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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彭德怀同志是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党我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非常岁月里，历史记载着他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毕生倾注着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坚定地实践着护苍生、拯藜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历程。对我们今天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员干部的“为民”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思想发展；借鉴
[作者简介]邹吉英(1984一)，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8级硕士研究生；何建华(1963－)，男，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抚州 344000)
本文系何建华主持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本”思想研究》(MKS09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1959年的历史拉开时，经济上的“大跃进”仍如火如荼，思想政治上的纠“左”与反右并行不悖。彭德怀的心绪也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势态中抖动，其心路历程也是伴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而波动。
1958年后，彭德怀以特别的心态和行动去关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精神世界中始终充满对经济指标、人民生活的思考。1958~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对“大跃进”形势也有欣然之意。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心态与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会议在讨论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对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或1.2万亿斤，彭德怀更是不同意这些意见。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中央决定公布7500亿斤，彭德怀当时表示同意，“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后彭德怀回到湖南考察，在周小舟的陪同下，来到家乡鸟石，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一一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另外，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是以后彭德怀强烈要求纠“左”的思想缘由。
1959年春，“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听取了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彭德怀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在6月2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到庐山。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确定的会议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着重提出了19个问题。这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时间内，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先后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彭德怀的心迹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在会议并未能解决问题，而又J临近结束时，7月12日中午，彭德怀同随行参谋王承光谈到这次会议只分析些一般的问题，对很多问题没有认真研究时，萌发给毛泽东写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下午，彭德怀去找毛泽东面谈又未成。他只有秉笔直抒，14日递上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提醒毛泽东并告示国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路线置于脑后了。”字里行间映衬了一位普通共产党员，一个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坚持真理，为民请命，坦荡进言的至高情怀，为其人民群众观增添了何等凝重的一页。对1958年“左”倾错误的滋长和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窘境，彭德怀没有逾越和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更没有不实之言辞，光明磊落地向党的主席陈述经济生活中显露的问题和弊端，诉说人民群众的心愿和想法。这恰恰验证了谙熟军事的彭总对经济工作的关切，对百姓生活的关心，而一旦发现问题，其毫无顾虑、勇敢执着、直言坦率的性格必然力促他坦露已见，昭示国人，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体现了彭德怀对人民、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统一性，不愧为党内“第一声”，亿万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可是，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被看作是“意见书”。庐山会议后期，心情沉重的彭德怀受到种种指责与批判，解释、检讨甚至埋怨也无济于事。而当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逆境时，他依然心胸坦然，顾全大局，情系党和人民的利益，甚至牺牲个人，这种政治品格尤为感人。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并圈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被冤责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而受到错误批判。8月7日，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号召全党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9月17日，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和罗瑞卿兼总参谋长。庐山会议后，借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全国各地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高潮，使刚开始不到半年的饥饿迅速扩大并恶化!扭曲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不公正的现实待遇，加重了彭德怀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负荷。具有强烈个性的彭德怀不免产生“一种埋怨情绪。”甚至“怎样也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但静心思虑，彭德怀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想：“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他“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并承受社会压力及组织处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1959年8-9月间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企图诋毁我党、毁我长城，凶逼彭德怀供认所谓“军事俱乐部”、“卖国”活动时，彭德怀则是拍案而起，断然拒绝，一句话：“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铮铮铁骨、刚正秉直，信仰追求、坚贞果断。学人赞叹：“彭总不愧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气节的共产党人，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非人迫害的牢房内，他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也不写一行违背事实的字。”真理的魅力、信仰的力量，在彭德怀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总之，考察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心路历程，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正如江泽民同志称颂的：“彭德怀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无私无畏，艰苦卓绝，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这是对彭德怀政治品格的至高评价，可谓丰碑永存。
[责任编辑：建 学]
[关键词]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思想发展；借鉴
[作者简介]邹吉英(1984一)，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8级硕士研究生；何建华(1963－)，男，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抚州 344000)
本文系何建华主持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本”思想研究》(MKS09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1959年的历史拉开时，经济上的“大跃进”仍如火如荼，思想政治上的纠“左”与反右并行不悖。彭德怀的心绪也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势态中抖动，其心路历程也是伴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而波动。
1958年后，彭德怀以特别的心态和行动去关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精神世界中始终充满对经济指标、人民生活的思考。1958~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对“大跃进”形势也有欣然之意。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心态与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会议在讨论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对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或1.2万亿斤，彭德怀更是不同意这些意见。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中央决定公布7500亿斤，彭德怀当时表示同意，“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后彭德怀回到湖南考察，在周小舟的陪同下，来到家乡鸟石，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一一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另外，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是以后彭德怀强烈要求纠“左”的思想缘由。
1959年春，“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听取了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彭德怀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在6月2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到庐山。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确定的会议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着重提出了19个问题。这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时间内，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先后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彭德怀的心迹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在会议并未能解决问题，而又J临近结束时，7月12日中午，彭德怀同随行参谋王承光谈到这次会议只分析些一般的问题，对很多问题没有认真研究时，萌发给毛泽东写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下午，彭德怀去找毛泽东面谈又未成。他只有秉笔直抒，14日递上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提醒毛泽东并告示国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路线置于脑后了。”字里行间映衬了一位普通共产党员，一个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坚持真理，为民请命，坦荡进言的至高情怀，为其人民群众观增添了何等凝重的一页。对1958年“左”倾错误的滋长和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窘境，彭德怀没有逾越和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更没有不实之言辞，光明磊落地向党的主席陈述经济生活中显露的问题和弊端，诉说人民群众的心愿和想法。这恰恰验证了谙熟军事的彭总对经济工作的关切，对百姓生活的关心，而一旦发现问题，其毫无顾虑、勇敢执着、直言坦率的性格必然力促他坦露已见，昭示国人，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体现了彭德怀对人民、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统一性，不愧为党内“第一声”，亿万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可是，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被看作是“意见书”。庐山会议后期，心情沉重的彭德怀受到种种指责与批判，解释、检讨甚至埋怨也无济于事。而当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逆境时，他依然心胸坦然，顾全大局，情系党和人民的利益，甚至牺牲个人，这种政治品格尤为感人。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并圈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被冤责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而受到错误批判。8月7日，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号召全党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9月17日，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和罗瑞卿兼总参谋长。庐山会议后，借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全国各地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高潮，使刚开始不到半年的饥饿迅速扩大并恶化!扭曲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不公正的现实待遇，加重了彭德怀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负荷。具有强烈个性的彭德怀不免产生“一种埋怨情绪。”甚至“怎样也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但静心思虑，彭德怀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想：“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他“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并承受社会压力及组织处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1959年8-9月间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企图诋毁我党、毁我长城，凶逼彭德怀供认所谓“军事俱乐部”、“卖国”活动时，彭德怀则是拍案而起，断然拒绝，一句话：“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铮铮铁骨、刚正秉直，信仰追求、坚贞果断。学人赞叹：“彭总不愧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气节的共产党人，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非人迫害的牢房内，他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也不写一行违背事实的字。”真理的魅力、信仰的力量，在彭德怀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总之，考察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心路历程，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崇高品质。正如江泽民同志称颂的：“彭德怀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无私无畏，艰苦卓绝，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这是对彭德怀政治品格的至高评价，可谓丰碑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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