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恢复植被，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内蒙古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原则
“过去，来中国考察荒漠化治理，我是老师，要教很多东西;现在再来，发现很多东西我已经看不懂了，要做学生，向你们学习。”以色列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奥尔洛夫斯基在参观过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多处防沙治沙项目后，这样告诉在场的中方人员。
沙区牧民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沙地上植树
他认为，再过15年，世界荒漠化治理的技术在中国，而不在以色列。奥尔洛夫斯基是1977年召开的首届联合国荒漠化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沙漠化领域研究学术带头人之一。
奥尔洛夫斯基的评价，折射出内蒙古在防沙治沙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内蒙古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內蒙古的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因此，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自治区也把生态建设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生态优先的发展要求，大力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内蒙古林业厅总工程师东淑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内蒙古近70年的防沙治沙工作不仅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治沙的国家工程
“应该说，在内蒙古防沙治沙是一个老话题，因为这里一直存在风沙大的问题。”内蒙古防沙治沙協会会长潘秀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年近古稀的潘秀峰回忆说，他儿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风大沙多，“风沙大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上学回来，嘴里都是沙子，大人们要戴着防风镜去地里干活，回到家取下眼镜，除了眼睛周围干净些，脸上其他地方全是沙子，黑乎乎的。”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河套地区通过种植防护林，开始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东淑华表示，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农田和公路遭受沙漠侵袭，当地政府组织农牧民营造防护林带。
“具体的做法就是，政府组织栽树、建造国营林场。”潘秀峰指出，因为彼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防风。仅仅几年的时间，一条长达176公里、平均宽300米的防护林带出现在了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
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大型防沙林带。
之后，以1979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为起点，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国家工程开始陆续启动，“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也进入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东淑华认为。
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就是在不断推进实施国家工程。
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这项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第一个重点工程，将内蒙古12盟市、83个旗县全都纳入了规划范围之内，覆盖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在统一规划之下，内蒙古的防沙治沙范围更广、角度更新，治理的目标也从最初的防风，不断升级为综合治理。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与其征服自然，不如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有自我治愈的能力，只要人类不干预，生态也能慢慢恢复。”潘秀峰强调。
所以，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恢复植被，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内蒙古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原则。
“对于沙漠的核心区，我们是不治理的，进行生态修复的主要是沙漠的边缘地带，而且是以保护为主。”东淑华说。
而在种植植物种类的选择上，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大部分是保留其原生植被。
内蒙古汉森洒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筛选从田间
收购的葡萄
了不起的治沙产业
在东淑华看来，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转变。
这首先表现在森林资源的持续增长。
内蒙古林业厅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内蒙古进行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时，内蒙古全区的林地面积达到6.60亿亩，其中森林面积3.73亿亩，两个数字均居全国第一位;林木总蓄积量14.84亿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13.45亿立方米;人工造林保存面积973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03%。
内蒙古林业厅的监测结果表明，内蒙古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近8000万亩农田、1.5亿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的保护，2.6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1.9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每年入黄河的泥沙减少1.1亿吨。
其中，最为亮眼的表现则是林沙产业快速发展。
“最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将大力发展林产业、沙产业、草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出台了加快发展林沙草产业的相关政策。”东淑华介绍说。
因此，考察中奥尔洛夫斯基说，“世界各国都想要推动治沙产业的发展，但包括我们以色列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在理论研究和实验室阶段，中国却已经在大面积发展林沙草产业了。这很了不起！”
获得以色列、俄罗斯等国专家称赞的“发电 种树 种草 养殖”的生态太阳能产业，是亿利资源集团（以下简称亿利集团）的工业治沙项目之一。 据该集团库布齐生态事业部首席科学家韩美飞介绍，自2012年起，亿利集团开始在库布齐沙漠尝试探索工业治沙模式。即在沙漠中发展光伏发电，同时在光伏板下种草，“光伏板下的草既可以做牧草，又能够发展养殖业。”
“同时，光伏板能阻止风沙的强度，降低风速，还能为下边的草遮荫，而草又能降低蒸发量。”对于这一模式的生态效益，韩美飞强调。
而当地农牧民则可以通过清洗光伏板、放牧养殖、土地入股等形式，参与到项目中，增加收入。
事实上，亿利集团的治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是为了保护其沙漠里一个17多平方公里的盐湖，亿利集团开始在湖的周边种草、种树。“因为沙量高，盐的质量就会下降，价格就卖不上去。”
韩美飞坦承，企业当时并没有考虑治沙的经济效益。
1997年，为了方便产品外出，亿利集团修建了一条横跨库布齐沙漠的穿沙公路。“为了保护穿沙公路，我们通过种植甘草等发展沙产业，开启了治沙的二期工程。”韩美飞说。
之后，亿利集团开始发展治沙产业，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的生态修复，甚至进入城市生态修复领域。
但沙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投入大、見效慢几乎是所有企业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汉森酒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撖建平举例称，乌海地区种植的葡萄每亩年产量仅有200～300公斤，在山东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这一数字是1500～2000公斤。
目前，撖建平在内蒙古乌海市经营一家葡萄酒酒庄，同时利用葡萄园发展旅游业。他更在意的是，对于沙漠产业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如果税收等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企业的生存状况会好得多。”撖建平表示。
走过弯路
但东淑华和潘秀峰也坦承，在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的工作中，内蒙古也曾走过弯路、交过学费。
比如，在营造防护林的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速度和效益，曾出现过树种选择不当的情况。
“当时在营造防护林的过程中，大面积引进种植了一些杨树，但这并不适合在内蒙古种植。”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因为杨树的叶片大，蒸腾量大，耗水多。前述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一棵幼年杨树每天耗水24公斤，成年杨树则要更多。
而种植沙柳20多年的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年降水量达到300毫米时，内蒙古当地的植物沙柳就可以很好地存活。“一棵沙柳每天的耗水量是3.4公斤，不足幼年杨树耗水量的1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植物”，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草集团）在开展生态修复业务时，一直坚持用乡土植物修复生态的原则。
蒙草集团执行总裁高俊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整个行业里牧草草种的进口高达80%，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乡土植被往往适应性更强，生命力旺，生命周期长。“与进口植被相比，其节水量可以达到70%～80%。”
在前述专家看来，大面积的杨树种植，使原本就水源不足的草原和荒漠化地区的缺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东淑华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杨树都不好，只是在某些区域，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作用。即便是在不太适合种植的区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长速度快的杨树也起到了防风的作用。
前述专家还有一个观点是，杨树的生命周期是60年，当时种下的杨树，80%以上已经到了过熟期，或者枯死了，如果不及时进行替换，将来就会出问题。
对此，东淑华回应说，对于成熟林和枯树林，政府有专门的退化林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对确实已经退化的林地，按照程序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适当地进行树种替换。”
一手治沙，一手扶贫
近年来，内蒙古将防沙治沙与扶贫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当地农牧民和企业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治沙产业渐成规模，成就令国外专家赞叹。
在东淑华看来，治沙产业化是内蒙古防沙治沙的必由之路。
国家林业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表明：根据第5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监测情况，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0%;沙化土地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
而内蒙古林业厅的数据显示：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为60.92万平方公里，占内蒙古国土面积的51.5%，沙化土地面积40.7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是34.48%。
“我们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东淑华说。
在她看来，如此大面积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和修复，难度非常大。
“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经过之前几十年的生态建设，条件较好的地方大多已基本治理完成，剩余的就是远山大沙，立地条件差，治理难度大。”东淑华补充道。
因此，这项浩大的工程完全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包括国际社会的力量。
正是因为如此，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国家支持与地方自力更生相结合，政府组织与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防沙治沙。
东达蒙古王集团就是社会力量中的一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给自家造纸厂提供原料，东达蒙古王开始在沙漠中种植沙柳。目前其已在库布齐沙漠周边建设了30万亩的沙柳种植基地。
据赵永亮介绍，企业的沙柳种植面积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是因为有产业支撑。
因为沙柳属于木质化纤维，非常适合做压板材料。因此，每次平茬砍下的树枝一部分用来制作拉丝板，剩余的下脚料则可以加工成动物饲料。
“盡管利润率不高，但沙柳做出来的拉丝板销路不是问题，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赵永亮告诉本刊记者。因此，赵永亮关停了用水量大、污染严重的造纸厂，专心发展生态产业。 更为关键的是，东达蒙古王集团的产业正在带动当地的农牧民脱贫致富。
据赵永亮介绍，目前企业已经拉动当地农牧民种植沙柳300万亩，辐射当地沙柳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
对于沙柳种植，农户的投入很少，每年只需支付流转土地所产生的100～200元的成本，如果减去国家每亩地50元的补助，投入则更少。平时也基本不用管理，只需要平茬之后，将柳枝卖给东达蒙古王等当地企业。
“农户每亩就可以获得2000元左右的收入，这在沙区并不算低。”赵永亮强调。
“目前林沙草产业已经成为内蒙古很多沙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农牧民收入增加的新增长点。”东淑华表示。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价值
在东淑华的设想里，随着沙产业的发展，政府会逐渐退出防沙治沙的主战场。
而其实现路径是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东淑华认为，这就为内蒙古的森林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变成资本、资本变成价值提供了可能。
东淑华认为，内蒙古拥有6.6亿亩林地面积，3.73亿亩森林面积和4.84亿立方米的森林储蓄量，“以后，这些森林资源是要走向社会化渠道的。”
一直认为生态修复不应该仅仅是一项纯公益、社会化事业的高俊刚则坚信，到那一天，一定会有更多的投资主体参与到防沙治沙的生态修复工程中。
而他所在的蒙草集团就是“谁投资、谁受益”探索主体之一。
为了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蒙草集团一直在探索乡土植物研究与产业相结合的道路。
在发展城市景观和园林绿化的过程中，蒙草集团发现，行业中90%以上的草坪靠进口。但进口草坪往往耗水量特别高，养护要求高，而且生命力不强，3～4年就会出现退化，有的甚至需要重新更换。
“这也是传统城市景观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俊刚说。
基于此，蒙草集团科研团队提出，企业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用乡土植物修复。
为此，蒙草集团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3家研究院，遵照“先科研后修复”原则，在计划发展某一区域或承接一个项目前，由就近的研究院派出研究人员，到当地采集土壤样本和植物的种子样本，开展科研摸底。
“有时候甚至要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居民，找到修复地区历史上植被最好时生长的植物。”高俊刚介绍道。
土壤和种子样本会被带进实验室，一方面做土壤成分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实验完成制种和繁育。
在此基础上，通过20年的科研和生态实践积累，蒙草集团不仅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土壤和种子资源库，现在土壤样本采集每年在20万～40万份。还建立了生态大数据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的力量实现精准修复，解决了生态修复中最困难的品种选配问题。
“我们的资源库里仅种子资源就有1800多种，占内蒙古草原上2400多种植物种类的75%，目前还在朝着新疆、西藏、陕西、云南等地延展。”高俊刚说。
东淑华相信，就像中国的碳市场将在2017年年底全部开放一样，森林碳匯也会成为一个更普遍的概念，进而成为一种资产。
当森林碳汇成为资产、可以交易的时候，不用政府购买和鼓励，大家都會去种树，都会参与其中。“政府的林业部门要做的就是做好统计规划和引导部署工作。”东淑华强调。
“过去，来中国考察荒漠化治理，我是老师，要教很多东西;现在再来，发现很多东西我已经看不懂了，要做学生，向你们学习。”以色列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奥尔洛夫斯基在参观过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多处防沙治沙项目后，这样告诉在场的中方人员。
他认为，再过15年，世界荒漠化治理的技术在中国，而不在以色列。奥尔洛夫斯基是1977年召开的首届联合国荒漠化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沙漠化领域研究学术带头人之一。
奥尔洛夫斯基的评价，折射出内蒙古在防沙治沙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内蒙古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內蒙古的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因此，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自治区也把生态建设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生态优先的发展要求，大力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内蒙古林业厅总工程师东淑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内蒙古近70年的防沙治沙工作不仅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治沙的国家工程
“应该说，在内蒙古防沙治沙是一个老话题，因为这里一直存在风沙大的问题。”内蒙古防沙治沙協会会长潘秀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年近古稀的潘秀峰回忆说，他儿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风大沙多，“风沙大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上学回来，嘴里都是沙子，大人们要戴着防风镜去地里干活，回到家取下眼镜，除了眼睛周围干净些，脸上其他地方全是沙子，黑乎乎的。”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河套地区通过种植防护林，开始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东淑华表示，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农田和公路遭受沙漠侵袭，当地政府组织农牧民营造防护林带。
“具体的做法就是，政府组织栽树、建造国营林场。”潘秀峰指出，因为彼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防风。仅仅几年的时间，一条长达176公里、平均宽300米的防护林带出现在了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
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大型防沙林带。
之后，以1979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为起点，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国家工程开始陆续启动，“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也进入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东淑华认为。
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就是在不断推进实施国家工程。
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这项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第一个重点工程，将内蒙古12盟市、83个旗县全都纳入了规划范围之内，覆盖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在统一规划之下，内蒙古的防沙治沙范围更广、角度更新，治理的目标也从最初的防风，不断升级为综合治理。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与其征服自然，不如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有自我治愈的能力，只要人类不干预，生态也能慢慢恢复。”潘秀峰强调。
所以，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恢复植被，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内蒙古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原则。
“对于沙漠的核心区，我们是不治理的，进行生态修复的主要是沙漠的边缘地带，而且是以保护为主。”东淑华说。
而在种植植物种类的选择上，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大部分是保留其原生植被。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筛选从田间
收购的葡萄
了不起的治沙产业
在东淑华看来，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转变。
这首先表现在森林资源的持续增长。
内蒙古林业厅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内蒙古进行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时，内蒙古全区的林地面积达到6.60亿亩，其中森林面积3.73亿亩，两个数字均居全国第一位;林木总蓄积量14.84亿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13.45亿立方米;人工造林保存面积973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03%。
内蒙古林业厅的监测结果表明，内蒙古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不断减少，近8000万亩农田、1.5亿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的保护，2.6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1.9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每年入黄河的泥沙减少1.1亿吨。
其中，最为亮眼的表现则是林沙产业快速发展。
“最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将大力发展林产业、沙产业、草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出台了加快发展林沙草产业的相关政策。”东淑华介绍说。
因此，考察中奥尔洛夫斯基说，“世界各国都想要推动治沙产业的发展，但包括我们以色列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在理论研究和实验室阶段，中国却已经在大面积发展林沙草产业了。这很了不起！”
获得以色列、俄罗斯等国专家称赞的“发电 种树 种草 养殖”的生态太阳能产业，是亿利资源集团（以下简称亿利集团）的工业治沙项目之一。 据该集团库布齐生态事业部首席科学家韩美飞介绍，自2012年起，亿利集团开始在库布齐沙漠尝试探索工业治沙模式。即在沙漠中发展光伏发电，同时在光伏板下种草，“光伏板下的草既可以做牧草，又能够发展养殖业。”
“同时，光伏板能阻止风沙的强度，降低风速，还能为下边的草遮荫，而草又能降低蒸发量。”对于这一模式的生态效益，韩美飞强调。
而当地农牧民则可以通过清洗光伏板、放牧养殖、土地入股等形式，参与到项目中，增加收入。
事实上，亿利集团的治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是为了保护其沙漠里一个17多平方公里的盐湖，亿利集团开始在湖的周边种草、种树。“因为沙量高，盐的质量就会下降，价格就卖不上去。”
韩美飞坦承，企业当时并没有考虑治沙的经济效益。
1997年，为了方便产品外出，亿利集团修建了一条横跨库布齐沙漠的穿沙公路。“为了保护穿沙公路，我们通过种植甘草等发展沙产业，开启了治沙的二期工程。”韩美飞说。
之后，亿利集团开始发展治沙产业，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的生态修复，甚至进入城市生态修复领域。
但沙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投入大、見效慢几乎是所有企业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汉森酒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撖建平举例称，乌海地区种植的葡萄每亩年产量仅有200～300公斤，在山东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这一数字是1500～2000公斤。
目前，撖建平在内蒙古乌海市经营一家葡萄酒酒庄，同时利用葡萄园发展旅游业。他更在意的是，对于沙漠产业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如果税收等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企业的生存状况会好得多。”撖建平表示。
走过弯路
但东淑华和潘秀峰也坦承，在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的工作中，内蒙古也曾走过弯路、交过学费。
比如，在营造防护林的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速度和效益，曾出现过树种选择不当的情况。
“当时在营造防护林的过程中，大面积引进种植了一些杨树，但这并不适合在内蒙古种植。”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因为杨树的叶片大，蒸腾量大，耗水多。前述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一棵幼年杨树每天耗水24公斤，成年杨树则要更多。
而种植沙柳20多年的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赵永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年降水量达到300毫米时，内蒙古当地的植物沙柳就可以很好地存活。“一棵沙柳每天的耗水量是3.4公斤，不足幼年杨树耗水量的1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植物”，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草集团）在开展生态修复业务时，一直坚持用乡土植物修复生态的原则。
蒙草集团执行总裁高俊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整个行业里牧草草种的进口高达80%，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乡土植被往往适应性更强，生命力旺，生命周期长。“与进口植被相比，其节水量可以达到70%～80%。”
在前述专家看来，大面积的杨树种植，使原本就水源不足的草原和荒漠化地区的缺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东淑华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杨树都不好，只是在某些区域，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作用。即便是在不太适合种植的区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长速度快的杨树也起到了防风的作用。
前述专家还有一个观点是，杨树的生命周期是60年，当时种下的杨树，80%以上已经到了过熟期，或者枯死了，如果不及时进行替换，将来就会出问题。
对此，东淑华回应说，对于成熟林和枯树林，政府有专门的退化林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对确实已经退化的林地，按照程序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适当地进行树种替换。”
一手治沙，一手扶贫
近年来，内蒙古将防沙治沙与扶贫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当地农牧民和企业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治沙产业渐成规模，成就令国外专家赞叹。
在东淑华看来，治沙产业化是内蒙古防沙治沙的必由之路。
国家林业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表明：根据第5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监测情况，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0%;沙化土地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
而内蒙古林业厅的数据显示：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为60.92万平方公里，占内蒙古国土面积的51.5%，沙化土地面积40.7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是34.48%。
“我们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东淑华说。
在她看来，如此大面积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和修复，难度非常大。
“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经过之前几十年的生态建设，条件较好的地方大多已基本治理完成，剩余的就是远山大沙，立地条件差，治理难度大。”东淑华补充道。
因此，这项浩大的工程完全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包括国际社会的力量。
正是因为如此，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国家支持与地方自力更生相结合，政府组织与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鼓励单位和个人承包防沙治沙。
东达蒙古王集团就是社会力量中的一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给自家造纸厂提供原料，东达蒙古王开始在沙漠中种植沙柳。目前其已在库布齐沙漠周边建设了30万亩的沙柳种植基地。
据赵永亮介绍，企业的沙柳种植面积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是因为有产业支撑。
因为沙柳属于木质化纤维，非常适合做压板材料。因此，每次平茬砍下的树枝一部分用来制作拉丝板，剩余的下脚料则可以加工成动物饲料。
“盡管利润率不高，但沙柳做出来的拉丝板销路不是问题，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赵永亮告诉本刊记者。因此，赵永亮关停了用水量大、污染严重的造纸厂，专心发展生态产业。 更为关键的是，东达蒙古王集团的产业正在带动当地的农牧民脱贫致富。
据赵永亮介绍，目前企业已经拉动当地农牧民种植沙柳300万亩，辐射当地沙柳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
对于沙柳种植，农户的投入很少，每年只需支付流转土地所产生的100～200元的成本，如果减去国家每亩地50元的补助，投入则更少。平时也基本不用管理，只需要平茬之后，将柳枝卖给东达蒙古王等当地企业。
“农户每亩就可以获得2000元左右的收入，这在沙区并不算低。”赵永亮强调。
“目前林沙草产业已经成为内蒙古很多沙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农牧民收入增加的新增长点。”东淑华表示。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价值
在东淑华的设想里，随着沙产业的发展，政府会逐渐退出防沙治沙的主战场。
而其实现路径是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东淑华认为，这就为内蒙古的森林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变成资本、资本变成价值提供了可能。
东淑华认为，内蒙古拥有6.6亿亩林地面积，3.73亿亩森林面积和4.84亿立方米的森林储蓄量，“以后，这些森林资源是要走向社会化渠道的。”
一直认为生态修复不应该仅仅是一项纯公益、社会化事业的高俊刚则坚信，到那一天，一定会有更多的投资主体参与到防沙治沙的生态修复工程中。
而他所在的蒙草集团就是“谁投资、谁受益”探索主体之一。
为了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蒙草集团一直在探索乡土植物研究与产业相结合的道路。
在发展城市景观和园林绿化的过程中，蒙草集团发现，行业中90%以上的草坪靠进口。但进口草坪往往耗水量特别高，养护要求高，而且生命力不强，3～4年就会出现退化，有的甚至需要重新更换。
“这也是传统城市景观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俊刚说。
基于此，蒙草集团科研团队提出，企业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用乡土植物修复。
为此，蒙草集团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3家研究院，遵照“先科研后修复”原则，在计划发展某一区域或承接一个项目前，由就近的研究院派出研究人员，到当地采集土壤样本和植物的种子样本，开展科研摸底。
“有时候甚至要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居民，找到修复地区历史上植被最好时生长的植物。”高俊刚介绍道。
土壤和种子样本会被带进实验室，一方面做土壤成分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实验完成制种和繁育。
在此基础上，通过20年的科研和生态实践积累，蒙草集团不仅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土壤和种子资源库，现在土壤样本采集每年在20万～40万份。还建立了生态大数据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的力量实现精准修复，解决了生态修复中最困难的品种选配问题。
“我们的资源库里仅种子资源就有1800多种，占内蒙古草原上2400多种植物种类的75%，目前还在朝着新疆、西藏、陕西、云南等地延展。”高俊刚说。
东淑华相信，就像中国的碳市场将在2017年年底全部开放一样，森林碳匯也会成为一个更普遍的概念，进而成为一种资产。
当森林碳汇成为资产、可以交易的时候，不用政府购买和鼓励，大家都會去种树，都会参与其中。“政府的林业部门要做的就是做好统计规划和引导部署工作。”东淑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