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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从1998年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为金华市人大代表到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近10年了。我的履职体会是，人大代表肩负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必须敢于、善于为民代言，有所作为。
为义乌的发展建言献计
我于1962年出生于诸暨市岭北镇岭北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7岁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开始过“跑码头”的小商贩生活。经过6年的闯荡，1986年1月，我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买了个摊位，开始专门经营饰品。1995年7月，我筹集到600万元资金，投资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开始从事饰品生产。在我和员工的辛勤努力下，新光饰品公司迅速成长。2005年，新光饰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2006年“新光”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我不是义乌本地人，在义乌，比新光饰品公司大的企业还有很多，比我做得更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少，但义乌人民却偏偏选中了我，推荐我当了人大代表。我觉得这是义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在经济上为义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同时，我感到更要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责任。
从义乌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我尝试着提议案、建议。刚开始由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不够，自身工作压力也较大，所提议案、建议的内容基本上限于本行业领域，难以顾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
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义乌商人的经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与国外的商贸往来也日益频繁。从自身经商的深刻体验出发，在1999年义乌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领衔提交了“关于要求建立饰品专业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建议”。这份建议受到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义乌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新建具有更高水准、面向国内外客商、拥有一流配套设施的国际商贸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到2002年9月28日，占地420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拥有9000多个商位、1万多户经营者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在担任义乌市人大代表的4年中，我共领衔提交了24个议案、6份建议，内容开始从本行业逐步扩大到商业、工业、科技、文化、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其中建议大多数都被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办理。
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
2003年春天，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温暖而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光荣地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我觉得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职务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荣誉，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我要更加积极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建议。
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我感到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而我又只熟悉商业、企业，广大农民群众、机关干部、外来客商和务工人员等其他阶层的状况如何，他们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了解得并不多。于是，2003年10月，我自费设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我添置了必要的办公设备，聘请了几位退休的老领导、老专家作为联系点的工作人员，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并协助我开展调查研究，整理议案、建议。为此，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在我和联系点的同志开展调研时，各有关单位和镇、街道要全力予以配合。
自从联系点成立后，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登门造访者，最多时一天可接到100多个电话和大批信函，都是本地或外地的老百姓反映失地农民的困难、下岗职工的痛苦等问题。在联系点的电话记录上，只有不到20％的电话从义乌本地打来，外地打来的电话占了绝大部分，有的甚至来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遥远的省份。
尽管我的工作很忙，经常要出差，但我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到联系点接待群众来访。
我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被一些媒体称为“周晓光现象”。也有部分人觉得不能理解，认为没必要这么做。但我认为，不管形式上怎样，只要有利于我为选民代言，我就要坚持做下去。
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32份议案，占代表议案总数的2.8%，占浙江代表团议案总数的21.2%，有28份经大会主席团决定，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35件议案、15条建议，经大会主席团决定，35件议案全部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为提议案、建议殚精竭虑
我在历次全国人代会上提的议案、建议数量较多，但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慎之又慎。
我抓住联系点每个月碰一次头的难得机会，放下其它工作，与几位老领导、老专家静心商议议案和建议的内容、形式、层次，反复斟酌、修改、完善，唯恐辜负了人民对我的期望。
2004年2月3日早晨，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来信，主人公讲述了4年来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反映我国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其亲弟弟的经历作为素材进行论证。
看完信后，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还有众多老百姓的利益。我当机立断，召集人大代表联系点的几位专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大家很快达成共识。于是，我立马赶赴市、省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和单位，了解、研究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接待同志及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调研回来后，我又召集几位专家一起整理出了《关于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最终在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送交大会，经大会主席团决定，议案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当我将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北京石景山区的来信群众时，那位男子激动地连声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一位四五十岁的大男人，最后竟泣不成声。
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要求制定循环经济法的议案》和涉及电子产品循环利用、家用电器循环利用、汽车循环利用的3项具体立法建议，引起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来杭州调研并邀请我参加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发言，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受到调研组的重视和肯定。
在10年代表生涯中，我深知自己文化不高，惟恐有负选民重托，因而不断地给自己“充电”。从国内培训班到国外学习班，从浙江大学欧亚学院到赴哈佛大学深造，提高了自身的知识素养和思想境界，也增添了履职的动力。
我感到，当全国人大代表确实很累，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选民的利益，也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为义乌的发展建言献计
我于1962年出生于诸暨市岭北镇岭北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7岁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开始过“跑码头”的小商贩生活。经过6年的闯荡，1986年1月，我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买了个摊位，开始专门经营饰品。1995年7月，我筹集到600万元资金，投资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开始从事饰品生产。在我和员工的辛勤努力下，新光饰品公司迅速成长。2005年，新光饰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2006年“新光”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我不是义乌本地人，在义乌，比新光饰品公司大的企业还有很多，比我做得更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少，但义乌人民却偏偏选中了我，推荐我当了人大代表。我觉得这是义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在经济上为义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同时，我感到更要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责任。
从义乌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我尝试着提议案、建议。刚开始由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不够，自身工作压力也较大，所提议案、建议的内容基本上限于本行业领域，难以顾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
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义乌商人的经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与国外的商贸往来也日益频繁。从自身经商的深刻体验出发，在1999年义乌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领衔提交了“关于要求建立饰品专业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建议”。这份建议受到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义乌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新建具有更高水准、面向国内外客商、拥有一流配套设施的国际商贸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到2002年9月28日，占地420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拥有9000多个商位、1万多户经营者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在担任义乌市人大代表的4年中，我共领衔提交了24个议案、6份建议，内容开始从本行业逐步扩大到商业、工业、科技、文化、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其中建议大多数都被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办理。
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
2003年春天，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温暖而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光荣地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我觉得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职务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荣誉，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我要更加积极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建议。
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我感到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而我又只熟悉商业、企业，广大农民群众、机关干部、外来客商和务工人员等其他阶层的状况如何，他们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了解得并不多。于是，2003年10月，我自费设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我添置了必要的办公设备，聘请了几位退休的老领导、老专家作为联系点的工作人员，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并协助我开展调查研究，整理议案、建议。为此，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在我和联系点的同志开展调研时，各有关单位和镇、街道要全力予以配合。
自从联系点成立后，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登门造访者，最多时一天可接到100多个电话和大批信函，都是本地或外地的老百姓反映失地农民的困难、下岗职工的痛苦等问题。在联系点的电话记录上，只有不到20％的电话从义乌本地打来，外地打来的电话占了绝大部分，有的甚至来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遥远的省份。
尽管我的工作很忙，经常要出差，但我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到联系点接待群众来访。
我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被一些媒体称为“周晓光现象”。也有部分人觉得不能理解，认为没必要这么做。但我认为，不管形式上怎样，只要有利于我为选民代言，我就要坚持做下去。
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32份议案，占代表议案总数的2.8%，占浙江代表团议案总数的21.2%，有28份经大会主席团决定，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35件议案、15条建议，经大会主席团决定，35件议案全部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为提议案、建议殚精竭虑
我在历次全国人代会上提的议案、建议数量较多，但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慎之又慎。
我抓住联系点每个月碰一次头的难得机会，放下其它工作，与几位老领导、老专家静心商议议案和建议的内容、形式、层次，反复斟酌、修改、完善，唯恐辜负了人民对我的期望。
2004年2月3日早晨，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来信，主人公讲述了4年来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反映我国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其亲弟弟的经历作为素材进行论证。
看完信后，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还有众多老百姓的利益。我当机立断，召集人大代表联系点的几位专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大家很快达成共识。于是，我立马赶赴市、省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和单位，了解、研究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接待同志及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调研回来后，我又召集几位专家一起整理出了《关于要求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最终在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送交大会，经大会主席团决定，议案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当我将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北京石景山区的来信群众时，那位男子激动地连声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一位四五十岁的大男人，最后竟泣不成声。
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要求制定循环经济法的议案》和涉及电子产品循环利用、家用电器循环利用、汽车循环利用的3项具体立法建议，引起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来杭州调研并邀请我参加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发言，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受到调研组的重视和肯定。
在10年代表生涯中，我深知自己文化不高，惟恐有负选民重托，因而不断地给自己“充电”。从国内培训班到国外学习班，从浙江大学欧亚学院到赴哈佛大学深造，提高了自身的知识素养和思想境界，也增添了履职的动力。
我感到，当全国人大代表确实很累，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选民的利益，也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