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下人物画创作中，个人风格的树立成为一种风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都在探索人物画表现技法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实践，成功者不在少数，这些人成为新风尚的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后来的学画者观其表象并为之动心，逐渐沦入技法探索的洪流之中，却对传统造型能力的掌握稍显欠缺。这种能力的欠缺，初不见弊端，可随着个人绘画的深入，便越发觉得创作艰难。回归造型，亦是对传统以形写神绘画理论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人物画；造型；技法
　　中图分类号：J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14-2
　　人物画中的表现技法之于造型，犹如毛之于皮。近年来的人物画面貌，标榜以艺术创新，却大都不自觉地忽略了绘画的传承性，而多在创新上下足功夫，手法多样，风格迥异。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探索绘画发展脉络的志士，用自身的实践证明了造型在人物画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今天的探索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造型的功能，渐行渐远。倘若一意孤行，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物画创作局面的尴尬，失去前行的根基。
　　人物画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始，在探索表现技法反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卢沉先生综合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特色，以色彩、结构等绘画元素，融入人物画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水墨构成”理念。通过这样一种表现手法，展现一种新的具有时代感的绘画风貌。这也是卢沉先生结合时代特征，关注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其本质还是“徐蒋体系”的一种延伸，都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西绘画的特点，各取所长，丰富中国画。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探索是成功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3年，当卢沉先生第一次给美院国画家进修班授课时，同学们猛然听到关于绘画的许多新鲜的见解时，都被极大地震动了。观念的改变，使我们很快摆脱掉70年代水墨人物画流行画法的影响。”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大量国外哲学、文学思想的传播，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愈演愈烈。在一个长时期受压抑的时代结束后，这样的观念确实令人为之一震，并很快被接受。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绘画面貌，可以说是在深厚造型功底基础上的灵感迸发。绘画的意味深刻而充满时代感，周思聪与卢沉合作的《矿工图》组画，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周思聪在谈及该画时讲道：“当初，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有点变形。那时候我感觉到原来那种写实的和真的画的差不多的画法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有时候觉得不够劲，不够味，非得变一变才能把话说清楚。”而卢沉先生的“水墨构成”理论，既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写实人物画局面的再思考，也是时代背景下必然发生的新的指导人物画创作的理念。虽然他们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创作法度却依旧是在扎实的造型功底之上的一种探索，对造型的把握成就其探索的成功。
　　近代以来，绘画面貌之衰颓，引发了改良国画的思考。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讲道：“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针对这种面貌，徐悲鸿借当时西学兴盛之风，融西画之写实主义表现手法与人物画中，从被接纳到逐渐深化，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并不断推广，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人物画创作体系。随着对绘画认识的深入，徐先生有了“复兴中国艺术”的思考，提倡继承先人之遗绪，建立现代化的艺术，发挥个人的情怀，创造出富有现实意义的绘画作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大批优秀的绘画作品涌现出来。蒋兆和先生将这种绘画手法同现实生活结合，在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如《流民图》等等。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蒋兆和一直认为是徐悲鸿给了他提醒：“在我结识徐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很自然地同情劳苦大众，在艺术上也从没有过闲情逸致。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痛苦，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徐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成为我日后从事水墨人物画创作的艺术原则。”后来的蒋兆和，不断发展水墨人物画的创作理论，“取中国纸笔墨而施以西画之技巧，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长补短之意。”他还倡导以传统的白描训练作为人物画创作的基础，从写生出发，注重描绘对象的刻画，通过绘画再现一种自然的真实。造型能力的形成，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发生并深化的。造型能力要求会概括，能抓住描绘对象的特点，会提炼，能针对描绘对象的主要方面开展绘画。还要做到能离开对象画画，发挥个人的想象，造型基础既成，还要配合笔墨的轻重缓急、浓淡虚实，才能更好地体现物象的质感和量感。可以说，蒋先生是非常注重造型能力的。这种造型能力的形成，既承载了传统笔墨中的骨法用笔，又借鉴了西方写实主义的优秀之处，并在以后的创作之路上逐渐地探索出了一整套自己的人物画创作理论，影响着一大批后来的学画者，卢沉和周思聪就在其中。
　　卢沉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讲道：“蒋先生的影响大一点，是因为他的画法比较贴近生活，能比较深入的刻画形象。”当时，除了蒋先生以外，李可染、叶浅予、黄胄等人的绘画理论及创作理念也对卢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黄胄先生的写意人物画，很大程度上吸引着他们对人物画的关注。黄胄的绘画以速写入画，表现手法轻松洒脱，好的速写对造型能力的要求很高，“他（黄胄）的速写能力强，造型能力强，所以能直接拿毛笔作画，表达自己的感受。”卢沉这样回忆黄先生的绘画。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成长起来，卢先生的作品也有着扎实的造型基础，如作品《机车大夫》，人物写生作品《工地老英雄郜正运》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产生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每一个画者都不会止步于已有的成绩和既成的技法。前面讲到了他的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即便是到了现在，这一理论依旧有着内在的涌动力，催生着很多有志青年的绘画创作。我们可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我们自由的艺术创作，但前提是对造型的不断巩固。
　　造型是从事人物画创作的根本。从人物画发展历史来看，传统“以形写神”与近代引进的西方写实主义指导思想，都将人物画的基础定位在对描绘对象的造型把握方面。这与人物画的创作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物画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描绘对象，这就决定了它无法摆脱形似的评价标准。现阶段的人物画创作，在对技法及表现手法方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一些人不厌其烦地将其融入新的表现手法与人物画创作之中，笔与墨仅仅成为一种完成其作品的媒介，传统笔墨精髓早已被抛之脑后。这种略显极端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物画缺乏精神感染，人物画中人物精神的塑造，要密切结合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从宏观上把握，从细微处观察，配合写生的方式，将这种对生活的敏感，通过绘画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描绘对象，更要不断概括、提炼，这样才称得上是能够造型。以此为基础，再开展创作手法及表现手段方面的拓展，就会得心应手一些，也更容易产生一些深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物画作品。
　　傅抱石作为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将学问与绘画并重的画人，在谈及绘画时有言：“唐宋以后，画家因注重技法的研究，遂变成了另一种风度，认为画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所谓‘性灵’，所谓‘意境’，所谓‘胸中丘壑’，今日看来，乃是容易使人渺茫的烟幕。有人说，近世纪的中国画，大半都中了这类毒素。重技法而远离自然。”傅先生所讲，主要侧重山水画的创作，由于摹古现象的泛滥，导致绘画面貌的趋同，呈现无生气、不真实的现象。现在的大部分人物画创作，重技法而忽视造型的现象也不绝于耳。我们不能因为过于注重技法，而忽略了造型的重要性，要知道以形写神的道理是千百年来都不曾过时的指导绘画创作的理论。前辈们用尽他们毕生的心血和努力，扭转了国画自清代以来形成的衰颓局面，呈现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创作脉络。而我们却为图一时的快意，表面上看是表达个人情感，直抒胸臆，实则是舍本逐末，饮鸩止渴。绘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功利性事业，要为以后的长久发展作坚实的铺垫，就必须重视造型，否则个人绘画生涯，必不可久。
　　参考文献：
　　[1]林木.傅抱石评传[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12.
　　[2]郎绍君，华天雪.卢沉访谈录[J].美术研究，2010，（02）.
　　[3]蒋兆和著，刘曦林编.蒋兆和论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史鹏飞，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