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之后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
　　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50岁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之后，他花费三年时间，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58岁以后，他将关注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扩大到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上。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和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如是评价道。
　　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称呼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好。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舅舅觉得，汉语拼音很早就出现苗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
　　的确，周老一生不仅淡泊名利，而且，面对人生的困境也是乐观豁达。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后就住在位于沙滩的文改会宿舍了，那是民国时期给北京大学德国教授住的小洋房。“当时人家听说我住在德国教授的洋房里，以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这个房子破烂得不得了。”“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周先生这首戏仿的《新陋室铭》乐观豁达地描述了生活环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难题，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话来应对。他说：“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時，下放‘五七’干校，只许带一本书，可我带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一共20本，开始做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岁高龄仍著述颇丰，许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释说：“其实我一早就开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
　　1969年被下放宁夏，一般人都非常忧愁。“我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说。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当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以另一种表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欢说的，“很有趣味”。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复一日，周有光抓紧时间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一直坚持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名人传记》2015年第10期、人民网《“四朝元老”的传奇人生》、周有光《百岁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