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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荒原蚁丘》在更深沉的维度暴露出极权统治的丑恶面目极其悲剧结局。阿契贝在其长篇小说中通过描述被殖民者温驯的模拟和极权统治下的毁灭,客观地暴露出非洲殖民者被推翻、民族性以及极权统治者疯狂地走向毁灭之路的悲剧结局。
关键词:《荒原蚁丘》;温驯的模拟;极权统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97-02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是尼日利亚及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目。然而我国学界对阿契贝极其作品的研究甚少,少量期刊只是描述阿契贝笔下的非洲或者是对其代表作《瓦解》《动荡》展开有限的讨论,而对被誉为阿契贝毕生最成熟之作的《荒原蚁丘》至今尚无人解读。相比之下,国外学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奥克拉荷马大学的伍德博士从相异性与杂交性探讨包括阿契贝在内后殖民主义文学以及迈阿密大学的埃瑞托尼博士从单一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理想方面进行探讨。
本文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对阿契贝《荒原蚁丘》中创作主题进行剖析:非洲各族人民前仆后继地对殖民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争取了民族独立,国家仅存的民主制度却时刻面临着独裁统治的威胁,温驯的模拟重复着殖民权威的恶性循环,民主与极权相互角力,脆弱的民主强势的极权揭示出非洲诸国政治悲剧的根源,而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也如同荒野里的一抔沙丘,貌似彪悍,却因为被撼动了根基,在或丑陋或光辉的人性冲击下一泻千里。
一、温驯的模拟
在《模拟与人》(Of Mimicry and Man)一文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阐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模拟。“模拟不仅仅通过差异和欲望的重复滑落破坏了自恋的权威,它是一种殖民性的定位过程,是一种在被阻断的话语中跨类别的和差异性的知识。”然而,在某些情形之下,模拟者“部分地”是温驯的殖民目标,是“在殖民者命令的锁链、合法化的他者版本的合适的目标”。[1]温驯的模拟这一问题在阿契贝这部作品的创作中得到深刻体现。《荒原蚁丘》中虚构的一个叫“卡根”的西非国家其实就是阿契贝自己所生活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
主人公萨姆出生、成长于卡根,自幼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后曾在英国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受训,成为了一名军官的典范,回国当权后原本淳朴善良的非洲家乡人民却成为他今日权力的威胁者。萨姆在英国的受训经历对其文化身份认同产生重大影响。“他主要的缺点是,他总是按照英国人的期望去做,他崇拜英国人有时候简直到了犯傻的程度。当我们的校长约翰•威廉斯告诉他参军是绅士一生的事业,他便马上放弃当医生的念头,成了一名士兵。”[2]
由此可见,在殖民者一方,模拟是殖民者政策的一项公开目标,模拟是宗主国殖民者所实施的一种殖民控制形式。殖民者要求被殖民者采纳其外在形式并内化其价值。“回国后他最喜欢操着纯正的英国口音说:还没完成。他基本上是一个演员,我们对他的不满,有一半是来自于他那些没有道德意识的、轮番上演的场景。他醉心于英国人的习俗,特别是英国上层社会的习俗,乐于模仿他们那些风雅的弱点。当他告诉我他在美法百货商场花了一整个上午挑选优雅的烟斗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没把自己的话当真。”[3]在被殖民一方来看,当殖民话语鼓励被殖民主体通过采纳殖民者的习俗和价值等去“模仿”殖民者时,往往是对殖民者的一份“模糊的拷贝”,它似乎对所有它所模仿的东西都是一种嘲讽。在这种意义上,温驯的模拟体现了通过让被殖民者文化拷贝或“重复”殖民者的文化来实现教化使命。这也正是钦努阿•阿契贝创作中颠覆性模拟策略的上演,用一种“合金的形式使用主子的语言,目的是使外来强加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偏转改道”。[4]与此同时,温驯的模拟也预示着其内部蕴藏的必然的威胁及不可逆流的毁灭性结局。
二、极权下的秘密警察
《荒原蚁丘》中主人公萨姆在英国受训,回国后用铁腕手段统治卡根。腐败的政治制度和极权的执政方式虽在阿契贝的笔下没有直接的表露,但他所讲的悲惨故事却使极权统治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年轻的陆军总司令萨姆作为政变者推翻文职官员被推举为国家元首,在这非常微妙的时刻,萨姆辞掉内阁中所有的军人而代之以文职官员。“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冠上‘总统’的头衔。有未经证实的谣言说,军营中出现了骚乱、秘密的审判和处决。但由于阁下作了两个关键的任命,非常从容地消解了这场风暴—他任命了陆军参谋长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主任,即秘密警察的头儿。”[5]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推行其极权统治并稳固其政权地位。对混乱政局和软弱政府进行政变的军事强人萨姆握权后只会导致比殖民主义统治更加极权政权的出现。这种极权统治必要的元素之一即是秘密警察。汉娜•阿伦特所言:“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的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6]
三、极权下人性的毁灭
极权统治的形成和走向无疑是邪恶而满沾罪恶的。萨姆昔日的两位好友新闻部长克里斯和国家公报编辑伊肯的悲惨结局正是这样一个警察日益横行的国家的牺牲品,在国家力度上,个人生命如蝼蚁一般脆弱。克里斯和伊肯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无疑与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7]极权统治的整个过程充斥着虚伪谎言暴力恐惧权力争夺,以毁灭人性为代价。屈从于极权统治意味着公民生活的社会形成了冷漠和僵化的生存秩序,人们不再关注人类生存本真的尊严和高贵也不再以某种道德为价值而尊崇,恰好相反,在生活和灵魂的每个领域,人们都无意识的服从于极权统治对他的自成一体的解释规则。萨姆阁下的充满阴郁气氛的“毕恭毕敬”的所谓内阁会议以及卡根人从囚犯被执行残酷的死刑当中得到的满足与享受深刻地暴露出极权统治下人成为为极权运作而工作的机器,成为活在荒漠下的机械的群体,主体性丧失,价值感降低,道德人格被摧毁。“他们学会了从他们冷酷的命运中尽可能多地挤压出快乐来。而那些欺压他们的笨蛋会对这种快乐这么说:你瞧,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他们并不需要,也不会享受你和我必须有的奢侈生活。他们具有那种动物般的能力,去忍受驯化的痛苦。昔日白种主子正是这样去说黑色人种的,而现在我们用这些话来说穷人了。”[8]非洲虽已取得民族独立但是殖民统治的阴谋仍在上演,且越演越烈。当这种统治演化为民族的极权统治时,个体没有了权力和良知,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更令人痛心。
四、极权的毁灭
尽管卡根是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名称,却折射出一些非洲国家的命运。这样一个充满贫穷、疾病、饥饿的国度一次次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国外去,让他们接受西方先进的民主教育。他们模仿来的却是英国上流社会的附庸风雅以及更致命的帝国殖民统治的暴戾。萨姆在英国的求学受训经历并没有激起他学成回国施展抱负改变卡根贫穷落后面貌的爱国情怀。这些民族精英们却被重重权力和贪欲包围,面对来自南部干旱地区阿巴松的几个年迈的请愿民众,疑神疑鬼,战战兢兢。他身上流淌着非洲祖先的血液,但内心却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之根。第一次参加完非洲联盟会议之后,“他第一次看见他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元首演戏的可能性,并决定离群索居,以酝酿自己的形象和完善自己的表演。”[9]这注定了萨姆的自我毁灭、以萨姆为首的极权统治的毁灭。在极权统治的后期,毁灭成为一种必然,他的谎言泡沫逐渐破灭,极力表现出美好的形象和继续编织与时俱进的谎言,以求得以苟延残喘,也在另一方面宣告了极权统治的没落。为了掩盖罪恶的现实和历史,必须编织谎言,以伪善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极权统治得以维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将是极权统治为自己所掘的坟墓。它暗示着极权统治默认了自己的凶恶与不合理性,也因此暴露出它的恐惧心理,暴露出其寄以生存多年的根本立足点。这同时为反抗极权者提供了武器,相对于谎言而言,它是真实、正义、爱、自由、平等诸如此类与极权格格不入的东西。而最基本的就是真实,以真实来揭下极权统治的面具,使它暴露自己的罪恶。生存还是毁灭,这一直是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反抗极权,对抗被奴役的生活,是我们无奈的选择,而这也是人类为免除被奴役命运的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部分。“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10]同在英国求学并与萨姆是好友的民族精英伊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畏强权,勇于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将所有这些东西都归罪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正像我们时髦的激进分子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在我看来,不过是伪善和空话而已。”[11]无疑,伊肯是一个殉道者,他的被暗杀是必然的。因此,面对极权,所要求的就是,人们能够真实的生活。这看起来是简单易行的事情,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简单。美其名曰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全实则为了铲除异己的总统萨姆、谈查账色变的电力公司、血腥执法的秘密警察、民族觉醒的大势所趋等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暴戾的极权统治最终走向末路的毁灭命运。
《荒原蚁丘》中阿契贝带给我们的是生存与毁灭的思考。若盲目地模仿西方文明和对本民族人民进行极权统治,必将导致毁灭性的悲剧结局。能否重生,阿契贝给读者留出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从中我们体悟到阿契贝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1]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90.
[2][3][5][8][9][10][11]钦努阿•阿契贝著.朱世达译.荒原蚁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8;58;16;47;62;565;189.
[4]Homi Bhabha,(Interviewed by Brian Wallis), from “Art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s’ Symposium,” Art in America(Sept. 1991), p.82.
[6]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27.
[7]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e Books, 1977, pp. 241; 241.
关键词:《荒原蚁丘》;温驯的模拟;极权统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97-02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是尼日利亚及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目。然而我国学界对阿契贝极其作品的研究甚少,少量期刊只是描述阿契贝笔下的非洲或者是对其代表作《瓦解》《动荡》展开有限的讨论,而对被誉为阿契贝毕生最成熟之作的《荒原蚁丘》至今尚无人解读。相比之下,国外学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奥克拉荷马大学的伍德博士从相异性与杂交性探讨包括阿契贝在内后殖民主义文学以及迈阿密大学的埃瑞托尼博士从单一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理想方面进行探讨。
本文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对阿契贝《荒原蚁丘》中创作主题进行剖析:非洲各族人民前仆后继地对殖民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争取了民族独立,国家仅存的民主制度却时刻面临着独裁统治的威胁,温驯的模拟重复着殖民权威的恶性循环,民主与极权相互角力,脆弱的民主强势的极权揭示出非洲诸国政治悲剧的根源,而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也如同荒野里的一抔沙丘,貌似彪悍,却因为被撼动了根基,在或丑陋或光辉的人性冲击下一泻千里。
一、温驯的模拟
在《模拟与人》(Of Mimicry and Man)一文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阐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模拟。“模拟不仅仅通过差异和欲望的重复滑落破坏了自恋的权威,它是一种殖民性的定位过程,是一种在被阻断的话语中跨类别的和差异性的知识。”然而,在某些情形之下,模拟者“部分地”是温驯的殖民目标,是“在殖民者命令的锁链、合法化的他者版本的合适的目标”。[1]温驯的模拟这一问题在阿契贝这部作品的创作中得到深刻体现。《荒原蚁丘》中虚构的一个叫“卡根”的西非国家其实就是阿契贝自己所生活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
主人公萨姆出生、成长于卡根,自幼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后曾在英国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受训,成为了一名军官的典范,回国当权后原本淳朴善良的非洲家乡人民却成为他今日权力的威胁者。萨姆在英国的受训经历对其文化身份认同产生重大影响。“他主要的缺点是,他总是按照英国人的期望去做,他崇拜英国人有时候简直到了犯傻的程度。当我们的校长约翰•威廉斯告诉他参军是绅士一生的事业,他便马上放弃当医生的念头,成了一名士兵。”[2]
由此可见,在殖民者一方,模拟是殖民者政策的一项公开目标,模拟是宗主国殖民者所实施的一种殖民控制形式。殖民者要求被殖民者采纳其外在形式并内化其价值。“回国后他最喜欢操着纯正的英国口音说:还没完成。他基本上是一个演员,我们对他的不满,有一半是来自于他那些没有道德意识的、轮番上演的场景。他醉心于英国人的习俗,特别是英国上层社会的习俗,乐于模仿他们那些风雅的弱点。当他告诉我他在美法百货商场花了一整个上午挑选优雅的烟斗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也没把自己的话当真。”[3]在被殖民一方来看,当殖民话语鼓励被殖民主体通过采纳殖民者的习俗和价值等去“模仿”殖民者时,往往是对殖民者的一份“模糊的拷贝”,它似乎对所有它所模仿的东西都是一种嘲讽。在这种意义上,温驯的模拟体现了通过让被殖民者文化拷贝或“重复”殖民者的文化来实现教化使命。这也正是钦努阿•阿契贝创作中颠覆性模拟策略的上演,用一种“合金的形式使用主子的语言,目的是使外来强加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偏转改道”。[4]与此同时,温驯的模拟也预示着其内部蕴藏的必然的威胁及不可逆流的毁灭性结局。
二、极权下的秘密警察
《荒原蚁丘》中主人公萨姆在英国受训,回国后用铁腕手段统治卡根。腐败的政治制度和极权的执政方式虽在阿契贝的笔下没有直接的表露,但他所讲的悲惨故事却使极权统治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年轻的陆军总司令萨姆作为政变者推翻文职官员被推举为国家元首,在这非常微妙的时刻,萨姆辞掉内阁中所有的军人而代之以文职官员。“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冠上‘总统’的头衔。有未经证实的谣言说,军营中出现了骚乱、秘密的审判和处决。但由于阁下作了两个关键的任命,非常从容地消解了这场风暴—他任命了陆军参谋长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主任,即秘密警察的头儿。”[5]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推行其极权统治并稳固其政权地位。对混乱政局和软弱政府进行政变的军事强人萨姆握权后只会导致比殖民主义统治更加极权政权的出现。这种极权统治必要的元素之一即是秘密警察。汉娜•阿伦特所言:“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的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6]
三、极权下人性的毁灭
极权统治的形成和走向无疑是邪恶而满沾罪恶的。萨姆昔日的两位好友新闻部长克里斯和国家公报编辑伊肯的悲惨结局正是这样一个警察日益横行的国家的牺牲品,在国家力度上,个人生命如蝼蚁一般脆弱。克里斯和伊肯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无疑与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7]极权统治的整个过程充斥着虚伪谎言暴力恐惧权力争夺,以毁灭人性为代价。屈从于极权统治意味着公民生活的社会形成了冷漠和僵化的生存秩序,人们不再关注人类生存本真的尊严和高贵也不再以某种道德为价值而尊崇,恰好相反,在生活和灵魂的每个领域,人们都无意识的服从于极权统治对他的自成一体的解释规则。萨姆阁下的充满阴郁气氛的“毕恭毕敬”的所谓内阁会议以及卡根人从囚犯被执行残酷的死刑当中得到的满足与享受深刻地暴露出极权统治下人成为为极权运作而工作的机器,成为活在荒漠下的机械的群体,主体性丧失,价值感降低,道德人格被摧毁。“他们学会了从他们冷酷的命运中尽可能多地挤压出快乐来。而那些欺压他们的笨蛋会对这种快乐这么说:你瞧,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他们并不需要,也不会享受你和我必须有的奢侈生活。他们具有那种动物般的能力,去忍受驯化的痛苦。昔日白种主子正是这样去说黑色人种的,而现在我们用这些话来说穷人了。”[8]非洲虽已取得民族独立但是殖民统治的阴谋仍在上演,且越演越烈。当这种统治演化为民族的极权统治时,个体没有了权力和良知,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更令人痛心。
四、极权的毁灭
尽管卡根是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名称,却折射出一些非洲国家的命运。这样一个充满贫穷、疾病、饥饿的国度一次次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国外去,让他们接受西方先进的民主教育。他们模仿来的却是英国上流社会的附庸风雅以及更致命的帝国殖民统治的暴戾。萨姆在英国的求学受训经历并没有激起他学成回国施展抱负改变卡根贫穷落后面貌的爱国情怀。这些民族精英们却被重重权力和贪欲包围,面对来自南部干旱地区阿巴松的几个年迈的请愿民众,疑神疑鬼,战战兢兢。他身上流淌着非洲祖先的血液,但内心却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之根。第一次参加完非洲联盟会议之后,“他第一次看见他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元首演戏的可能性,并决定离群索居,以酝酿自己的形象和完善自己的表演。”[9]这注定了萨姆的自我毁灭、以萨姆为首的极权统治的毁灭。在极权统治的后期,毁灭成为一种必然,他的谎言泡沫逐渐破灭,极力表现出美好的形象和继续编织与时俱进的谎言,以求得以苟延残喘,也在另一方面宣告了极权统治的没落。为了掩盖罪恶的现实和历史,必须编织谎言,以伪善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极权统治得以维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将是极权统治为自己所掘的坟墓。它暗示着极权统治默认了自己的凶恶与不合理性,也因此暴露出它的恐惧心理,暴露出其寄以生存多年的根本立足点。这同时为反抗极权者提供了武器,相对于谎言而言,它是真实、正义、爱、自由、平等诸如此类与极权格格不入的东西。而最基本的就是真实,以真实来揭下极权统治的面具,使它暴露自己的罪恶。生存还是毁灭,这一直是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反抗极权,对抗被奴役的生活,是我们无奈的选择,而这也是人类为免除被奴役命运的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部分。“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10]同在英国求学并与萨姆是好友的民族精英伊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畏强权,勇于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将所有这些东西都归罪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正像我们时髦的激进分子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在我看来,不过是伪善和空话而已。”[11]无疑,伊肯是一个殉道者,他的被暗杀是必然的。因此,面对极权,所要求的就是,人们能够真实的生活。这看起来是简单易行的事情,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简单。美其名曰为了国家人民的安全实则为了铲除异己的总统萨姆、谈查账色变的电力公司、血腥执法的秘密警察、民族觉醒的大势所趋等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暴戾的极权统治最终走向末路的毁灭命运。
《荒原蚁丘》中阿契贝带给我们的是生存与毁灭的思考。若盲目地模仿西方文明和对本民族人民进行极权统治,必将导致毁灭性的悲剧结局。能否重生,阿契贝给读者留出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从中我们体悟到阿契贝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1]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90.
[2][3][5][8][9][10][11]钦努阿•阿契贝著.朱世达译.荒原蚁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8;58;16;47;62;565;189.
[4]Homi Bhabha,(Interviewed by Brian Wallis), from “Art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s’ Symposium,” Art in America(Sept. 1991), p.82.
[6]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27.
[7]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e Books, 1977, pp. 241;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