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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癌症病人，结肠癌3期B。手术之后，做过半年化疗。写下这些内容，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前些日子，太太偶遇5年前的一名护士，她说同期病友中只剩下我一人了。这两年，熟人圈子里，只要有亲友得了癌症，都会辗转向我打听治疗细节。
癌症与其他病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准确分期，给你从容的时间思考死亡。苏珊·桑塔格说，在癌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疾病的本质。
还记得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指标忽上忽下。科主任对我说：“你的病是3期B，45%的复发率，什么时候复发，为什么会复发，在什么部位复发，通通是未知的，只能看运气。”
手术之后，我的化疗计划是8期。第一期的第一天，主治医生说：“化疗药物的剂量标准是美国人制定的，中国人的体质不同，你酌减吧？”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不不，按标准来，我没有问题！”
结果，问题如期出现。化疗当夜，我坐在马桶上，怀里再抱个桶，边狂泻边狂吐，呕到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次日，医生又问：“药量减一点吧？”我雄心不再，想要点头如捣蒜，可惜浑身乏力，点不动头，也捣不了蒜。事后回想，这是一位好医生，他跟病人的沟通方式，平等而且巧妙。
化疗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我而言，最严重的是对神经末梢的损害。
先是手指变得像个极佳的导热体，任何金属物体都会迅速带走指尖的热量，只要一两秒，指尖就会感到刺痛。这在乘公交车时尤其让人尴尬，如果没有空座位，又没有塑料吊环，手握在金属扶杆上，于我便是一个小小的刑罚。如果坐在座位上，我这大个子见了妇孺不让座，也很不像话。
现代医学让化疗成了对付癌症的撒手锏。1956年，有一位叫李敏求的医生，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一个垂危女患者进行了4轮化疗，救了她一命。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算治愈，但李医生执着于一项化验数据，非要把这个数据降下来。他不断用药，几乎是在治疗数字，最后终于把它降到了零。
对“痊愈”的病人进行如此治疗，这一行为激怒了专家委员会，他们一致同意开除李医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只有李敏求医生治愈的那个病人再未复发。李敏求以职业生涯为代价，催生了首个成人以化疗治愈的病例。他发现一个深刻而基础的肿瘤学原理：癌症在一切可见表象消失后，仍必须保持系统治疗。
很多人的化疗只做两三期，就因痛苦而放弃。我的8期化疗，坚持到第7期，副作用已影响到大脑、心脏、呼吸系统和四肢。医生叹气说：“好吧，就让你毕业吧。”回頭看，是这位医生救了我，也是当年的李敏求医生救了我。“额外的化疗”，必不可少。
苏珊·桑塔格曾感叹：“死，是抽象的;我，是具体的。”桑塔格一生得过两次癌症。1980年，她这样写道：“我的身体微微闪烁着幸存的光芒。”这个句子，确实应该属于她。1975年，她患上乳腺癌，治愈之后她写下了名作《疾病的隐喻》。只是命运戏弄了她，2004年，她再次患癌后去世。
1978年，她在《疾病的隐喻》中论述道：“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把犹太人比喻成癌症组织。她预言，未来有关癌症的话语会发生变化。当治愈率大幅提高，癌症隐喻必将发生重大改变。
可惜过了40年，癌症的隐喻还是隐喻。比方在中国，当人们大骂“直男癌”“懒癌”，自称“尴尬癌”时，并没有考虑我们癌症病人的感受。
即使癌症病人本身，也把自己视为不吉利的象征。
化疗期间，我的一个好朋友喜得贵子。我跟太太前去道喜，到楼下我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就你进去送个红包吧。”我打了个电话给朋友：“我这个倒霉蛋，就不上楼啦。老婆全权代表我。”对方似乎也接受了这种忌讳。深秋时节，寒风吹来，我站在车边，想到新生命就在这幢楼里，自己却像旧世界的麻风病人，着实有点悲凉。
我家餐桌上方的天花板上，呈一字形挂着3盏灯。中间那盏因接触不好总是闪烁不定，或者干脆熄灭。有时伸手一弄，就亮了。生病化疗时，中间这盏灯，被我当成了自己的象征。有时候，折腾很久也不亮，我就无比沮丧和紧张，认为自己就要完蛋了。尽管过去多年，那盏灯还是我的痛点。我也不敢换掉那一排灯，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掌控感。
昨天家里的晚餐，是一只武夷山烧鹅。5年多前的一个夏夜，我在武夷山公路边的大排档里，吃的也是它，而且连吃了3盘炒田螺。山高月小，路边车灯不时闪过。喝着大瓶啤酒，我比平时更响亮地碰杯。
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当时自知大事不好。就像一个清醒的囚犯，在人监的那个时刻，或接到生死判决时，他会自动记住当时的所有细节。
从那一天开始，癌症改变了我和所有人的关系，改变了我和世界的关系。它把我和家人，把身边的所有事，都拖入癌症轨道。整个家庭的运转，所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夫妻之间的一切互助，都以癌症治疗为中心。
病后5年多，我一直带着别致的“护身符”：上班的背包里，始终插着一本“输液港维护手册”，那是当年化疗时用过的。把遭遇过癌症的证据留着，似乎是一个免疫式的安慰。
癌细胞有多强大？《肿瘤传》的作者在实验室里研究白血病细胞，已经30年了。这些癌细胞，一直在疯狂地分裂、复制，增殖从不停歇。要知道，这些细胞的源头取于30年前，那些病人已经死去30年了。这就是癌细胞骇人的力量。
从技术上看，这些癌细胞是永生的。不死的癌细胞，是生命的最佳样本。
大半年前，我做了第5次全面检查。在做肠镜之前，麻药尚未起效，我听到那位端庄的中年女医生，突然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已经5年了，今天没有发现问题，他就算治好了。”声音依然冰冷，但我听出了一丝欢愉。
抗癌战争还在继续，癌症发病率还在增长。对中晚期患者来说，幸存率依然很低。
医学家的建议值得所有人认真参考：“我们应该专心于延长寿命，而不是消灭死亡。赢得这场抗癌战争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
身为癌症患者，每多活一天，都是一种胜利。
前些日子，太太偶遇5年前的一名护士，她说同期病友中只剩下我一人了。这两年，熟人圈子里，只要有亲友得了癌症，都会辗转向我打听治疗细节。
癌症与其他病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准确分期，给你从容的时间思考死亡。苏珊·桑塔格说，在癌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疾病的本质。
还记得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指标忽上忽下。科主任对我说：“你的病是3期B，45%的复发率，什么时候复发，为什么会复发，在什么部位复发，通通是未知的，只能看运气。”
手术之后，我的化疗计划是8期。第一期的第一天，主治医生说：“化疗药物的剂量标准是美国人制定的，中国人的体质不同，你酌减吧？”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不不，按标准来，我没有问题！”
结果，问题如期出现。化疗当夜，我坐在马桶上，怀里再抱个桶，边狂泻边狂吐，呕到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次日，医生又问：“药量减一点吧？”我雄心不再，想要点头如捣蒜，可惜浑身乏力，点不动头，也捣不了蒜。事后回想，这是一位好医生，他跟病人的沟通方式，平等而且巧妙。
化疗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我而言，最严重的是对神经末梢的损害。
先是手指变得像个极佳的导热体，任何金属物体都会迅速带走指尖的热量，只要一两秒，指尖就会感到刺痛。这在乘公交车时尤其让人尴尬，如果没有空座位，又没有塑料吊环，手握在金属扶杆上，于我便是一个小小的刑罚。如果坐在座位上，我这大个子见了妇孺不让座，也很不像话。
现代医学让化疗成了对付癌症的撒手锏。1956年，有一位叫李敏求的医生，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一个垂危女患者进行了4轮化疗，救了她一命。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算治愈，但李医生执着于一项化验数据，非要把这个数据降下来。他不断用药，几乎是在治疗数字，最后终于把它降到了零。
对“痊愈”的病人进行如此治疗，这一行为激怒了专家委员会，他们一致同意开除李医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只有李敏求医生治愈的那个病人再未复发。李敏求以职业生涯为代价，催生了首个成人以化疗治愈的病例。他发现一个深刻而基础的肿瘤学原理：癌症在一切可见表象消失后，仍必须保持系统治疗。
很多人的化疗只做两三期，就因痛苦而放弃。我的8期化疗，坚持到第7期，副作用已影响到大脑、心脏、呼吸系统和四肢。医生叹气说：“好吧，就让你毕业吧。”回頭看，是这位医生救了我，也是当年的李敏求医生救了我。“额外的化疗”，必不可少。
苏珊·桑塔格曾感叹：“死，是抽象的;我，是具体的。”桑塔格一生得过两次癌症。1980年，她这样写道：“我的身体微微闪烁着幸存的光芒。”这个句子，确实应该属于她。1975年，她患上乳腺癌，治愈之后她写下了名作《疾病的隐喻》。只是命运戏弄了她，2004年，她再次患癌后去世。
1978年，她在《疾病的隐喻》中论述道：“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把犹太人比喻成癌症组织。她预言，未来有关癌症的话语会发生变化。当治愈率大幅提高，癌症隐喻必将发生重大改变。
可惜过了40年，癌症的隐喻还是隐喻。比方在中国，当人们大骂“直男癌”“懒癌”，自称“尴尬癌”时，并没有考虑我们癌症病人的感受。
即使癌症病人本身，也把自己视为不吉利的象征。
化疗期间，我的一个好朋友喜得贵子。我跟太太前去道喜，到楼下我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就你进去送个红包吧。”我打了个电话给朋友：“我这个倒霉蛋，就不上楼啦。老婆全权代表我。”对方似乎也接受了这种忌讳。深秋时节，寒风吹来，我站在车边，想到新生命就在这幢楼里，自己却像旧世界的麻风病人，着实有点悲凉。
我家餐桌上方的天花板上，呈一字形挂着3盏灯。中间那盏因接触不好总是闪烁不定，或者干脆熄灭。有时伸手一弄，就亮了。生病化疗时，中间这盏灯，被我当成了自己的象征。有时候，折腾很久也不亮，我就无比沮丧和紧张，认为自己就要完蛋了。尽管过去多年，那盏灯还是我的痛点。我也不敢换掉那一排灯，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掌控感。
昨天家里的晚餐，是一只武夷山烧鹅。5年多前的一个夏夜，我在武夷山公路边的大排档里，吃的也是它，而且连吃了3盘炒田螺。山高月小，路边车灯不时闪过。喝着大瓶啤酒，我比平时更响亮地碰杯。
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当时自知大事不好。就像一个清醒的囚犯，在人监的那个时刻，或接到生死判决时，他会自动记住当时的所有细节。
从那一天开始，癌症改变了我和所有人的关系，改变了我和世界的关系。它把我和家人，把身边的所有事，都拖入癌症轨道。整个家庭的运转，所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夫妻之间的一切互助，都以癌症治疗为中心。
病后5年多，我一直带着别致的“护身符”：上班的背包里，始终插着一本“输液港维护手册”，那是当年化疗时用过的。把遭遇过癌症的证据留着，似乎是一个免疫式的安慰。
癌细胞有多强大？《肿瘤传》的作者在实验室里研究白血病细胞，已经30年了。这些癌细胞，一直在疯狂地分裂、复制，增殖从不停歇。要知道，这些细胞的源头取于30年前，那些病人已经死去30年了。这就是癌细胞骇人的力量。
从技术上看，这些癌细胞是永生的。不死的癌细胞，是生命的最佳样本。
大半年前，我做了第5次全面检查。在做肠镜之前，麻药尚未起效，我听到那位端庄的中年女医生，突然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已经5年了，今天没有发现问题，他就算治好了。”声音依然冰冷，但我听出了一丝欢愉。
抗癌战争还在继续，癌症发病率还在增长。对中晚期患者来说，幸存率依然很低。
医学家的建议值得所有人认真参考：“我们应该专心于延长寿命，而不是消灭死亡。赢得这场抗癌战争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胜利的含义。”
身为癌症患者，每多活一天，都是一种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