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大公司的老总，她的经历很有代表性。1981年高考时，她以5分之差名落孙山。那时的大学真的很难考，高中毕业生人数600万人，大学、中专录取的只有27万人。国家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上了才可以参加高考，比例大约是一半。朋友有幸通过预考，却在高考考场上败北。她不甘心，想复读一次。父母不同意，觉得女孩反正是要嫁人的，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再说，朋友还有个弟弟高考也落榜了，分数同样只差几分，也要复读，父母认为光耀门庭得靠儿子。她再三恳求，父母依然不松口。不得已，她承诺：只复读这一次，以后无论考上还是没考上，出嫁都自己准备嫁妆，不花父母一分钱。父母毕竟心疼孩子，看女儿将话说到了这份上，同意让她与弟弟一起复读。因为背水一战，第二年，她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她对父母特别感恩，经济状况好转后将他们接到城里住，还请了保姆。
　　我佩服朋友的智慧，世界是公平的，终于给了她的智慧以足够的回报。她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格局有魄力，懂得趋利避害。但世间还有另一种趋利避害。
　　民國时有个高官叫邓文仪，他的口头禅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邓文仪做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喜怒无常，但邓文仪毫无怨色，你打我的左脸，我送上右脸。邓文仪曾对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就是在他身边，不是在他身边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那时，蒋介石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对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效忠目的是什么可想而知。老蒋自然心知肚明，后来提拔邓文仪一直做到行政院内务部政务次长，就跟邓文仪的趋利效忠直接有关。
　　历史上有的趋利者做的事更让人恶心。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王安石因此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自此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不免有各种缺点，但开拓了疆土，抑制了豪强，扩大了财收来源。王安石得志的时候，在朝野威望很高，科举考试都以他的《三经新义》（重新注释《诗》《书》《周礼》）为准。《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变法理论的代表作，也是其变法依据。后来，王安石下台，保守派得势，王安石所著的《字说》被禁止引用。此时，王安石的门人纷纷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千方百计隐瞒自己是王安石学生的事实。王安石去世时，路见不平的张芸叟写下如此挽词：“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过了十几年，宋哲宗执政，变法派杀了回马枪，重新占据一些牛气冲天的位置。皇帝下诏：以王安石配享圣庙，并且追赠他官衔和谥号。一些学者又开口闭口皆是《三经新义》，无论是否拜过王安石的门子，纷纷自称是荆公门生。有人将张芸叟的挽词改了一个字，成为“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都称是门生”。
　　世人遭受的挫折、苦难多半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很少有人自找不痛快，趋利避害原本无可非议。只是趋利避害有个底线：你趋利可以，但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不能让其他人受到损害。朋友的趋利避害没有损及任何人，甚至父母最后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它是道德的，可以效仿;而邓文仪、王安石的那些门人之利，其实是在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不道德的，是要唾弃的。一个社会永远无法消除人的趋利避害之念，我们能够做到的是让不道德的趋利避害越来越少。只要社会朝着这个方向行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日子就不远矣。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