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急需正义的“利率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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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空人民币的人,估计都期望着中国来一次金融危机,但事情显然难以按他们的意志发展。
  回顾历史,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在这些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地区,除了本身财政金融治理的缺陷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在经济下滑、本币走弱之时,监管部门无法有效制止它们的资金外流—无论是国外投资者,还是国民的资金。
  但在中国,监管部门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制止资金外流的有效程度也高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和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有这样一个隐形的“安全阀”。
  资金管制固然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无法给国民提供合理的“利率”,那么也是有失公平的。“利率”,并不单指银行存款的收益,它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它指的是国民辛苦所得,除了买房子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保值增值途径。
  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刻,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在生产部门,供给侧改革要求产业必须调结构。而在金融市场,同样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正义的“利率供给”。

铤而走险


  如果要看一个行业正在发生什么,那么应该看这个行业的犯罪是什么?这样的“法律分析法”,在中国的金融行业的确有它的合理性。
  在中国,除了资本市场之外,金融市场并不缺少所谓的“严刑峻法”,银行体系尤甚。中国《刑法》曾经的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上条文所述的“三条”罪,分别是集资诈骗、金融票据诈骗和信用证诈骗。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几乎都和银行有关。后面两类犯罪行为并不难理解,金融票据和信用证都和银行有关。而第一类集资诈骗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类似于在没有金融许可的情况下,从事类似银行的业务。当然,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它和银行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相当长时间内,“死刑”这一最高刑的确对这一类违法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不过,这种局面随着社会法制的进步以及监管理念的进步正在改变。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该修正案删去这个饱受争议的第一百九十九条。
  修正案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近期爆发的那些有着“集资诈骗”嫌疑的案件主角,或许没有了性命之忧。但实际上,说他们给“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不夸张。
  2016年1月,备受关注的“e租宝”平台的21名涉案人员被北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中,“e租宝”平台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会执行局主席丁宁,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持有枪支罪及其他犯罪。此外,与此案相关的一批犯罪嫌疑人也被各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在这些涉嫌罪名中,刑法规定的最高刑已经没有了死刑。其中,另一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尽管更类似于银行业务,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其最高刑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租宝涉及面极广。根据零壹研究院数据中心统计,截至2015年11月底,e租宝累计成交数据为703亿元,排名行业第四。2016年1月,警方公布e租宝非法集资500多亿。
  e租宝的骗局中,公司高管的生活奢侈,甚至不输给美国的麦道夫。根据调查,丁宁赠与他人的现金、房产、车辆、奢侈品的价值达10余亿元。据交代,整个公司拿着百万级年薪的高管多达80人左右。仅2015年11月,钰诚集团需发给员工的工资就有8亿元。从待遇上看,这家公司堪称是中国版的高盛公司。
  e租宝事件,这些金融领域的“犯罪嫌疑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中国普通人在富余资金的投资上存在困惑和困难则是一个事实。
  在银行存钱“亏本”、股市前途未卜的情况下,e租宝的收益率太具吸引力了。其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一般在9%~14%之间,而同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还达不到e租宝承诺的9%这个下限。
  事发之后,有投资人算账说:拿50万元在银行放一年,可能只有1万元利息。但放在e租宝,即便购买中等收益的产品,即10%的收益率,那么一年就能赚5万元。
  实际上,从泛亚到e租宝,发生在中国金融领域的种种集资乱象,绝对不是靠一点“严刑峻法”就能治理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普通人对财富贬值的焦虑所致。因为,负利率的确太可怕了。

哪里“避险”


  半年前,也就是2015年9月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了2.0%,而8月26日最新一次的降息后,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1.75%。换言之,通货膨胀率高过银行存款利率0.25%,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负利率时代”。
  做一个测算,如果你把1万块元以一年期定存的方式存入银行,如果未来一年物价涨幅维持8月份的水平,那么一年下来,这1万元钱实际上缩水了25元。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病痛乱求医”,也不足为怪。
  除了今年崛起的集资热潮之外,一些基于对内部市场长期通胀担忧的投资手段早已大行其道,去香港买保险就是典型。
  有消息显示,香港多家保险公司接到监管部门的指令,从2016年2月4日开始,通过银联刷卡买香港保险,每次刷卡上限为5000美元。还有消息称,通知发出后,广州、深圳等地的民众连夜赶往香港,打算赶在新规定生效之前,用银联卡大笔支付保费。为了方便客户,香港一些保险销售机构临时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
  这一消息被一些人解读为,在通胀威胁之下,监管部门开始严控资金外流。不管这种解读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内地投资者在香港买保险早已不是新鲜事。即便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并不强烈的时候,也多次发生过类似的购买热潮。   内地人为何要去香港买保险?有解读认为是,内地富人转移资产。实际上,真正的“富人”转移资产并不会采取购买正规保险的方式,买保险不过是一种投资手段而已。香港保险产品受青睐,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保险产品收益较高。
  收益较高的根本原因是香港金融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在金融行业的口径之中,香港市场属于“海外市场”,企业香港上市也叫“海外融资”,在香港即使买内地公司的H股,也算是“海外投资”。在保险行业,和内地的保险资金相比,只要符合监管的要求,香港的保险资金可以使用更多的金融工具、投资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当然,也有更高的收益。
  对比而言,内地的保险资金除了在投资上受到诸多限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对利率极度“依赖”的产业,长期的低利率乃至实际负利率环境,对保险公司而言,无疑影响了它在投资端获益的能力。
  如果联系近期的万科股权争夺战,更可以说明这一点。保险公司在投资端太难找投资标的了,所以宝能系才会采用如此高的杠杆权力争夺万科。
  除了对通胀的恐惧,普通人担忧的另一个事情是人民币贬值。普通人除了去香港买保险,还热衷于抢购金条。
  当然,另一个更可靠的保值方式是购买大城市、优质地段的房产。但这种保值方式越来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房价上涨,一些投资者有了观望心理;二是房价上涨同时也导致了资金的门槛提高。但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富裕人士仍然把房产作为第一投资方式。2015年,深圳的房价大涨就是一例。
  但无论什么投资手段,基本的金融常识还是必须有的。投资房产、黄金的投资者,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对理性的,因为他们其实知道这两种投资模式可能亏。黄金价格会波动,房价也会下降,只是他们在进行一个概率的赌博而已。但是,另一些投资者则应该反思。
  比如,“e租宝”广为宣传的口号是:1元起投,随时赎回,高收益低风险。这个口号的前两句,几乎是为中国人量身定做,投资门槛低,而且随时可以把钱要回来,这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宣传,早已违背了一个多数人背得烂熟的金融学原理:风险收益的匹配原则。高收益,怎么可能低风险?

利率供给


  近年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金融事件”,其实基本上都存在着投资者“不愿承认”这个原理的情况。
  泛亚引发的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泛亚的模式后来被称为是“无风险的高收益”,这看起来是个违背常理的模式。另外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你贪的是他的利息,他要的是你的本金”。这样来说,其实它也没有违背这个规律,因为最后它的收益(拿到利息)和风险(丢掉本金)是对等的。
  中国投资者对风险收益对等这个基本常识的认知,其实长期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在过去的一些时候,因为要考虑社会稳定的问题,我国的金融市场曾经经常出现“刚性兑付”。比如说,某地的群众投资某项高收益产品或者民间集资,亏了,但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就会动用政府资源,对亏损的群众“刚性兑付”。这等于是拿其他纳税人的钱为投资者买单。
  这种情况的确长期存在,但很可能成为历史了。近段时间,很多曾经的金融大员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发声”,这其实是一种信号。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就对“刚性兑付”开了炮。她认为,让个别产品和机构释放风险是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措施,这样才能够打破刚性兑付,严肃市场纪律。
  显而易见,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e租宝、泛亚等更多的违约案、集资案可能发生。对监管而言,对这类事件进行刚性兑付是肯定不可取的。换言之,投资者可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个意义上讲,投资者必须要开始相信自己的常识。
  但对投资者也不能有过分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是希望保住自己的“辛苦钱”,不让其贬值太多。而作为监管者,则应该反思,中国这个金融市场是否真的为普通人提供了财富增值保值的那么一点空间?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字样写入了全会《决定》。实际上,在党和国家的高级文件之中,提高中国人“财产性收入”的提法越来越多。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家庭财富一定会不断积累,财产增值所获得收入,必然要和劳动所得一起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部分。
  但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投资市场还远远无法提供这项“功能”。2015年的股灾,被称为“洗劫中产阶级”。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股市暴跌给普通人财富带来缩水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有人计算,在短短20天之内,中国股民账面人均亏了42万。
  直接融资体系本身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老大难”。但在间接融资的体系,各类影子银行的风险也在不断暴露。不断倒闭的P2P公司,以及e租宝、泛亚等大案的频发,中小投资者的财富恐怕有再遭缩水之忧。
  某种程度上讲,似乎只有房子依然是最安全的财富增值保值手段。但遗憾的是,这个局面恐怕也会改变。
  有消息称,香港春节后首次拍卖的一幅位于新界的住宅用地,成交价仅为21.3亿港元。和2015年9月相比,出让的同一地段的地块相比价格大幅下跌了近7成。业界分析原因众多,可能是因为特定地段存在特定的法律风险。但不可否认,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
  公平正义是所有人的期许,它不光存在于司法领域,也应该存在于金融市场。我们高谈供给侧改革,当资本管制趋严,而内部金融市场又无法提供正义的“利率供给”时,改革是一定需要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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