫入境，其大势人马约有二千余骑，见在雁门关和山阴、山西一带抢掠入境。朝廷计议，此贼初来入境，既已来不及制御，令其深入，正宜邀其归路，相机截杀，不可纵其出去。敕至，尔即会合杨能等，上紧亲督官军截杀。必须齐心协力，随机应谋，出奇制胜，计尝完全，不许彼此乘违，以误事机。”此事，李文早已察觉，圣旨未到之前率部截堵，将敌歼退逃窜。但孛来不甘心，又以二千余骑于六月五日大举进入威远卫（今山西右玉县南威远堡）地区。李文率师斩首十六级后，余众大败，弃马奔险道逃遁。李文纵兵追杀甚远，缴获战马一万一十余匹。八月初二日英宗下旨说：“皇帝敕镇守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等，敕至，尔等即将生擒达贼并获到马匹解送京地。所获军器就于山西行都司官库收贮。夺回军民人口、牲畜等物，就彼给还其主。仍各具数奏来。其有功军官，务要一一从实开报，以凭处置。不许苟徇私行罔，自取罪戾。如违，必罪不宥。”李文又将这些善后事宜，亲自一一审核处理，使其各得其所而止。
　　李文到大同镇守虽然时间不长，但成绩卓著，功勋累累。特别是这次在威远歼击二干余骑强劲犯敌，深得群众拥护，朝廷赏识。这段时期，李文最辛苦，也最得朝廷重用，可以说是李文的鼎盛时期。 　　十四、胜强敌爵进高阳伯
　　经过多次围歼，强敌始怯，边境尚安，京城局势缓和。故朝廷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七月戊子日拟给李文加官进爵。到了八月癸丑日，明英宗正式给五位武臣封官进爵。其中给李文封赐高阳伯，勋号为“奉天诩卫宣力武臣”;晋级为“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高阳伯”;“食禄一千石，本身免一死，给授诰券。”并决定将于同年八月二十七日通知本人说：“皇帝敕镇守大同征西前将军总兵官右都督李文：兹因尔在边方剿杀达贼，累有战功，朕用尔嘉，特分封尔为高阳伯。敕至，尔尝益励忠勤，用心提备，须使贼寇远遁，边境宁息，庶副朕委托之重。”
　　但是朝政失当，国力不强，承平不能持久，东部才安，西部又乱。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二月辛亥，“命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调领彼处精兵，往延绥等处会彰武伯杨信等御贼”。给李文的敕命说：“皇帝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今得分管延绥东路都指挥李 及神木县报，本年正月十二日，达贼约有万余，青甲明盔，张打红白旗号，突入县境，纵横抢掠不退，意要久困城池。事势紧急，敕至，尔即会同太监陈瑄计议，即便量调精锐官军，委智勇的当头目，统领前去，星驰到彼贼众出没的路（口）或围困处所，密切哨探，相机诱袭追剿。仍约会杨信等克期进兵，并力夹攻，务在同心协谋，制敌取胜，以靖边境。不许互相推托，致失机会，以取罪戾。尔等尤须整搠军马，严谨提备……。”李文又勒兵奔赴陕北，去救神木、延绥。刚解陕北之危，孛来得知李文在西甚远，便图谋进掠大同。故又从速返回大同，并申报朝廷协调各军策应。所以得英宗旨说：“敕镇守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今得尔等奏报，有孛来等。太监陈瑄、定远伯石彪等部下传，达贼纠合大批人马要来入境抢掠，必不虚传，尔即会同太监陈瑄、定远伯石彪等协同计议，整搠军马，严加提备。仍差人分头哨探、嘹望，果有贼众在边，预先收拾人畜入城。尔等宜按兵持重，不可轻出远追，须待侵犯，相机剿杀，务在计出万全，安边保境。已敕宣府都督同知董斌管领三千人马前去策应，尔其慎之。”李文回军大同后孛来未敢轻举妄动。
　　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三月十八日，按明朝给功臣封赐“公侯伯”的规定，给李文正式下制封赐伯爵。明英宗封赐李文之后，又做了一系列抚恤工作。同日“皇帝敕征西前将军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朕念此阳合以后，大同、西口阵亡内外官军人等，委身锋镝，深可怜悯，今欲城外建斋超度。敕至，尔即与太监陈瑄就令彼处僧众于大同城外修建。凡一应供用，并厂房等项，听尔等着落行都司，并军卫有司设法措办。该买用者，就于官库支给银两。买办务要处置得宜，不许因尔科扰下民。今将斋意一道付去应用，尔等如敕奉行。”李文奉旨，进行了认真祭祀。
　　同年五月初八日，“皇帝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比者达贼入寇延绥，官军多有勇敢当先，死于锋镝者深可怜悯，宜先升赏，以慰死者之心。总兵官石彪下阵亡者多系大同、榆林等卫官军。敕至，尔即会同镇守巡抚等官，行令各该卫所，通行取勘阵亡官军儿男，该升官者起送赴部，该升旗役者于原卫所听候，仍取具供结缴部，以凭给赏，务需从实开报。勿得徇私作弊。”这些关系群众的事，李文一一认真办好后，既得官兵爱戴，又获朝廷信任。
　　后来李文等率众又在倚山墩、磨儿山，啼哭岭等处剿杀来扰之大寇，立下战功。天顺二年九月乙酉朔，赏大同、宣府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武强伯杨能、游击将军石彪并诸将士彩缎银绢。计：总兵官三人，每人银十两，彩缎三表里，少监，参将十一人，每人银八两，彩缎二表里;都指挥二十一人，每人银五两，彩缎一表里，指挥六十八人，每人银三两，彩缎一表里;千百户等四百七十五人，每人银二两，绢二疋;旗军等四百零五十四人，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另外，齐力助战，并随军策应者，都指挥四人，每人银三两;指挥三十四人，每人银二两;千百户并旗军人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二人，每人银一两。到十月，敕谕严加戒备，说据宁夏奏，蒙古骑群往东行，恐其犯边。不久，又来皇诏说：敕镇守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参将张鹏、张瑀：近有宣府等官奏报，闻知孛来部下传说，“收拾人马大众，要往延安，黄河以西一带驻劄过冬。今已命游击将军石彪等，差夜不收。将大同以北安禄营、以西直抵丰州等处一带，但系野草有水及达贼人马径行去处，尽行烧燎，以破虏众潜伏之计。特谕尔等知之。”
　　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五月戊戌，皇帝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武强伯杨能说：“近闻达贼拥众住近，我边民不得耕作、牧放，而各寺、各领士马直粮草有限，恐不可持久。有何良策可以退贼，敕至，望会议上奏。”李文等只好勒兵驱赶。
　　十五、石彪叛弱军加疑忌
　　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七月，京城、边关同时发生重大事件，定远侯石彪回京与忠国公石亨谋反。八月事泄，将石彪投锦衣卫狱。这时，大同致仕千户杨斌等五十三人应石彪之托，上表奏保。朝廷察觉有异，便将杨斌等五十三人拘执京师。经审问，是石彪暗托。遂将石彪下狱论死，并将大同朱谅等七十六人械京拘治。对依附石彪升官的杜文等三十三人和杜清等二十余人，也从大同等地械京拘治。接着经兵部奏请，将石氏的亲朋等五十六人，从大同等地的军政界清洗出去。九月乙亥，帝敕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籍没石彪在大同的私庄。李文奉旨没收其驼马骡驴牛羊七百余头，送往京师处置。此后朝廷决定，凡依附石氏升官和冒“迎驾夺门”功而升官的人员都要追究，但主动自首者从轻发落。据此，又查稽处理了一批官员。这样与石姓有牵连的人员基本肃清，冒“夺门”功的人员也纷纷自首。就在这时，给李文任命了一位副总兵官，其任命的敕说：“皇帝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今命都督佥事曹安充副总兵，协副尔文镇守大同地方，凡事仍照前敕而行，务在同心齐力，以御贼寇，以安边境，不须乘违误事，特谕尔等知之。”这既有加强守边之意，又有暗含考察、监视李文之举。然而一直未查出李文与石彪的反叛有什么牵连。实际上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其所以这样做，是因兵部嫉李文之能而想借机进行陷害。故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诬陷举措。
　　同年九月十四日，“皇帝敕总兵官高阳伯李文：今当霜降时日，草木枯槁正当烧荒以破贼马潜伏之处。敕至，尔即照依上年事例，差拨官军，候风力顺便时将贼马径行之处，尽行烧燎。务在十分严谨，哨探仔细，不可轻忽。勿得委任非人虚应故事。仍将拨过官军烧过地方明白开报。尔其慎之。”李文即照敕办理。 　　多年来，高阳伯李文虽日夜操劳，经年累月地镇守着重要边关大同，历经了种种危险，费尽了心血，但石彪之反叛，给朝中奸邪以可乘之机，也给李文投下了难以名状的阴影。石氏之谋叛，除本身的不忠外，也与明英宗的态度有关。当初英宗复辟时有赖于石氏，故对武清侯石亨晋为忠国公，对其侄石彪封为游击将军。后升至定远侯，对他们颇为信任。对此，大学士李贤认为不妥，给英宗说：“此辈只是贪图富贵，并无丝毫为国之心。”于是英宗悟而疏远，石亨因而怀有怨恨，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阴谋依靠大同游击巡哨将军石彪的兵力发动叛乱，事泄，石亨死于狱中，石彪处死，并全面清洗了石氏党羽，同时革冒“夺门”功者之官。李文本与谋叛之事无关，但因同事之谋叛，兵部之嫉陷，迫于形势而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春正月庚子，自陈“臣初任都指挥使，历升至伯，其间升都督佥事以迎驾功。今例应改正。”此事，兵部请英宗革为右都督。英宗认为李文守边，“仍与伯爵。”《明史》记：“帝以守边不问”处置。可是，兵部对李文疑嫉更甚了。
　　经天顺三年至四年的大力清查清理石氏党羽等，严重削弱了大同驻军，涣散了将士人心，孛来得知此情后便乘机大举入侵，于天顺四年八月甲子，分三路偷越边境侵入雁门。太监陈瑄即奏请增调官军策应。但兵部反请敕高阳伯等严加戒备，相机截杀。然后让宣府杨能调精兵策应。据《明史》卷十二说：“天顺四年秋八月甲子，孛来三道入寇，大同总兵官李文、宣府总兵官杨能御之。癸酉，孛来入雁门，大掠忻、代、朔诸州。九月庚辰，孛来围大同右卫。庚寅，抚宁伯朱永，都督白玉，鲍政备宣府边。”此役，李文分道御之不及，战之不胜，虽终迫孛来退出大同右卫而遁。但兵部以李文“按兵不战”之罪名，妄奏英宗“征李文下诏狱，论斩。”兵部的诬奏据《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三记载：十一月甲戌，兵部劾奏总兵官高阳伯李文“玩寇失机，请治其罪。”并荐延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任大同总兵官。十二月乙酉，将高阳伯李文和太监陈瑄均下锦衣卫狱。这时兵部又捏造种种诬词，诬蔑李文，蛊惑复奏，哀“乞重其罪，以为边将误事者之戒。”英宗正在举棋不定之际，偏头关械送所获间谍刘三等至京，供言是石彪家人，逃到迤北任伪职，八月甲子，由他们导诱孛来偷入境内，进犯雁门等地。英宗得知孛来大举入犯朔、代是石彪家人所为，而李文的“失机”并非兵部所奏那样，加之给李文赐有诰券誓书，故未全听兵部之奏，将李文降为都督佥事，后来孛来又大举进入陕北，英宗派李文率兵援救。李文便奋力战败孛来，追其远遁，延绥遂转危为安。故英宗又将李文晋升为都督同知。尽管兵部想冷落李文，但边事不宁，每有用兵之时，皇帝常派李文应急，直到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四月甲子，“赏立功都督同知李文白金十两，彩缎二表里。赏录其开荒川杀贼之功也。”然而，无急务时，李文基本上在北京家中待命。
　　十六、安哈密抚巡至西宁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哈密忠顺王例瓦答失理卒，其弟卜列革遣使告哀，即封卜列革为忠顺王。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卜列革卒，因无子，其母努温答失里主事。因哈密素弱，又是老夫人主事，众日益离散，癿加思兰乘机袭击，攻陷其城，大肆杀掠，逼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避难，仍数遣使朝贡，且告难。但明王朝正处理内隐外患，无力援救。到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王母率众返回哈密。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速檀阿力来袭击，攻陷了哈密，执王母，夺金印，强以忠顺王孙女为妾，占据其地。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四月，朝廷知此事，便命边臣谨慎戒备。皇帝敕罕东，赤斤二卫协力战守，派通事都指挥詹升往谕速檀阿力退还哈密。到五月时哈密王母派的贡马使臣方至京。宪宗甚怜悯。同时，哈密也累求救援，所以兵部奏：“哈密实西域之咽喉，若弃而不救，窃恐赤斤蒙古、罕东、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卫亦为吐鲁番所胁，则我边之藩篱尽彻而甘肃之患方殷。设使河套之虏不退，关中供亿愈难继矣。”于是宪宗召集群臣商议。会昌侯孙继宗等奏说：“乘今贼势未盛，遣使敕赤斤蒙古、罕东等卫，加之厚赏，谕以大义，俾知唇亡齿寒之势。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进贡，或有向化之心，因赐之敕，使悔过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谋。纵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坚各卫内向之志。”同时举荐“李文、刘文习知夷情，宜委以使事缘入。”宪宗认为很对，便于成化九年秋七月壬辰敕李文等说：“朝廷设立哈密城池为西域要路。近因忠顺王无嗣，被吐鲁番速檀阿力欺凌王母寡弱，攻劫城池，复遣人招诱邻境，意图吞并。今特命尔等会同甘肃镇守总兵巡抚等官计议，亲去赤斤、罕东等卫宣德布威、抚安众情，务令固守境土，勿如所煽惑，以自取罪戾。乃遣人捧敕往谕速檀阿力，令退还哈密城池，速归本土，已往之罪悉从宽宥。若其畏威远遁，尔等即将哈密人民安辑询访彼中头目”，“或于安定别取亲族五子，或别立大头目一人掌管。若此虏冥顽弗悛，仍占据不归，各卫果能合兵进剿，宜从运谋设策，随机进止，务在计出万全，勿或轻率，堕入贼奸计中，致有他虞。其钦承朕命勉之慎之。”都督同知李文和右通政刘文奉敕前往甘肃等地经略。
　　成化十年春正月壬子，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奏：“奉敕至甘州，适遇速檀阿力有使入贡还，即遣人随其使捧敕往谕之，俾归哈密之地尚未报。又原哈密头目脱脱不花等六人见居甘州，自言愿率众五百归附，乞官职赏赐，暂居苦峪，誓必克复故城。臣等谓宜俯顺夷情，使为捍卫。如速檀阿力顽犷不服，即调赤斤、罕东等卫并力收剿，以图成功。”对此，兵部说：“以夷攻夷，中国之利，况成大事者不计小费，宜从所请，并令李文等以所捧银币量给赐之。”于是宪宗就授脱脱不花等为指挥佥事，以奖其归向之诚，并命暂居苦峪城。李文等到肃州后，即派锦衣卫千户马俊及总旗王希恭，回回通事指挥佥事哈材等捧敕往谕速檀阿力归还哈密及金印、王母等。马俊到哈密时，速檀阿力携王母和金印回吐鲁番居住，留其妹夫牙兰守哈密。马俊就谕以朝命，牙兰抗词不遵。马俊等只好又去吐鲁番城，以敕开谕，速檀阿力亦抗语不逊。次日，诡称有事远征，率兵出城，羁留马俊等候月余。一日牙兰忽夜至吐鲁番，说朝廷派两位大臣带兵三万至甘州，欲来攻讨。速檀阿力听后十分恐慌，立即回至城中，大摆宴席，招待马俊等，并叫哈密王母出见，让她向马俊说明去留问题。王母因惧怕，不敢言真情，托说哈密城已破，不想回还。到夜间却密派人来说：“为我奏天子，多发兵来救哈密，使后人好听，我老寡妇，虽死于此，不足惜也。”次日，速檀阿力派使以书信和方物随马俊等去贡复。马俊等回到肃州后，向李文、刘文详细汇报了经过，李文就一面表奏朝廷给马俊等升官，一面移文苦峪罕慎和赤斤、罕东，乜克力诸部集兵准备进讨。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冬十月，这两个卫的少数民族士兵虽然调齐，但情况发生剧变，李文等只好停止进讨，便于十月巳丑表奏说：“奉诏往征速檀阿力，已调会赤斤、罕东二卫兵到卜隆吉儿川驻扎。今得谍报：‘亦郎骨俺奔白河儿酋那南奔等集骑四千，欲乘罕东、赤斤二卫兵发后掳其家产。’臣等计议，罕东西连洛扯儿禅，并曲先卫境南。与安定亦郎古人马接境驻牧。使所报果然，恐顾此失彼。又报速檀阿力调集扯几禅等处人马戒备。如此则虽进兵克复哈密，而哈密都督罕慎年幼力绵，所部哈密及畏兀儿人数少，且其城初克无积聚，必难固守。莫若抚结二卫，则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入，且为甘肃西北之藩篱矣。臣等如是已罢，调遣赤斤、罕东二卫兵回卫固守本境，而哈密，乜克力畏兀儿人，令于甘肃苦峪等处安驻种牧，臣等亦还肃州，分住西宁，阿吉罕东羌咂等族，抚安番夷，令无二志。”李文的奏章下到兵部酌量时，尚书白圭等请如李文等所议决定。且说：“哈密城既未克复，安定王子亦未必来彼地。人民无统者皆宜敕谕罕慎等暂掌管。又速檀阿力所遣使臣多系哈密之人，反复变诈，先是暂留在彼，宜行等审勘。果土番夷人即被迁回。若是哈密变诈之人，则具间处置。”宪宗皆从所议。十一月速檀阿力的吐鲁番使臣朝贡回还。朝议暂留甘州，等李文自哈密回到肃州后，再放其出关，以免泄漏事情。但其使十余人，乘人防守不严逃走，故停讨之事泄，所以速檀阿力就占据哈密不退，但勤于朝贡，讨好朝廷，宪宗也赐与甚厚。李文等回到肃州后，抚安好河西走廊的少数民族，便往阿吉罕东、西宁等地安抚少数民族。 　　这时李文年已七十，所以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来到西宁安抚少数民族时，便一面工作，一面安排家计。由于他曾在宣德、正统、景泰年间长期在西宁任职或兼管工作，故安排家计已有基础。因此，很快安排他的十门子孙在西宁各川沟岔农村居住，以开荒造田，务农为生，逐渐发展。
　　十七、应佛梦重修宁番寺
　　李文到西宁后又做了许多好事，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临终的那年他重修了宁番寺（俗称大佛寺）。据《重修宁番寺序》记述：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八月二十九日夜三更四鼓时，李文梦见宁番寺的三佛来说：“我患脚疾，愿公治之”。李文醒后反复思虑，一直不能入睡。待天亮后即命其子李镛前去佛殿查看，发现殿宇倾漏，佛脚有损，佛像模糊，衣金脱落。李镛将此情回禀其父，李文喟然叹息说：“是寺吾先祖南哥公所建也，而今将颓，佛感吾梦，则有来矣。”于是捐献金资，动工整饰。但当时寺无僧舍，墙垣、台阶不全，李文财力有限，大修困难。可他遍告亲友捐助，大加修缮。经过努力，重建工程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七月竣工，“使佛寺焕然一新，佛像安然而荧煌，殿宇灿然而轮奂。”各族信教群众络绎不绝地瞻仰膜拜，夸赞李文的功德。
　　宁番寺（大佛寺）座落在西宁城内西大街中段北侧，今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前院西侧。据说此寺始建于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到明初时只有寺台，没有殿院，由土官李南哥在洪武年间重建，后经其子李英维修，到明弘治初，又由其从孙李文大加修缮。
　　宁番寺占地三十余亩，有前院后院，马坊花园。前院有山门、经堂、僧舍等建筑群，后院有三层阁楼和厢房。整个建筑是汉、藏艺术自然结合的结晶，风格独特，美丽壮观，引人入胜。后大殿高约二十余丈，其高度与现省人民政府办公西楼一致。这座三层空心阁殿，第一层有六根圆柱，第三层有四根圆柱。在二、三层圆柱之间，装有板壁，壁上绘有各种佛像和佛教故事。殿顶以圆筒青色厚瓦覆盖。殿脊正中安装一高大铜宝瓶，与整个大殿十分和谐。这个宝瓶来路不凡，据说是由甘肃拉卜楞寺活佛赛池赠献。大殿内塑有三尊大佛，均高达三丈九尺，实不愧为“大佛寺”的称谓。这三尊大佛，据说是西藏的三位贤哲，被迫居留在西宁传教，并圆寂于西宁城中，后人们为了纪念而塑造其金身。三位贤哲是：玛·释加牟尼（玛日哈嘉）、藏·饶赛（藏饶赛）、饶·格回（饶根后）。塑像座次，以饶·格回居中。
　　李文重修宁番寺的工程竣工后，由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侍读学士兼修国史卢陵棨撰写了《重修宁番寺序》。这个“序”文，居住在青海各地的沙陀李氏，都全文照录入各自的《家谱》中，因此，宁番寺的来龙去脉才有据可查。
　　十八、年高迈职由李镛替
　　李文到西宁后向西宁的十三族以及罕东、安定、曲先、阿端等地的各族人民予以安抚，使其安居乐业。因此，各族群众都很诚服，没有抢掠或结伙背叛的事情。这样，从吐鲁番到河西走廊的凉州，再从凉州到西宁、阿端的西地，都很承平。但李文年事已高，不能继续奔波操劳，故表奏朝廷，命李镛代其父李文工作。对此，《明宪宗实录》卷一八O。记载：“李文，西宁人，会宁伯李英的侄子。当初，从李英征伐安定、曲先等处，授西宁卫指挥佥事，历升右都督镇宁大同，以军功封高阳伯。寻坐罪，降为都督佥事，立功于延绥，复以功升都督同知。至是老不任事，其子李镛请代理。兵部奏言：‘文虽初授指挥佥事之职，然视军功资格，实超升六等，又镛乃土官子孙，事无定例，谨以上谙’。”于是宪宗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秋七月庚辰决定：“命都督同知李文子镛为百户，仍世袭。”就这样，李文之后，李镛便成了西伯府世袭土司，即西宁地区世袭土司之一。当时，西伯府土司衙署就建在西宁城内大佛寺四周，包括大佛寺在内，还有衙暑、住宅、花园、佛寺等建筑群体。到前清时，其后裔又将土司衙署新建在小南川李家台。故清朝第四代土司李承唐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袭职后迁居新邸，而大佛寺内的衙署、房院等，除留一院作为土司家属用外，其余均全部让给藏传佛教白佛，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和在西宁的住锡地。后来因李家台衙署，在清同治年间遭兵燹被焚毁，故在今西宁市北斗宫街北端西侧，购置了拔贡李协中的一进四院住宅，作为土司官邸。这个住宅大门上还悬挂清慈禧太后书写的匾额“大夫第”。
　　李镛被封为百户后，既管束其父的土兵、土民，又承父职抚慰各少数民族，还按父意办理着地方的一些公益杂事。工作比较称职，李文也放心放手。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宁番寺重新修好后，李文如释重负，但因年迈体衰，终于在这年十二月壬子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按本人遗命，讣报朝廷，薄葬。李文的遗体葬于今西宁市莫家泉湾台顶的大酋山根，当时称为北川口垾坪山享堂。明王朝接到讣报后发来明孝宗的敕命，仍赠李文爵位为“高阳伯”，并赐祭。明孝宗赐的祭文，雕刻在一块大青石上，立于坟前享堂。这块“御祭文”石碑，矗立了四百多年。
　　明朝对李文逝世的安置，《明实录》记载说：“弘治二年十二月壬子，右都督府都督同知李文卒。文字孟华，陕西华阴县人，会宁伯李英之从子，从征有功，升西宁卫指挥佥事，专抚番夷。以功历升都督，佩征西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大同。偕宣府总兵官杨能征剿老军营虏贼，封高阳伯，仍镇大同。以失机降都督佥事，延绥杀贼有功，仍升同知。致仕，卒于家。讣闻，仍赠高阳伯，赐祭，葬，子镛袭为西宁卫指挥使。”就这样，又进一步巩固了西伯府土司职务的世袭制度。这一记载，既是李文的身世简历，也是西伯府李土司的由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