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色·戒》里的王佳芝被鼓动去参加刺杀行动，还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贞操。结尾处，她因为自己的身心变化放走情人／汉奸而丧失了性命。用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的话说，她是历史的人质。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又再次把影片绑架为人质。管理机构的简单处置、人们思维的惯性、意识形态训练出的高音喇叭，都在肢解和曲解这个作品。对影片的欣赏和批判掀起了2007年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影片和放映场、审片间、报纸网络扬起的香艳与肃杀之气，跟张爱玲的小说倒有一拼。
　　许多批评是从既定的历史评判和政治定论出发，言语颇为凶猛。“关天茶舍”同友炮郎说：“李安、张爱玲也就罢了，没指望他们怎么样。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国内的评论都没有触及这部影片反动的政治倾向，只会一味地捧场。知识分子就这么靠不住吗?”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刘建平指责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话剧编导黄纪苏批评该片“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传统家庭促进会总干事谭克成博士认为，电影渲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引诱青少年干不道德事情。这些观点、评价角度和文风都跟29年前的《人间》杂志上域外人先生写的评判文章大致相同。
　　的确，《色·戒》跟以前许多抗战电影有很大不同。大陆的主旋律电影和我看过的一些台湾陈旧政宣片，对人的性质评价是先在的，其中大概就是抗日英雄、汉奸、被唤醒的群众几类人。最近《色·戒》公映后郑苹如的亲属还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家人。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是观赏电影还是考察历史材料，都应透过历史定论和意识形态堆积在上面的厚重灰尘，允许他人去阐释、认识人性的复杂和精微。好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还算正常的交往环境，一个作者的编排或学者的解释如果对人性和史实过分强暴，那颜面尽失的首先不是历史而是他自己。
　　不管是电影形象还是记录的史实，它们都不像政治概念的框子那样整齐，这些人物和形象常常充满了模糊的形状和很难辨析的毛边。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对郑苹如没有那么温情和那么深情，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和郑苹如也比我们所知道的复杂多变。就丁默邨而言，他在1941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双重间谍，为国民政府架设电台、提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曾因此一度免于一死。
　　郑萍如最后时光的一些记录也让我唏嘘不已。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汪伪特工杀人狂李士群》，书里节录了日本人晴气庆雍写的回忆，他对这件事的描述，在我看来还算逼真而入情理。晴气当时是日本宪兵队与“特工总部”(即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之间的联络官。对于郑苹如的死，他这样描绘：为了平安通过英美军戒备的区域，特工们骗她说是去买东西，可是，“当汽车开过虹口向可怕的闸北驶去时，她终于预感到自己将要临头的命运，于是在汽车里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饶了我这一次吧!’到了刑场，她仍然死死抓住车门不放，须臾，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恶魔。她厌世怨人，痛骂丁默邨……”
　　一篇28页的小说，小说专家张爱玲为何写了27年?我看了“关天茶舍”网友“公民黄”对答案的猜想，良久无语。他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张爱玲一定旁观到了‘动物园’里的把戏。这或许给了她对《色·戒》更大的自信。20年的等待的确换来了历史的明证。当‘邝裕民’们抗战、革命事业胜利后，掉头就吃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回顾20世纪的中国，为‘革命’‘主义’‘民族’‘国家’捐失了性命的人有万千；而为之失却了个体灵魂的，却达至亿万。没有了‘魂灵’的人，缺乏自由主义信仰、女性主义关怀的人们，看小说、看电影《色·戒》又有几多困难。”
　　战争是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的存在摧毁着人，不仅在昨天，还在今天；艺术只不过是让我们把这看得更清楚。战争使社会成为人的敌人，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故人。
　　看电影，读小说，翻史书，我的思绪在迷走：郑苹如、王佳芝和这部叫做《色·戒》的电影，他们谁逃出了人质境遇?
　　或许，我们的观看和言说就是在试图解救郑苹如和王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