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郞先生的文章,其作用就在于提醒“主人”有情况,到底情况如何?得“主人”出来看看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从三个维度来看就更清楚了。
　　从一个科技工作者或民族主义者来看,能赚大钱的、高端的技术,谁都愿意。但,好比一个上幼儿园的学生,知道北大、清华好,周围的人也都说这是最好的学校,你说这个幼儿园学生现在是学习北大的课程呢?还是先学习幼儿园的识字、游戏、算术?若是高中生,进北大只差一步,幼儿园则差N步。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初中生,甚至在某些领域就是幼儿园水平。
　　就拿郞先生提到的芯片问题来说,其实我们在20年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包括自主搞研究,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龙芯,一直在跟进,可以说尽全力了。你跑人家也跑,人家跑得比你还快。还包括自已走,自主研发、引进,搞908、909工程。搞华晶和华虹的时候,30多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找不到合作伙伴,最后为什么找了个NEC呀?不是我们想找它,而当时只有它愿意跟你合作,弄不过人家呀!我们也知道要开发这个东西。摩尔定律在这放着呢!18个月体积缩小一倍、价格缩小一倍、性能提高一倍。谁不想搞自主创新!
　　说这些是没有干过活的人,民族主义者站着说话不腰痛。
　　从企业家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没有国家拨款、没有国际政治,企业家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利润去发展,要是能挣点钱的话可以更新设备、引进人员。若是不挣钱的话,谁给他干活?买谁的设备呢?为什么都是贸工技,典型的就是联想,倪光南与柳传志的争论,以柳传志的胜出作结。倪要做高端的,而柳就问:“谁给你投这钱?钱在哪里?”
　　这可能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做出来了,没有能力去收获果实;第二种情况,离金矿差半步倒下了,可能有其他人接上,也可能没有人接。现在来看,当时联想、长城、同方电脑三大家,现在情况怎么样?剩者为王。从联想的例子可以看出,企业家的方向跟科学家的方向也不一样。
　　第三,从学者角度来说,学者考虑问题通常基于一个理想目标和一个基础阶段。好的学者都清楚地知道,有时间去研究各种情况,把国际的当作一个目标值,而把国内的当作一个现实值。这时候找它的路径,学者是擅长分析。
　　这三声音和视角都需要,不能说谁对。第一类人提出这个东西,相当于“犬吠”,说明有事,但什么事并不清楚。提醒“主人”出来看看,起到一个提醒、警示作用。
　　企业家是在做,不断增加能量的东西。好比一家人里的粮仓有没有粮?能不能持续地有饭吃?企业家做的事就是不断地往粮仓添粮。今天有机会没有抓住,但明天的机会还可以抓住。活着是基础,就有不断接近机会或者说无限地接近机会的可能。
　　第三类人,机会在哪?还有多大差距。这时候应该判断,应该以什么样的路径可以到达?或者自己有多大能力,能不能到达。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应不应该不去抓这个机会。想要跟短跑冠军尤塞恩•博尔特争冠军,只能寄希望他不行了,这是小概率事件。对产业来说,那就是发生产业灾变。
　　综合三种人的作用,根据他们提出的东西进行综合判断形成国家战略。
　　如果从产业链分工来看,做什么,并不是人为布局的结果,而是根据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的大小决定的。
　　产业链分工也包括一个价值链,价值链到底有多大,在高端可以控制产业链条。高端包括两个方面:研发设计和渠道整理。微笑曲线大家都知道。
　　復制前端研发设计,人家属于发端者,首先抢这个,最后结果是连产业链都进不了。从低端往高端走,产业链长的话,你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产业链短的话,市场规模也比较小。你走到高端的时候,他已经转移了。
　　从渠道来说,渠道建设本身需要大量资金。比如国内玩具厂家要把玩具送到美国家庭里,那得费多大力气!而搭上沃尔玛的全球平台,那就变得很容易了,这也是最经济的。
　　前端研发设计是人才、能力达不到;后端渠道是资金达不到。在能力和资金达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折中选择。(韩言铭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