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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太仓模式”
收看完胡锦涛所作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后，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颇为欣慰，和他同样高兴的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同事们，以及江苏省太仓市的相关党政官员们。
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标题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时光倒流20年，上世纪90年代，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各地掀起经济建设的热浪，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的陆学艺经人介绍来到太仓，与当时的主政者一拍即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领太仓走上一条不唯GDP是举，而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随着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指标已实现经济现代化，太仓市提前主动探索社会现代化路径，其在社会保障、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已领跑全国。
陆学艺相信，在经历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一系列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样本后，太仓已经或正在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关于社会建设的“太仓模式”。
放眼全国，这位继费孝通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下一步应首先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这一计划经济遗产，以城市化为突破口调整落后的社会结构。
苏齐芳出现时，温文尔雅，面带微笑，一点儿没有刚接待过浙江、广东佛山两拨外省市参观访问团后的疲态。但坐定接受采访时第一句便是感慨：“做村官太累了！”
太仓市东林村村委楼外，秋雨绵绵。村委楼内，棋牌室里的村民牌兴正酣。接受完《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苏齐芳一头扎进雨幕，临别前匆匆撂下一句话：“对不起，我还有一些合作客户要紧急去面谈，你可随意向其他村民了解情况。”
“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一切村务公开。并且我们有评测权，没啥值得上访的。”在回答苏齐芳为何不担心有上访时，59岁的东林村村民王伏林捧着茶杯，不紧不慢地说。至于苏齐芳为何那么忙，这位村民有自己的解释：缘于全市范围内各村的民意排名，“排名前后和他们的收入挂钩”。
同样不担心上访问题的，还有中共江苏省太仓市委书记陆留生。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不管记者采访，还是上级来访，“我们会主动要求他们随意抽查。”
“我陪你上访”
在苏齐芳20余年的村支书生涯里，并非一直这么胸有成竹。2004年，来自镇党委书记的一个电话让他一夜没睡好觉，“书记在电话里说我们村有人上访，要我尽快解决问题。”
苏齐芳找到上访村民，得知其上访原因和当地行将进行的拆迁有关。2003年，苏昆高速公路建设在东林村集中取土，在金仓湖区域形成了一个1000亩的废水塘。建筑公司与村里协商后，作为补偿，村里拿到几十万元。由于村里没有和老百姓及时沟通，虽然农民们拿到了补偿金，但这些钱远不能打消他们对将来的担忧。看着地里的大坑，老百姓情绪激动，就跑到省里去上访。
夜不能寐的苏齐芳与上访村民的对谈无果，“他们不信任我的解释。”
无奈之下，苏齐芳遂提出让这几位村民选一名代表，亲自开车送他到市委有关部门。“我对他说‘我陪你上访’。”苏齐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产生了颇有意思的一组对话：
苏：“我送你过去，如果你不放心，到时候我可以不上楼，在楼下等你。”
村民：“你要和我一起去，我要听你怎么說，看你作为书记，是不是能为我们撑腰。”
苏：“好，但是有一条要求，我到时怎么说，你回去后要原封不动告诉其他村民。”
谈判达成共识，苏齐芳开着自己的别克车，与这名村民代表一起踏上上访路。待谈完走出领导办公室，“他主动对我说，我是真的在为他们说话，也理解我的难处，表示明白了拆迁的真实原因。”苏齐芳说，这次上访风波得以平息，回到村里后，他与村干部们研究再三，最后决定在挖开的土地上建渔塘，再以8元/方的价格承包给渔业公司，老百姓收租金。对渔业公司的监管工作就由当时上访情绪比较大的村民负责。
之后的2007年，苏齐芳借苏州市领导到该村调研之机，提议在该区域开发一个生态园，不过会牵扯到农户的整体拆迁问题。“当时市领导表态，如果能处理好拆迁问题，市里就支持。”
随后，苏齐芳开始做群众工作。他向村民宣扬一个理念——相对富裕的村一定是城中村、区中村、园中村。随之开始启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768户2900人中，有70%支持，30%否定，后者的构成为：20%的人自身比较富有，居住条件很好，担心拆迁后影响生活质量或者认为补偿标准不抵其住宅成本；另外10%则是相对贫困农户，有各自不同的补偿要求。
依据调查结果，苏齐芳向村民承诺，将根据每家每户需要，在规划的新居民小区中建设复式楼、大户型和中小户型等不同的楼房，可满足“高质量住房标准”“几世同堂居住”“老少分居”等不同需求。“对于要求分居的，可根据其原有住房面积，给予一大一小两套住房。”
民主议事组
村委会的承诺消除了大部分村民的顾虑，但是依然有少数农户不愿拆迁。有过前面的“上访”经历，苏齐芳想起曾经前往台湾参观学习到的经验：村务难题以民主方式解决。
2005年前后，苏齐芳和另外几名村官，在中共太仓市委组织安排下，前赴台湾参观学习。在宜兰等当时该地区最穷的农村，他看到的不是贫瘠无序，反而“是一种井然的管理秩序”，此景触动了这名大陆村官的心，而他和当地官员交流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是：民主治理。
苏齐芳与其他村委成员一起，筹划成立了太仓市首个党员议事组，包含富民强村议事组、民主管理议事组、村容整洁议事组。拆迁中遇到的一些“老大难”，就邀请他到村民议事组陈述理由，如果多数通过，就采纳，否则无效；若有村民不愿到议事组，就由议事组派出和他们相熟者前往沟通协商。
参加过数次议事组活动的王伏林对于这种村务解决途径佩服有加。“时间久了，大家知道要去议事组，自己首先要有充足的理由且站得住脚，否则会被所有村民笑话。”另外，他的体会是，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遇到不满时，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就问自己一句：“如果我是他（苏齐芳），我能处理得比他好吗？” 议事组的成立，使得苏齐芳办公室的门“再也不用担心被人砸了，他们感觉找我没任何作用”。“门庭冷落”下来的苏齐芳开始抽身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经济、社会等村务发展。而他曾经坚持认为村官惟有“富民、强村”两件事可做的理念，如今已有改变，“后来发现最重要的应该是和谐，实现这一点最难，但也最宝贵。”
这也让他深刻感觉到两点：第一，一切村务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发挥民主作用；第二，所有人必须遵守制度。后一条感悟来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总有亲友在拆迁过程中希望他给拆迁队打招呼，以求更多私利。“我不胜其扰，就在全村明确表态，所有人不许为拆迁去向拆迁队打招呼。”
从2007年9月至年底三个多月，所有拆迁工作完成，除去那一桩上访案例，再无任何上访事件。而议事组也固定为该村村务工作常态。
无独有偶，兄弟村庄电站村于2010年同样面临整体动迁，以实现农民散居到集中居住的转变。该村支书王义平首先主持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并开始征求民意，604户中有30户左右表示反对。王义平就和村委成员商议，决定建立会办制度，成立村民联络小组，每组由9名村民代表联络员组成，开始与反对者协商。
66岁的王振熙是一个联络小组的组长，他碰到的最大“钉子户”是一家经济困难家庭，三口之家居住在96平方米的破旧老房里，女儿在读高三面临高考。
“他担心拆迁后老房没有了，新房也没着落，女儿又要读大学，负担太重”，王振熙就前往掰着手指与他算经济账，他们以往的年收入为五六万元，女儿读大学共约6万元～8万元，拆迁后他们居住安置房，同时可拿到三年过渡安置费用7万元～8万元，这笔费用供应女儿读书绰绰有余，从而使得本要节省下来用以支付学费的收入，能够存放起来自由支配。
“一算账，他们笑逐颜开，马上同意拆迁。”王振熙说，他们针对所有“钉子户”均坚持人性化原则，反复沟通协商，直至双方满意。
在后来的拆迁工作中，王义平提出方案起草先由党员代表会通过，再听取各方意见，交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成立专门项目部，对动迁全过程予以监督。2010年下半年，电站村完成全部动迁工作，上访率为零。
中共太仓市市委书记陆留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各涉及动迁的村子事先征求民意，许多村都出现“农户主动找到村委会表示支持拆迁”的现象。并且，市委对于所有拆迁工作，要求搞民主自治，“那个地方要拆，自己搞申请，我们排计划，你们这个组要拆，就自己做工作，百分之百搞定后我们再帮你拆。”
经过拆迁，苏齐芳和王义平均认为，在拆迁过程中要避免发生矛盾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就一定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同时要注重发挥民主，重视村民权利，并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的特点，“由村民说服村民。”
民意“黑屋子”
在陆留生看来，之所以太仓会出现东林村、电站村这样的案例，除去该市经济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人均GDP在全国县市排名名列前茅等因素外，从2006年开始推行村级“勤廉指数”测评工作是重要原因。
谈及“勤廉指数”测评，太仓市纪委工作人员和下辖农村一些村民都会提到“黑屋子”。“黑屋子”是用來供村民对村干部进行测评的一个临时搭建房。“其中会放置一台触屏电脑，事先由工作人员教会村民使用，然后由村民逐一进入其中打分，测评结果会在所有村民打分结束后现场公布。”陆留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市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共同探索的一种考核方法，将村支书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按副科级待遇给以薪资和奖金，每年的考核结果与收入水平直接挂钩，而如果连续三年考核排名在全市处于倒数三名或者明显一直下跌，甚至会考虑取消其公务员资格。
苏齐芳就经历了测评排名的大起大落，在全市100多个村子中，东林村第一年排名第三，第二年升至第一。次年下滑至13名，随后又升至第二，今年上半年结果刚出来，又急剧下跌至20名之外。
两次下跌原因，在苏齐芳看来，都是“联系群众，沟通领导”这块没做好。第一次下滑是因为农民拆迁后的分房工作，有些人对分到的户型或者面积不满，就在测评中“把怨气撒到我们头上”。今年上半年的下滑则是由于12个村民组中有7个组被划给开发区之后，政策不一，老百姓认为村委应该弥补这种政策不一致带来的利益不平衡，“虽然我也想办法弥补，但是老百姓当时还是有意见，就在测评中体现出来。”
不过苏齐芳认为这种起伏是好事，“它的动态反映了我们工作的得失成败”，同时他认为，这些可以督促村干部严格依法办事，一切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在市委书记陆留生看来，“勤廉指数”测评实现了村干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结合。由于村干部要完成每年的工作目标要求，显然要对上负责。但是，测评推行后，他们更多地要对老百姓负责，毕竟每次测评都是老百姓根据其表现直接打分，一旦村干部的工作成效较差或者较往年明显下滑，就必须提出整改意见并公示，村民再对整改成效打分，如果下次还没有实际好转，就再失分。
“这个模式实现了村干部工作成效由老百姓说了算。”陆留生说，一方面促进了村干部的勤政，因为有横向比较，每个干部就有压力；另一方面是廉政，老百姓对于村干部的监督有话语权，同时纪检部门也有了对村干部监督的工作抓手。
据悉，“勤廉指数”测评推出后，被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批示加以肯定，并在全省总结推广，同时得到了中纪委的重视和支持。
至于该做法是否有可能由基层推至更大范围，陆留生坦言“有一定难度”，因为再往上就是村干部为镇干部打分、镇干部为市干部打分，这样的测评和村民为村干部打分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容易有水分，效果不一定好。
（实习记者欧阳文浩、高许冬、丁洪法对本文亦有贡献）
收看完胡锦涛所作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后，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颇为欣慰，和他同样高兴的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同事们，以及江苏省太仓市的相关党政官员们。
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标题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时光倒流20年，上世纪90年代，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各地掀起经济建设的热浪，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的陆学艺经人介绍来到太仓，与当时的主政者一拍即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领太仓走上一条不唯GDP是举，而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随着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指标已实现经济现代化，太仓市提前主动探索社会现代化路径，其在社会保障、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已领跑全国。
陆学艺相信，在经历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一系列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样本后，太仓已经或正在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关于社会建设的“太仓模式”。
放眼全国，这位继费孝通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下一步应首先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这一计划经济遗产，以城市化为突破口调整落后的社会结构。
苏齐芳出现时，温文尔雅，面带微笑，一点儿没有刚接待过浙江、广东佛山两拨外省市参观访问团后的疲态。但坐定接受采访时第一句便是感慨：“做村官太累了！”
太仓市东林村村委楼外，秋雨绵绵。村委楼内，棋牌室里的村民牌兴正酣。接受完《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苏齐芳一头扎进雨幕，临别前匆匆撂下一句话：“对不起，我还有一些合作客户要紧急去面谈，你可随意向其他村民了解情况。”
“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一切村务公开。并且我们有评测权，没啥值得上访的。”在回答苏齐芳为何不担心有上访时，59岁的东林村村民王伏林捧着茶杯，不紧不慢地说。至于苏齐芳为何那么忙，这位村民有自己的解释：缘于全市范围内各村的民意排名，“排名前后和他们的收入挂钩”。
同样不担心上访问题的，还有中共江苏省太仓市委书记陆留生。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不管记者采访，还是上级来访，“我们会主动要求他们随意抽查。”
“我陪你上访”
在苏齐芳20余年的村支书生涯里，并非一直这么胸有成竹。2004年，来自镇党委书记的一个电话让他一夜没睡好觉，“书记在电话里说我们村有人上访，要我尽快解决问题。”
苏齐芳找到上访村民，得知其上访原因和当地行将进行的拆迁有关。2003年，苏昆高速公路建设在东林村集中取土，在金仓湖区域形成了一个1000亩的废水塘。建筑公司与村里协商后，作为补偿，村里拿到几十万元。由于村里没有和老百姓及时沟通，虽然农民们拿到了补偿金，但这些钱远不能打消他们对将来的担忧。看着地里的大坑，老百姓情绪激动，就跑到省里去上访。
夜不能寐的苏齐芳与上访村民的对谈无果，“他们不信任我的解释。”
无奈之下，苏齐芳遂提出让这几位村民选一名代表，亲自开车送他到市委有关部门。“我对他说‘我陪你上访’。”苏齐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产生了颇有意思的一组对话：
苏：“我送你过去，如果你不放心，到时候我可以不上楼，在楼下等你。”
村民：“你要和我一起去，我要听你怎么說，看你作为书记，是不是能为我们撑腰。”
苏：“好，但是有一条要求，我到时怎么说，你回去后要原封不动告诉其他村民。”
谈判达成共识，苏齐芳开着自己的别克车，与这名村民代表一起踏上上访路。待谈完走出领导办公室，“他主动对我说，我是真的在为他们说话，也理解我的难处，表示明白了拆迁的真实原因。”苏齐芳说，这次上访风波得以平息，回到村里后，他与村干部们研究再三，最后决定在挖开的土地上建渔塘，再以8元/方的价格承包给渔业公司，老百姓收租金。对渔业公司的监管工作就由当时上访情绪比较大的村民负责。
之后的2007年，苏齐芳借苏州市领导到该村调研之机，提议在该区域开发一个生态园，不过会牵扯到农户的整体拆迁问题。“当时市领导表态，如果能处理好拆迁问题，市里就支持。”
随后，苏齐芳开始做群众工作。他向村民宣扬一个理念——相对富裕的村一定是城中村、区中村、园中村。随之开始启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768户2900人中，有70%支持，30%否定，后者的构成为：20%的人自身比较富有，居住条件很好，担心拆迁后影响生活质量或者认为补偿标准不抵其住宅成本；另外10%则是相对贫困农户，有各自不同的补偿要求。
依据调查结果，苏齐芳向村民承诺，将根据每家每户需要，在规划的新居民小区中建设复式楼、大户型和中小户型等不同的楼房，可满足“高质量住房标准”“几世同堂居住”“老少分居”等不同需求。“对于要求分居的，可根据其原有住房面积，给予一大一小两套住房。”
民主议事组
村委会的承诺消除了大部分村民的顾虑，但是依然有少数农户不愿拆迁。有过前面的“上访”经历，苏齐芳想起曾经前往台湾参观学习到的经验：村务难题以民主方式解决。
2005年前后，苏齐芳和另外几名村官，在中共太仓市委组织安排下，前赴台湾参观学习。在宜兰等当时该地区最穷的农村，他看到的不是贫瘠无序，反而“是一种井然的管理秩序”，此景触动了这名大陆村官的心，而他和当地官员交流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是：民主治理。
苏齐芳与其他村委成员一起，筹划成立了太仓市首个党员议事组，包含富民强村议事组、民主管理议事组、村容整洁议事组。拆迁中遇到的一些“老大难”，就邀请他到村民议事组陈述理由，如果多数通过，就采纳，否则无效；若有村民不愿到议事组，就由议事组派出和他们相熟者前往沟通协商。
参加过数次议事组活动的王伏林对于这种村务解决途径佩服有加。“时间久了，大家知道要去议事组，自己首先要有充足的理由且站得住脚，否则会被所有村民笑话。”另外，他的体会是，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遇到不满时，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就问自己一句：“如果我是他（苏齐芳），我能处理得比他好吗？” 议事组的成立，使得苏齐芳办公室的门“再也不用担心被人砸了，他们感觉找我没任何作用”。“门庭冷落”下来的苏齐芳开始抽身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经济、社会等村务发展。而他曾经坚持认为村官惟有“富民、强村”两件事可做的理念，如今已有改变，“后来发现最重要的应该是和谐，实现这一点最难，但也最宝贵。”
这也让他深刻感觉到两点：第一，一切村务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发挥民主作用；第二，所有人必须遵守制度。后一条感悟来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总有亲友在拆迁过程中希望他给拆迁队打招呼，以求更多私利。“我不胜其扰，就在全村明确表态，所有人不许为拆迁去向拆迁队打招呼。”
从2007年9月至年底三个多月，所有拆迁工作完成，除去那一桩上访案例，再无任何上访事件。而议事组也固定为该村村务工作常态。
无独有偶，兄弟村庄电站村于2010年同样面临整体动迁，以实现农民散居到集中居住的转变。该村支书王义平首先主持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并开始征求民意，604户中有30户左右表示反对。王义平就和村委成员商议，决定建立会办制度，成立村民联络小组，每组由9名村民代表联络员组成，开始与反对者协商。
66岁的王振熙是一个联络小组的组长，他碰到的最大“钉子户”是一家经济困难家庭，三口之家居住在96平方米的破旧老房里，女儿在读高三面临高考。
“他担心拆迁后老房没有了，新房也没着落，女儿又要读大学，负担太重”，王振熙就前往掰着手指与他算经济账，他们以往的年收入为五六万元，女儿读大学共约6万元～8万元，拆迁后他们居住安置房，同时可拿到三年过渡安置费用7万元～8万元，这笔费用供应女儿读书绰绰有余，从而使得本要节省下来用以支付学费的收入，能够存放起来自由支配。
“一算账，他们笑逐颜开，马上同意拆迁。”王振熙说，他们针对所有“钉子户”均坚持人性化原则，反复沟通协商，直至双方满意。
在后来的拆迁工作中，王义平提出方案起草先由党员代表会通过，再听取各方意见，交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成立专门项目部，对动迁全过程予以监督。2010年下半年，电站村完成全部动迁工作，上访率为零。
中共太仓市市委书记陆留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各涉及动迁的村子事先征求民意，许多村都出现“农户主动找到村委会表示支持拆迁”的现象。并且，市委对于所有拆迁工作，要求搞民主自治，“那个地方要拆，自己搞申请，我们排计划，你们这个组要拆，就自己做工作，百分之百搞定后我们再帮你拆。”
经过拆迁，苏齐芳和王义平均认为，在拆迁过程中要避免发生矛盾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就一定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同时要注重发挥民主，重视村民权利，并充分利用村民自治的特点，“由村民说服村民。”
民意“黑屋子”
在陆留生看来，之所以太仓会出现东林村、电站村这样的案例，除去该市经济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人均GDP在全国县市排名名列前茅等因素外，从2006年开始推行村级“勤廉指数”测评工作是重要原因。
谈及“勤廉指数”测评，太仓市纪委工作人员和下辖农村一些村民都会提到“黑屋子”。“黑屋子”是用來供村民对村干部进行测评的一个临时搭建房。“其中会放置一台触屏电脑，事先由工作人员教会村民使用，然后由村民逐一进入其中打分，测评结果会在所有村民打分结束后现场公布。”陆留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市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共同探索的一种考核方法，将村支书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按副科级待遇给以薪资和奖金，每年的考核结果与收入水平直接挂钩，而如果连续三年考核排名在全市处于倒数三名或者明显一直下跌，甚至会考虑取消其公务员资格。
苏齐芳就经历了测评排名的大起大落，在全市100多个村子中，东林村第一年排名第三，第二年升至第一。次年下滑至13名，随后又升至第二，今年上半年结果刚出来，又急剧下跌至20名之外。
两次下跌原因，在苏齐芳看来，都是“联系群众，沟通领导”这块没做好。第一次下滑是因为农民拆迁后的分房工作，有些人对分到的户型或者面积不满，就在测评中“把怨气撒到我们头上”。今年上半年的下滑则是由于12个村民组中有7个组被划给开发区之后，政策不一，老百姓认为村委应该弥补这种政策不一致带来的利益不平衡，“虽然我也想办法弥补，但是老百姓当时还是有意见，就在测评中体现出来。”
不过苏齐芳认为这种起伏是好事，“它的动态反映了我们工作的得失成败”，同时他认为，这些可以督促村干部严格依法办事，一切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在市委书记陆留生看来，“勤廉指数”测评实现了村干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结合。由于村干部要完成每年的工作目标要求，显然要对上负责。但是，测评推行后，他们更多地要对老百姓负责，毕竟每次测评都是老百姓根据其表现直接打分，一旦村干部的工作成效较差或者较往年明显下滑，就必须提出整改意见并公示，村民再对整改成效打分，如果下次还没有实际好转，就再失分。
“这个模式实现了村干部工作成效由老百姓说了算。”陆留生说，一方面促进了村干部的勤政，因为有横向比较，每个干部就有压力；另一方面是廉政，老百姓对于村干部的监督有话语权，同时纪检部门也有了对村干部监督的工作抓手。
据悉，“勤廉指数”测评推出后，被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批示加以肯定，并在全省总结推广，同时得到了中纪委的重视和支持。
至于该做法是否有可能由基层推至更大范围，陆留生坦言“有一定难度”，因为再往上就是村干部为镇干部打分、镇干部为市干部打分，这样的测评和村民为村干部打分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容易有水分，效果不一定好。
（实习记者欧阳文浩、高许冬、丁洪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