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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金刻羽（Keyu Jin）对中国颇有研究，她揭示了有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谬见，解释了中国的崛起可能如何重塑世界秩序，并在全球经济中对企业高管和银行家产生的影响。
金刻羽在北京长大，与父亲一样都热爱文学和历史。她的父亲是中国的一位银行家，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行长。14岁的时候，金刻羽去了纽约上高中，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如今，金刻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副教授，也是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Cie. Financiere Richemont）的董事会成员。她经常参加全球经济论坛，解释中国的变化。
《巴伦》采访了金刻羽，试图揭开关于中国的一些最大谬见，并探寻下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年轻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
《巴伦》：你最近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最大的谬见是什么？
金刻羽：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什么。是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一些行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机遇。中国从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到一个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国家，这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既是挑战，也是目标。这就需要推动中国走向一个以效率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
另一个谬见是，中国是一个技术领先者。在某些领域，中国的技术可能是世界一流的，但中國还不是一个高科技的领导者。这需要制度、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正确的心态。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以速度和规模为基础走向成功的国家。要成为技术领先者，基础研究、流程创新、渐进创新和利基专业化（niche specialization）是必不可少的。复制技术和设计，比复制制度要容易得多。
不过，随着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究和开发中，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实际上加快了中国对更基础、更实际技术发展的步伐。
《巴伦》：你提到了贸易。中国对贸易摩擦的态度如何，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初步协议？
金刻羽： （中方）将第一阶段交易视为“面子交易”，不一定是实质性交易。尽管有一些要求中国无法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表明了达成协议的意图和愿望。
《巴伦》：什么是不合理的？
金刻羽：在国有企业补贴方面，他们（中方）当然有削减补贴的意愿，因为（补贴）造成了（经济中的）过剩产能。但关于产业政策的要求，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采取自己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新兴市场，只要它不侵犯贸易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巴伦》：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症结所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金刻羽：中国拥有一些最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特别是在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当中，而且是最大的专利授予国之一。但是当涉及到设计或图纸时，这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的所在。国家的意图和私人的做法是有区别的，但加强和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意愿是真的。复制和模仿他人知识的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文化中。要改变这种国民意识，应该从教育开始。中国甚至开设了教育孩子知识产权保护的课程。
《巴伦》：这种中美关系的重置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金刻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逆转。全球化新时代的特征是：技术合作和竞争，而信任是一项关键性投入。采用一个国家的技术标准，信任是关键环节。例如：5G、操作系统和各种需要共享个人或国家数据的技术应用程序APP。这无关产品和商业贸易，而是关于成本和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信任源于软实力的各个方面，一种向世界传达其意图和透明度的能力——这些都不是中国擅长的。但在这个技术合作和竞争全球化的新时代，这是一项关键性投入。
《巴伦》：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寻求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
金刻羽：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将在自己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将争夺世界上第三大市场，或者说是中美以外的“其他”市场。中国将在一些领域取得胜利。看看优步（Uber）和滴滴出行：中国人更擅长慢下来，根据当地需求量体裁衣，并在市场中找到痛点，比如在巴西等国家;而美国的科技公司则更擅长将它们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且行动迅速。
《巴伦》：中国能否继续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增长来源？
金刻羽：中国仍将是世界上对商业发展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之中。通过开放金融服务和努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的新举措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和首要任务。外国跨国公司在最开始赚取了大量利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被中国公司以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打败了。但中国人仍然想进口一些东西。例如高端消费品、服务、教育、娱乐和医疗保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摄影/《巴伦》Matjaz Tancic
《巴伦》：如果投资者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会错过什么？
金刻羽：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并正确地指出了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的运行方式不同，所以不应该使用同样的衡量标准来判断经济是否可能发生危机。许多中国特有的特点使得它与美国非常不同，比如，政府协调各方的能力：国有银行拥有国有企业的债务，政府可以告诉各方该做什么，从而避免金融恐慌。在美国，政府的工具有限，其行动受到公众的高度监督。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巴伦》：那么，风险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呢？
金刻羽：问题的根源在于： 中国仍然保有以信贷驱动为基础的旧增长模式和国家主导的商业周期，将资源错配给了国有企业以及有关系的私营企业，而这些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就像毒品一样，中国正处于一种“类固醇式的增长模式”中（编者注：即短期有效，而长期有害的模式）。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向创新、民营企业和技术为基础的新模式过渡。
《巴伦》：未来12个至18个月，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金刻羽：中美之间的长期紧张和竞争，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走向仍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技术脱钩问题上，以及这种脱钩对于争取技术独立和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国内企业意味着什么。这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许多动态。
对于国内经济来说，新常态是增长放缓，但希望这能带来更安全、更优质的增长。风险在于，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从而导致金融问题。如果违约事件成风，政府将更难介入并解决问题。
《巴伦》：中国千禧一代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金刻羽：这将引起一个范式转变。千禧一代见证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也看到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因此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也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倾向于向西方寻求启示和抱负，并将海外发展视为成功的标志。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再是事实了。在中国创业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巴伦》：这种转变在地缘政治上意味着什么？
金刻羽：这一代更不愿意与美国和西方大国“一起打球”了。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游戏规则是为了解决西方制造的问题而设计的，而新兴市场在全球体系的设计中几乎没有发言权。显然，新兴市场现在的重要性更大了，它们希望拥有发言权。
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对自己国家更大的信心意味着他们将推动民族特色的发展，并为带领中国取得成功的体制和模式感到自豪。过去的一代是谦逊的聆听者和观察者。当中国第一次加入全球体系时，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他们改变了成千上万的规则。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与美国不同，他们不想退出（世贸组织），因为这意味着影响力下降。
《巴伦》：中国千禧一代也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消费群体。这将如何改变中国？
金刻羽：新一代人不那么厌恶风险，而这一代人，尤其是90后，更具有社会意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比消费和物质主义更高的目标，这对上一代人来说已经足够好了。随着中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这一代人将改变中国公司和政府的运作方式。
《巴伦》：为什么会这样？
金刻羽：服务业和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与政府的关系截然不同。如果你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你必须每天晚上和当地政府吃饭喝酒。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提升民营企业，并通过扶持某些领域的某些公司来实施中央政府的目标。这种政治经济形态是可以被打破的，在新经济时代，地方政府几乎无足轻重。年轻一代更关心培养最好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以及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而不是跟地方政府打交道。
《巴伦》：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悖论。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框架，并变得更像西方？
金刻羽：它仍然是混合的。中国的模式认为，利用国家能力，以其认定为好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许多社会和经济政策旨在向穷人再分配，或限制某些不计后果的市场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
如果你看看实体经济，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非常活跃的互联网行业，它是一个激烈的竞争领域，几乎没有政府干预，国内竞争非常激烈。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会出面调控管理。但是在运行模式测试成功之前，他们（政府）会让你进行试点。
《巴伦》：年轻一代如何看待香港的抗议活动，更广泛地说，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
金刻羽：内地年轻一代和香港年轻一代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自己前途光明，而后者则认为未来机会渺茫。香港发生的事件向中国内地绝大多数人展示了社会动荡和治理不善的弊端，并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即民主并不总是带来和平与繁荣。对香港人来说，目前发生的事情是个悲剧，他们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缺乏机会和未来前景感到沮丧——这与世界各地经历的许多挑战非常相似。其根本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中国内地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至少年轻一代有着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未来。
《巴伦》：谢谢你。
（《巴伦》英文版2019年11月22日报道）
金刻羽在北京长大，与父亲一样都热爱文学和历史。她的父亲是中国的一位银行家，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行长。14岁的时候，金刻羽去了纽约上高中，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如今，金刻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副教授，也是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Cie. Financiere Richemont）的董事会成员。她经常参加全球经济论坛，解释中国的变化。
《巴伦》采访了金刻羽，试图揭开关于中国的一些最大谬见，并探寻下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年轻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
《巴伦》：你最近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最大的谬见是什么？
金刻羽：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什么。是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一些行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机遇。中国从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到一个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国家，这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既是挑战，也是目标。这就需要推动中国走向一个以效率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
另一个谬见是，中国是一个技术领先者。在某些领域，中国的技术可能是世界一流的，但中國还不是一个高科技的领导者。这需要制度、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正确的心态。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以速度和规模为基础走向成功的国家。要成为技术领先者，基础研究、流程创新、渐进创新和利基专业化（niche specialization）是必不可少的。复制技术和设计，比复制制度要容易得多。
不过，随着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究和开发中，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实际上加快了中国对更基础、更实际技术发展的步伐。
《巴伦》：你提到了贸易。中国对贸易摩擦的态度如何，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初步协议？
金刻羽： （中方）将第一阶段交易视为“面子交易”，不一定是实质性交易。尽管有一些要求中国无法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表明了达成协议的意图和愿望。
《巴伦》：什么是不合理的？
金刻羽：在国有企业补贴方面，他们（中方）当然有削减补贴的意愿，因为（补贴）造成了（经济中的）过剩产能。但关于产业政策的要求，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采取自己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新兴市场，只要它不侵犯贸易关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巴伦》：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症结所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金刻羽：中国拥有一些最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特别是在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当中，而且是最大的专利授予国之一。但是当涉及到设计或图纸时，这就是知识产权问题的所在。国家的意图和私人的做法是有区别的，但加强和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意愿是真的。复制和模仿他人知识的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文化中。要改变这种国民意识，应该从教育开始。中国甚至开设了教育孩子知识产权保护的课程。
《巴伦》：这种中美关系的重置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金刻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逆转。全球化新时代的特征是：技术合作和竞争，而信任是一项关键性投入。采用一个国家的技术标准，信任是关键环节。例如：5G、操作系统和各种需要共享个人或国家数据的技术应用程序APP。这无关产品和商业贸易，而是关于成本和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信任源于软实力的各个方面，一种向世界传达其意图和透明度的能力——这些都不是中国擅长的。但在这个技术合作和竞争全球化的新时代，这是一项关键性投入。
《巴伦》：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寻求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
金刻羽：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将在自己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将争夺世界上第三大市场，或者说是中美以外的“其他”市场。中国将在一些领域取得胜利。看看优步（Uber）和滴滴出行：中国人更擅长慢下来，根据当地需求量体裁衣，并在市场中找到痛点，比如在巴西等国家;而美国的科技公司则更擅长将它们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且行动迅速。
《巴伦》：中国能否继续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增长来源？
金刻羽：中国仍将是世界上对商业发展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之中。通过开放金融服务和努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的新举措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和首要任务。外国跨国公司在最开始赚取了大量利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被中国公司以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打败了。但中国人仍然想进口一些东西。例如高端消费品、服务、教育、娱乐和医疗保健。
《巴伦》：如果投资者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会错过什么？
金刻羽：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并正确地指出了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的运行方式不同，所以不应该使用同样的衡量标准来判断经济是否可能发生危机。许多中国特有的特点使得它与美国非常不同，比如，政府协调各方的能力：国有银行拥有国有企业的债务，政府可以告诉各方该做什么，从而避免金融恐慌。在美国，政府的工具有限，其行动受到公众的高度监督。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巴伦》：那么，风险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呢？
金刻羽：问题的根源在于： 中国仍然保有以信贷驱动为基础的旧增长模式和国家主导的商业周期，将资源错配给了国有企业以及有关系的私营企业，而这些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就像毒品一样，中国正处于一种“类固醇式的增长模式”中（编者注：即短期有效，而长期有害的模式）。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向创新、民营企业和技术为基础的新模式过渡。
《巴伦》：未来12个至18个月，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金刻羽：中美之间的长期紧张和竞争，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走向仍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技术脱钩问题上，以及这种脱钩对于争取技术独立和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国内企业意味着什么。这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许多动态。
对于国内经济来说，新常态是增长放缓，但希望这能带来更安全、更优质的增长。风险在于，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从而导致金融问题。如果违约事件成风，政府将更难介入并解决问题。
《巴伦》：中国千禧一代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金刻羽：这将引起一个范式转变。千禧一代见证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也看到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因此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也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倾向于向西方寻求启示和抱负，并将海外发展视为成功的标志。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再是事实了。在中国创业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中国内地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至少年轻一代有着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未来。
《巴伦》：这种转变在地缘政治上意味着什么？
金刻羽：这一代更不愿意与美国和西方大国“一起打球”了。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游戏规则是为了解决西方制造的问题而设计的，而新兴市场在全球体系的设计中几乎没有发言权。显然，新兴市场现在的重要性更大了，它们希望拥有发言权。
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对自己国家更大的信心意味着他们将推动民族特色的发展，并为带领中国取得成功的体制和模式感到自豪。过去的一代是谦逊的聆听者和观察者。当中国第一次加入全球体系时，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他们改变了成千上万的规则。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与美国不同，他们不想退出（世贸组织），因为这意味着影响力下降。
《巴伦》：中国千禧一代也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消费群体。这将如何改变中国？
金刻羽：新一代人不那么厌恶风险，而这一代人，尤其是90后，更具有社会意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比消费和物质主义更高的目标，这对上一代人来说已经足够好了。随着中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这一代人将改变中国公司和政府的运作方式。
《巴伦》：为什么会这样？
金刻羽：服务业和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与政府的关系截然不同。如果你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你必须每天晚上和当地政府吃饭喝酒。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来提升民营企业，并通过扶持某些领域的某些公司来实施中央政府的目标。这种政治经济形态是可以被打破的，在新经济时代，地方政府几乎无足轻重。年轻一代更关心培养最好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以及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而不是跟地方政府打交道。
《巴伦》：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悖论。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框架，并变得更像西方？
金刻羽：它仍然是混合的。中国的模式认为，利用国家能力，以其认定为好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许多社会和经济政策旨在向穷人再分配，或限制某些不计后果的市场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
如果你看看实体经济，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非常活跃的互联网行业，它是一个激烈的竞争领域，几乎没有政府干预，国内竞争非常激烈。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会出面调控管理。但是在运行模式测试成功之前，他们（政府）会让你进行试点。
《巴伦》：年轻一代如何看待香港的抗议活动，更广泛地说，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
金刻羽：内地年轻一代和香港年轻一代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自己前途光明，而后者则认为未来机会渺茫。香港发生的事件向中国内地绝大多数人展示了社会动荡和治理不善的弊端，并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即民主并不总是带来和平与繁荣。对香港人来说，目前发生的事情是个悲剧，他们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缺乏机会和未来前景感到沮丧——这与世界各地经历的许多挑战非常相似。其根本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中国内地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至少年轻一代有着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未来。
《巴伦》：谢谢你。
（《巴伦》英文版2019年11月22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