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背后的协商建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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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一个历史细节,格外引人注意:“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而此前的2月6日,他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也曾提到过“五一口号”,并宣布将组织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习总书记两度公开提及的这个“五一口号”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头?
  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大肆打压
  1948年5月1日,国民党“国民大会”闭幕演出现场鼓乐喧天。对61岁的蒋介石来说,能“当选总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是,历史的戏剧性冲突让他猝不及防——就在这一天,他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了“五一口号”这份“大礼”。
  口号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然而,让他内心震荡不安的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共内战近三年,双方虽互有胜负,但各大城市仍攥在老蒋手里。此时决战尚未打響,毛泽东铿然发布这一口号究竟在上演什么戏码?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6月,制造“下关惨案”;7月,在昆明残酷刺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
  1947年盛夏,国民党对各地军警下达“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一律格杀勿论’”的密令,展开了对民主党派的全面打击和迫害。
  高压之下,大量民主人士,包括各党派领袖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等,以及左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远走香港。
  这时,周恩来特地将中共党内统战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潘汉年调到香港,开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亲自审改“五一口号”
  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西柏坡的周恩来被一封奇特的电报逗乐了。电报为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从太行山深处的涉县发来,其内容令人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话虽粗俗,但政治敏感性是值得称道的。按惯例,“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
  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初稿由党内笔杆子胡乔木起草,并送至毛泽东的案头。
  初稿一共24条,毛泽东逐一审读、字斟句酌,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第23条和第24条上。
  反复思忖之后,毛泽东提笔作了几处意味深长的改动:将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4月30日,在经过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之后,震惊中华大地的“五一口号”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香港《华商报》于第二天在报纸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五一口号”以其振奋人心的崭新口号在香港及海外进步人士群体中不胫而走。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北上!北上!
  面对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此时的周恩来已开始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
  当时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第一个踏上海路的,是身处美国的冯玉祥。周恩来特意安排,高价租用苏联客轮“胜利号”,把冯玉祥从美国迎接回国。然而,就在靠港的前一天,客轮毫无征兆地失火,冯玉祥当场遇难。
  这一惨剧给新政协的启动蒙上了阴影。周恩来悲痛中嘱咐香港的工作人员: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1948年9月4日,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商议第一批北上人员名单。在众人踌躇中,73岁的宿儒沈钧儒与战将蔡廷锴等人决定以身试险,成为第一批北上者。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韩练成等。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一直在为《华商报》副刊供稿,为掩饰自己北上,郭沫若在离港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是第三批北上的。
  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前前后后20多次,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接迎至解放区。
  (摘自《文史博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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