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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辜学武教授应邀在论坛上就中欧关系发展问题发表演讲。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欧债危机的蔓延，中欧双方相互审视的心态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人正慢慢地摆脱“崇欧”心态：与此相对应，欧洲人的对华优越感也正在渐渐消失，现在欧洲对中国崛起的心态究竟如何呢？
许多人只知道欧洲广泛流传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却不知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不是用这“两论”就能概括清楚的。不同的政治取向，不同的文化教养，不同的职业背景或拥有不同信息渠道的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态都有非常大的不同，系统梳理一下，便可窥见十个细微的心态分流。
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心态一：震撼。欧洲花了一百多年时间做成的事情，在中国不到四十年便实现了。“不可思议”成了欧洲人在谈论“中国速度”时最常用的一个词。
心态二：佩服。欧洲人佩服中国什么？一是佩服邓小平。因为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二是佩服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的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三是佩服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国崛起带来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怪圈似乎被中国打破了。
心态三：迷惑。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理论所预期的多党制和普选制式的政治民主化；国营企业唱主角的经济居然能实现以竞争机制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更使欧洲人感到迷惑的是，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在过去15年发生的三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居然总能独善其身。
心态四：反思。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教授，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在反思和讨论人的权利与人的责任如何平衡，如何提高决策效率，如何找到个人诉求与公共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时，会经常把中国当成一面镜子或折射点。
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心态五：不服。许多人觉得，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沾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光：没有全球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国是不可能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制造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的。
心态六：蔑视。不少欧洲人不仅不服气，而且蔑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连欧盟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也受到这种蔑视心态的强烈影响。对他们来讲，靠汇率管制套取外贸顺差，靠获取西方技术来开拓市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靠产业保护政策来排挤外国竞争性强的企业，不算真本事。应当看到，这种蔑视心态正在欧洲蔓延。
心态七：傲慢。受传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持一种非常傲慢的心态，觉得中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一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持冲动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心态八：担忧。随着中国的崛起，许多欧洲人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明显地建立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上。面对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面对世界中心的东移，面对美国的“重返亚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包括政治家担心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会边缘化。这种忧虑如同一个幽灵一样在欧洲徘徊。有些政客时常慨叹，欧洲如果再不加强团结，将只会沦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二流角色了。
心态九：期待。期待的心态可以在许多对中国保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欧洲人身上感受到。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中国终将成为西方体系的一员。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越发展，它的经济越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它的国家和政府越加入战后美欧建立起来的国际功能机构，中国就会越愿意接受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价值观。
心态十：冲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许多欧洲人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潜在的规范中国的冲动。他们欢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以先驱的心态将中国视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学习者和新手，憧憬着中国入门之后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持这种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欧洲变得更实惠了，现在不跟你玩虚的了
随着对华优越感的慢慢消失，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对华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实用主义的稳健务实正在取代传统的理想主义的反复无常。欧洲变得更实惠了，现在不跟你玩虚的了。从短期看，欧洲人向中国人要“三低”：低市场准入，低碳经济，低军费开支；从长期看，欧洲人会向中国要“三高”：高度的智慧财产保护，高度的游戏规范，高度的世界责任。
可以想象，这“三高三低”诉求，个个都会与中国的诉求发生激烈碰撞。但这种碰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现实利益的碰撞，而不是不可捉摸无法还手的理想主义“醉拳”。而对于中国来说，进行利益博弈比搞价值观游戏更加得心应手。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欧债危机的蔓延，中欧双方相互审视的心态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人正慢慢地摆脱“崇欧”心态：与此相对应，欧洲人的对华优越感也正在渐渐消失，现在欧洲对中国崛起的心态究竟如何呢？
许多人只知道欧洲广泛流传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却不知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不是用这“两论”就能概括清楚的。不同的政治取向，不同的文化教养，不同的职业背景或拥有不同信息渠道的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态都有非常大的不同，系统梳理一下，便可窥见十个细微的心态分流。
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心态一：震撼。欧洲花了一百多年时间做成的事情，在中国不到四十年便实现了。“不可思议”成了欧洲人在谈论“中国速度”时最常用的一个词。
心态二：佩服。欧洲人佩服中国什么？一是佩服邓小平。因为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二是佩服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的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三是佩服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国崛起带来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怪圈似乎被中国打破了。
心态三：迷惑。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理论所预期的多党制和普选制式的政治民主化；国营企业唱主角的经济居然能实现以竞争机制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更使欧洲人感到迷惑的是，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在过去15年发生的三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居然总能独善其身。
心态四：反思。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教授，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在反思和讨论人的权利与人的责任如何平衡，如何提高决策效率，如何找到个人诉求与公共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时，会经常把中国当成一面镜子或折射点。
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心态五：不服。许多人觉得，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沾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光：没有全球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国是不可能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制造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的。
心态六：蔑视。不少欧洲人不仅不服气，而且蔑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连欧盟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也受到这种蔑视心态的强烈影响。对他们来讲，靠汇率管制套取外贸顺差，靠获取西方技术来开拓市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靠产业保护政策来排挤外国竞争性强的企业，不算真本事。应当看到，这种蔑视心态正在欧洲蔓延。
心态七：傲慢。受传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持一种非常傲慢的心态，觉得中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一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持冲动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心态八：担忧。随着中国的崛起，许多欧洲人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明显地建立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上。面对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面对世界中心的东移，面对美国的“重返亚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包括政治家担心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会边缘化。这种忧虑如同一个幽灵一样在欧洲徘徊。有些政客时常慨叹，欧洲如果再不加强团结，将只会沦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二流角色了。
心态九：期待。期待的心态可以在许多对中国保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欧洲人身上感受到。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中国终将成为西方体系的一员。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越发展，它的经济越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它的国家和政府越加入战后美欧建立起来的国际功能机构，中国就会越愿意接受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价值观。
心态十：冲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许多欧洲人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潜在的规范中国的冲动。他们欢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以先驱的心态将中国视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学习者和新手，憧憬着中国入门之后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持这种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欧洲变得更实惠了，现在不跟你玩虚的了
随着对华优越感的慢慢消失，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对华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实用主义的稳健务实正在取代传统的理想主义的反复无常。欧洲变得更实惠了，现在不跟你玩虚的了。从短期看，欧洲人向中国人要“三低”：低市场准入，低碳经济，低军费开支；从长期看，欧洲人会向中国要“三高”：高度的智慧财产保护，高度的游戏规范，高度的世界责任。
可以想象，这“三高三低”诉求，个个都会与中国的诉求发生激烈碰撞。但这种碰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现实利益的碰撞，而不是不可捉摸无法还手的理想主义“醉拳”。而对于中国来说，进行利益博弈比搞价值观游戏更加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