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来函说要恢复30多年前的县办文学期刊《百合花》，希望我能写篇回忆文章。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当年许多苦涩而又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我的老父亲1937年参加了由聂荣臻带队到平山招兵的八路军115师，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两年解放战争，直到1947年才安置到地方;三年困难时期，又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务农。在我青少年时期，我印象最深就是“饥饿”，记得跟随父母回到老家的第一顿饭就是从生产队食堂打回来的清澈见底的胡萝卜片汤和掺着菜叶子的玉米面饼子，那在当时，已经算是丰盛的“大餐”。到后来，更是经常以红薯叶子掺着粉渣（红薯浆提取淀粉后剩下的残渣）充饥。我当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是“力保”的对象，仍不能免于饥饿。
　　唯一幸运的是，可确保我能上学读书，因为父亲是伤残军人，我可享受免除学费的优待。感悟到“上学读书”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刻苦努力，借阅了三里五乡同学们的大量“闲书”。加之当时北京、石家庄一批大学老师下到农村学校任教，使我们这些山里娃歪打正着、无意之中开了眼界，接受到了高质量的城里名师的指教。
　　其中一位从北师大下来的周传家老师，不仅自己写小说、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把“写作”的风气传给了我们这些乡下爱好写作的孩子。县文化馆也顺应时代潮流，办起了《百合花》这一當时全县文学青年向往的文学园地，并不时让全县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进行以会代训、深入生活的创作体验。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个文学园地和文学爱好，就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使我享受着极大的精神滋养。
　　每一次作品的发表，都是一次极大的精神享受，就如同干涸的心田里浇了一次丰沛的春雨。当时既没有稿费也没什么物质奖励，能有的最多是几本书、几本稿纸和到县里开会时的几顿饱饭，而最大满足是乡亲们投来的钦佩赞赏的目光。
　　毋庸讳言，由于写作上的“知名度”，村委会在我高中一毕业就让我担任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每月36元工资，30元交大队，记30个工分参与年终分配，6元留作自己生活补贴。后又转为民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了解国内外大事，我花了15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补贴）买了一个“红灯牌”收音机，收听文学和新闻节目。更为了读到好书，曾经骑着自行车进山百里到一位从城里回乡的业余作家家里借读《唐诗三百首》。
　　回顾当年在农村的经历，除了感谢生活的磨炼，更要感谢文学的滋养。如果没有当年的文学爱好，就不会培养出对读书的兴趣，不会滋生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对走出农村的理想憧憬，还有可能被贫困压垮，在生活的磨难中一蹶不振。正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追求，十年不坠青云之志，坚持读书和写作，才能在恢复高考后以全县前三的成绩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写作的锻炼，才能大学毕业就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选中，并被破格提拔和评聘高级职称，36岁就成长为新华社当时很年轻的高级记者和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