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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季氏将伐颛臾》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最低的是把它读懂，最高的则是把它作为经典，作为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和语言模式的源头来解读。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把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对应起来，把其中语法上的差异讲解一番，排除了这些难点，孔夫子和学生的对话可以说是一望而知。但停留在这一点是肤浅的。深刻理解就要突破文本的表层向更深层次探索其潜在的意脉。
这就得用还原方法，首先从几个关键词语上着手。
冉有和季路当时都是季康子的“家臣”。这里的“家”不是一般所指的家庭，“家臣”不是管家的意思。“家”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是卿大夫的采地食邑。《周礼·夏官·序官》中的“家司马”，郑玄的注释是“家，卿大夫采地。”冉有和子路作为“家臣”，乃是一种行政职务。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贵，凌驾于公室之上，要用武-力吞并鲁国自己的属地，是相当严重的事件。原文的叙述语言是“季氏将伐颛臾”，但冉有和子路却回避了这个“伐”，用了一个相当含混的中性词语“有事”。“事”在当时是个多义词，可以指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如《尚书·益稷》：“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也可以指天子、诸侯的国家大事，如祭祀、盟会、兵戎等。在《周礼》《仪礼》中的“事”郑玄就注解为“祭事”“盟会之事”。《毂梁传·隐公十一年》中的“事”，就包括“巡守、崩葬、兵革之事”。
追求深刻的理解应该在一般人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
冉有和子路为什么不直接说战事而是说“有事”呢？“有事”既可能是好事，如团结性质的会盟，也可能是坏事，如血腥的战事。文章暗示他们心中有鬼，对孔夫子有所畏惧。这种委婉的修辞很重要，涉及《论语》隐含的“意脉”。《论语》是记言的，只限于言论，主要是理性的言论。在《论语》中是没有心理描写的，也没有外部世界，包括风景和人物的外表刻画。但在《论语》的对话中，人物的潜在心态有时仍然跃然纸上。冉有和子路的心态，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有事”中泄露了出来。这还只是文章意脉的一个方面。
文章意脉的另一个方面，孔子面对两个人这样委婉的修辞则单刀直入：“求！无乃尔是过与？”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冉有的名字叫出来，明显是比较严厉的语态。二是用了反问句。用反问句来表现肯定，比用肯定语气更坚定。三是虽然这么严厉而且坚定，但又用了一个不甚确定的词“无乃”（恐怕），留有余地。孔夫子对学生一般是循循善诱的，对人是讲究温良恭俭让的，但这里却相反，直截了当地下结论，指责对方。不言而喻，孔夫子在自己的政治原则上是很坚定的。
冉有就推脱了；
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意脉提示冉有在诡辩。好像一点没有责任，也没有发言权，完全是把持朝政的季康子的责任。孔子又一次对冉有直呼其名，你有官职在身，不加阻止，阻止不了，就是不负责任。孔子拿出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的话语来强化自己观念：“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陈力”，就是宣示（有的解释说：展示，不取）了自己的能力，“就列”，也就是就职。孔子从原则上阐明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有能力才能就职，不能阻止坏事发生，没有能力，负不了责任，那就应该辞职。
孔子的话一般都是直接从经验中概括，形成判断，正面推理，得出结论，言简意赅，往往带有格言性质。如此正面阐明，已经够透彻的了，但是孔子紧跟着又从反面推理：“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形势这么危殆，摇摇欲坠，你不去扶持，要你这个家臣干什么？这就不但在逻辑上更全面，而且在态度上更严正，在《论语》中，一般到此就适可而止了。
孔子接下来的几个层次的发挥，使得这一经典带上了特有的深邃性。
在《论语》中，孔夫子格言式的结论，往往是不加形容的，但这一次孔子意犹未尽，又加上连续性的两个比喻，一正一反：从反面说，猛兽都出笼了，从正面说，宝物都要毁坏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这不是你的错，难道还要推给别人吗？
到这里为止，经过正面反面的阐释、反驳，可以说是本文意脉的第一个层次。
在这样的对话中，潜在的意脉暗示孔子从理性到情感上层层紧逼的声势。冉有在孔夫子的逻辑逼迫下，不得不老实起来，把真实的意图吐露了一点：“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关键词是“取”，还是回避“伐”，实际上就是并吞。这就让冉有显现出自相矛盾，前面刚刚说了都是季康子的事，他是不同意的。孔夫子马上接下去点出他的口是心非。第三次直呼其名，说君子最讨厌用花言巧语掩饰自己的欲望（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冉有是躲躲闪闪地交代，孔子是步步紧逼，揭露其口是心非。孔子点出了冉有的“舍日欲之”（不说贪欲）的要害，掩盖动武的真正动机。本来，邦国的军队属于“公室”，“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不得专其民”，也就是不负责管辖户口，不能直接征赋。但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一代又一代，权势熏天，分三军，一家主一军之征赋。说得明白一些，季氏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地盘，而且是为了搜刮。在当时的语境下，冉有原形毕露。事实上对冉有为季氏谋臣，实行田赋制度，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十分厌恶，曾经说过，这不是我的门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孔子从理性上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这是本文意脉的第二个层次。
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原则性极其坚定，又相当雄辩的长者。如果对话就此结束，还不是最高水平。
《论语》中，最能表现孔子思想深度的，往往不停止在具体的事情的评论上，而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情上抽象出普遍的哲理。如宰予昼寝，孔子不但严厉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普遍的原则上去，因为他在孔子的门徒中是比较善于辞令的。孔子针对这一点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本文中，孔子接下去发挥起他的政治哲学来。
针对季康要并吞邦国内的封地，扩大自己统治的户口。孔子没有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批驳上，而是上升到政治理论上，提出针锋相对的政治原则：对于享有天子封地的贵族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按考证，这里的“寡”和“贫”的位置应该交替一下）。不怕户口少，就怕人心不稳定，不怕贫困，就怕贫富不均。贫富均了，人心和了，就安定了。哪怕远处不是自己封地的人口不服，只要“修文德”去感召，他们就自动来投奔。既然招揽来了，就能安定他们。这就是儒家以道德修养为治国之本的王道，与季氏以武力征服的霸道是针锋相对的。 把具体的事件提高到哲理的层次上，使本文意脉上升到第三个层次。
在这里，表现了孔子擅长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贫和寡、均和安放在矛盾对立的关系中，并且提示了其转化的条件：均了，就不怕贫；安了，就不怕寡。从一般现象上升到哲理，是孔子的拿手好戏。原因就是，他善于树立对立面。把事物观念放在矛盾中是他一贯的思维模式。如“温故而知新”，就是“故”与“新”的矛盾和转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学”与“思”的矛盾转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不知”，乃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化的条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是转化为“近忧”的条件。
孔子不像希腊哲人那样，在宾主相互质疑的过程中，作哲理性的演绎，停留在普遍性原理的推论上，而是把直接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制高点，再回到冉有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作居高临下的分析。第一，现在封地内的人心不服，你们没有本事去感召，而是武力征服，实际上是在自己封国之内大动干戈，其结果是制造分裂（分崩离析）；第二，冉有说现在不去并吞颛臾“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抓住这个“忧”字，作为论据，得出相反的结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日后别人怎么样，而是眼下自己家族之内的危机。这个结论的层次所以更高，还在于预见性。鲁国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鲁国的叔孙、孟孙、季孙就是为争权夺利，一代又一代的骨肉相残，而季孙氏权柄，也是通过暗杀手段把亲骨肉除掉才得到的。
把理论高度和分析的深度结合了起来，这是本文意脉的第四个层次的特点。
综上所述，此篇的思想价值在于，第一，对孔子以道德理性为纲的政治理想作了经典表述，表现了孔子以极其雄辩的逻辑，多层次地反驳了对方。第二，在思想方法上，生动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经典思维方法特点，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专注于作概念的抽象思辨，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作具体分析，升华为普遍的原则，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不但论证了自己的结论，而且还作出预言。
第五个层次，此篇作为经典的经典，其价值还不仅仅在于思维的深邃上，还在于语言的经典的突破上。
《论语》中孔子和学生的对话，都是当时的口语，是典型的大白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孔子口中的语气词，如：“无乃尔是过矣”“且在邦域之中矣”“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中的“矣”；“是社稷之臣也”中的“也”；“何以伐为”中的“为”“吾二臣皆不欲也”“今与求也”“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在萧墙之内也”中的“也”；“是谁之过与”中的“与”。
这些都是当时的口语，短短一段对话，加上现代标点，不过三百四十多字，就有十句话中用了语气词。十二句都是对话的“实录”。这样的语气词，虽然没有实词那样的具体意义，但在情绪上是传神的。如“无乃尔是过矣”，如果没有这个“矣”（无乃尔是过）就没有这么肯定的分量。“是社稷之臣也”没有这个“也”（是社稷之臣），也缺乏意蕴的自信。没有“何以伐为”中的“为”，就构不成疑问语气。“是谁之过与”中没有了这个“与”，就不可能有反问的严厉。还原到现场语境中，其语气中的神态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大量运用口语语气词，在当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吾师林庚先生曾说，这样的语气词，在这以前的书面文章中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可以举甲骨文《癸卯卜，今日雨》为例：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一连问了四句，没有一个疑问的语气词。
语气词在《诗经》的“雅”和“颂”中也是没有的，只有在“国风”这样民间色彩很浓的抒情诗歌中才有，但是，似乎也只是“兮”当家（如“月出佼兮”“砍砍伐檀兮”“将仲子兮”等）。当然，个别地方也出现“也”字（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从古代读音而言，“兮”字接近于现代汉语的“呵”，应该说是很单调的。至于《尚书》虽然是散文，不但语气词绝无仅有，句子也基本上是四言六言的单纯节奏。而在《论语》中，超越了四言、六言等节奏，句子的长短是相当自由的，有三言，四言，六言，九言。不仅有单纯句，还有“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这样的复合句。不但有陈述句，还有和语气词结合在一起的反问，感叹句。在以口语的自由转换为特点基础上，孔子的话语还出现了对称性质很强的排比：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惠贫而患不安。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既来之，则安之。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一系列的排比，不但使节奏匀称，而且起到了重点强调的效果，孔子和学生对话的情绪神态，就显得丰富了。
虽然孔子的语言相当口语化，但仍然有书面语的高度严密、精练的特点，且富于思想密度。如他责备冉有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和他的思想方法上善于结合对立面有关。“危”和“持”，“颠”和“扶”，正是在对立中显示思想的尖锐。这在孔子的语言结构中，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属于这种模式的还有“富而好礼”（《学而》）“述而不作”（《述而》）“信而好古”（《述而》）“勇而无义”（《阳货》）等。这就提高了话语的概括力，达到了空前精练深邃的程度，加上孔子思想的权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许多诸如此类的话语至今仍然是活在我们口头和书面上的格言和成语，而且其结构还成为建构话语的范式。如，孔子警告冉有的话“分崩离析”，不但至今广泛在现代汉语中运用，而且从这种结构模式派生出一系列类似的成语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分崩”和“离析”，在语义上重复，乃是大忌，但二者在语法上前后对称，这符合了汉语特有的长于对仗的规律，有很强的衍生性，后世就在这种模式中产生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情投意合”“钩心斗角”“捕风捉影”“偷鸡摸狗”“拈花惹草”“寻花问柳”“翻江倒海”“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翻云覆雨”“凤毛麟角”“穷途末路”“风驰电掣”“颠三倒四”“七嘴八舌”“一心一德”等等。
阅读《论语》这样的经典，满足于表层的认知是肤浅的，最高的追求乃是原始要终，对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源头进行解读。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把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对应起来，把其中语法上的差异讲解一番，排除了这些难点，孔夫子和学生的对话可以说是一望而知。但停留在这一点是肤浅的。深刻理解就要突破文本的表层向更深层次探索其潜在的意脉。
这就得用还原方法，首先从几个关键词语上着手。
冉有和季路当时都是季康子的“家臣”。这里的“家”不是一般所指的家庭，“家臣”不是管家的意思。“家”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是卿大夫的采地食邑。《周礼·夏官·序官》中的“家司马”，郑玄的注释是“家，卿大夫采地。”冉有和子路作为“家臣”，乃是一种行政职务。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贵，凌驾于公室之上，要用武-力吞并鲁国自己的属地，是相当严重的事件。原文的叙述语言是“季氏将伐颛臾”，但冉有和子路却回避了这个“伐”，用了一个相当含混的中性词语“有事”。“事”在当时是个多义词，可以指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如《尚书·益稷》：“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也可以指天子、诸侯的国家大事，如祭祀、盟会、兵戎等。在《周礼》《仪礼》中的“事”郑玄就注解为“祭事”“盟会之事”。《毂梁传·隐公十一年》中的“事”，就包括“巡守、崩葬、兵革之事”。
追求深刻的理解应该在一般人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
冉有和子路为什么不直接说战事而是说“有事”呢？“有事”既可能是好事，如团结性质的会盟，也可能是坏事，如血腥的战事。文章暗示他们心中有鬼，对孔夫子有所畏惧。这种委婉的修辞很重要，涉及《论语》隐含的“意脉”。《论语》是记言的，只限于言论，主要是理性的言论。在《论语》中是没有心理描写的，也没有外部世界，包括风景和人物的外表刻画。但在《论语》的对话中，人物的潜在心态有时仍然跃然纸上。冉有和子路的心态，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有事”中泄露了出来。这还只是文章意脉的一个方面。
文章意脉的另一个方面，孔子面对两个人这样委婉的修辞则单刀直入：“求！无乃尔是过与？”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冉有的名字叫出来，明显是比较严厉的语态。二是用了反问句。用反问句来表现肯定，比用肯定语气更坚定。三是虽然这么严厉而且坚定，但又用了一个不甚确定的词“无乃”（恐怕），留有余地。孔夫子对学生一般是循循善诱的，对人是讲究温良恭俭让的，但这里却相反，直截了当地下结论，指责对方。不言而喻，孔夫子在自己的政治原则上是很坚定的。
冉有就推脱了；
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意脉提示冉有在诡辩。好像一点没有责任，也没有发言权，完全是把持朝政的季康子的责任。孔子又一次对冉有直呼其名，你有官职在身，不加阻止，阻止不了，就是不负责任。孔子拿出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的话语来强化自己观念：“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陈力”，就是宣示（有的解释说：展示，不取）了自己的能力，“就列”，也就是就职。孔子从原则上阐明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有能力才能就职，不能阻止坏事发生，没有能力，负不了责任，那就应该辞职。
孔子的话一般都是直接从经验中概括，形成判断，正面推理，得出结论，言简意赅，往往带有格言性质。如此正面阐明，已经够透彻的了，但是孔子紧跟着又从反面推理：“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形势这么危殆，摇摇欲坠，你不去扶持，要你这个家臣干什么？这就不但在逻辑上更全面，而且在态度上更严正，在《论语》中，一般到此就适可而止了。
孔子接下来的几个层次的发挥，使得这一经典带上了特有的深邃性。
在《论语》中，孔夫子格言式的结论，往往是不加形容的，但这一次孔子意犹未尽，又加上连续性的两个比喻，一正一反：从反面说，猛兽都出笼了，从正面说，宝物都要毁坏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这不是你的错，难道还要推给别人吗？
到这里为止，经过正面反面的阐释、反驳，可以说是本文意脉的第一个层次。
在这样的对话中，潜在的意脉暗示孔子从理性到情感上层层紧逼的声势。冉有在孔夫子的逻辑逼迫下，不得不老实起来，把真实的意图吐露了一点：“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关键词是“取”，还是回避“伐”，实际上就是并吞。这就让冉有显现出自相矛盾，前面刚刚说了都是季康子的事，他是不同意的。孔夫子马上接下去点出他的口是心非。第三次直呼其名，说君子最讨厌用花言巧语掩饰自己的欲望（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冉有是躲躲闪闪地交代，孔子是步步紧逼，揭露其口是心非。孔子点出了冉有的“舍日欲之”（不说贪欲）的要害，掩盖动武的真正动机。本来，邦国的军队属于“公室”，“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不得专其民”，也就是不负责管辖户口，不能直接征赋。但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一代又一代，权势熏天，分三军，一家主一军之征赋。说得明白一些，季氏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地盘，而且是为了搜刮。在当时的语境下，冉有原形毕露。事实上对冉有为季氏谋臣，实行田赋制度，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十分厌恶，曾经说过，这不是我的门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孔子从理性上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这是本文意脉的第二个层次。
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原则性极其坚定，又相当雄辩的长者。如果对话就此结束，还不是最高水平。
《论语》中，最能表现孔子思想深度的，往往不停止在具体的事情的评论上，而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情上抽象出普遍的哲理。如宰予昼寝，孔子不但严厉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普遍的原则上去，因为他在孔子的门徒中是比较善于辞令的。孔子针对这一点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本文中，孔子接下去发挥起他的政治哲学来。
针对季康要并吞邦国内的封地，扩大自己统治的户口。孔子没有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批驳上，而是上升到政治理论上，提出针锋相对的政治原则：对于享有天子封地的贵族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按考证，这里的“寡”和“贫”的位置应该交替一下）。不怕户口少，就怕人心不稳定，不怕贫困，就怕贫富不均。贫富均了，人心和了，就安定了。哪怕远处不是自己封地的人口不服，只要“修文德”去感召，他们就自动来投奔。既然招揽来了，就能安定他们。这就是儒家以道德修养为治国之本的王道，与季氏以武力征服的霸道是针锋相对的。 把具体的事件提高到哲理的层次上，使本文意脉上升到第三个层次。
在这里，表现了孔子擅长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贫和寡、均和安放在矛盾对立的关系中，并且提示了其转化的条件：均了，就不怕贫；安了，就不怕寡。从一般现象上升到哲理，是孔子的拿手好戏。原因就是，他善于树立对立面。把事物观念放在矛盾中是他一贯的思维模式。如“温故而知新”，就是“故”与“新”的矛盾和转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学”与“思”的矛盾转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不知”，乃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化的条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是转化为“近忧”的条件。
孔子不像希腊哲人那样，在宾主相互质疑的过程中，作哲理性的演绎，停留在普遍性原理的推论上，而是把直接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制高点，再回到冉有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作居高临下的分析。第一，现在封地内的人心不服，你们没有本事去感召，而是武力征服，实际上是在自己封国之内大动干戈，其结果是制造分裂（分崩离析）；第二，冉有说现在不去并吞颛臾“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抓住这个“忧”字，作为论据，得出相反的结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日后别人怎么样，而是眼下自己家族之内的危机。这个结论的层次所以更高，还在于预见性。鲁国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鲁国的叔孙、孟孙、季孙就是为争权夺利，一代又一代的骨肉相残，而季孙氏权柄，也是通过暗杀手段把亲骨肉除掉才得到的。
把理论高度和分析的深度结合了起来，这是本文意脉的第四个层次的特点。
综上所述，此篇的思想价值在于，第一，对孔子以道德理性为纲的政治理想作了经典表述，表现了孔子以极其雄辩的逻辑，多层次地反驳了对方。第二，在思想方法上，生动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经典思维方法特点，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专注于作概念的抽象思辨，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作具体分析，升华为普遍的原则，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不但论证了自己的结论，而且还作出预言。
第五个层次，此篇作为经典的经典，其价值还不仅仅在于思维的深邃上，还在于语言的经典的突破上。
《论语》中孔子和学生的对话，都是当时的口语，是典型的大白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孔子口中的语气词，如：“无乃尔是过矣”“且在邦域之中矣”“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中的“矣”；“是社稷之臣也”中的“也”；“何以伐为”中的“为”“吾二臣皆不欲也”“今与求也”“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在萧墙之内也”中的“也”；“是谁之过与”中的“与”。
这些都是当时的口语，短短一段对话，加上现代标点，不过三百四十多字，就有十句话中用了语气词。十二句都是对话的“实录”。这样的语气词，虽然没有实词那样的具体意义，但在情绪上是传神的。如“无乃尔是过矣”，如果没有这个“矣”（无乃尔是过）就没有这么肯定的分量。“是社稷之臣也”没有这个“也”（是社稷之臣），也缺乏意蕴的自信。没有“何以伐为”中的“为”，就构不成疑问语气。“是谁之过与”中没有了这个“与”，就不可能有反问的严厉。还原到现场语境中，其语气中的神态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大量运用口语语气词，在当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吾师林庚先生曾说，这样的语气词，在这以前的书面文章中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可以举甲骨文《癸卯卜，今日雨》为例：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一连问了四句，没有一个疑问的语气词。
语气词在《诗经》的“雅”和“颂”中也是没有的，只有在“国风”这样民间色彩很浓的抒情诗歌中才有，但是，似乎也只是“兮”当家（如“月出佼兮”“砍砍伐檀兮”“将仲子兮”等）。当然，个别地方也出现“也”字（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从古代读音而言，“兮”字接近于现代汉语的“呵”，应该说是很单调的。至于《尚书》虽然是散文，不但语气词绝无仅有，句子也基本上是四言六言的单纯节奏。而在《论语》中，超越了四言、六言等节奏，句子的长短是相当自由的，有三言，四言，六言，九言。不仅有单纯句，还有“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这样的复合句。不但有陈述句，还有和语气词结合在一起的反问，感叹句。在以口语的自由转换为特点基础上，孔子的话语还出现了对称性质很强的排比：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惠贫而患不安。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既来之，则安之。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一系列的排比，不但使节奏匀称，而且起到了重点强调的效果，孔子和学生对话的情绪神态，就显得丰富了。
虽然孔子的语言相当口语化，但仍然有书面语的高度严密、精练的特点，且富于思想密度。如他责备冉有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和他的思想方法上善于结合对立面有关。“危”和“持”，“颠”和“扶”，正是在对立中显示思想的尖锐。这在孔子的语言结构中，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属于这种模式的还有“富而好礼”（《学而》）“述而不作”（《述而》）“信而好古”（《述而》）“勇而无义”（《阳货》）等。这就提高了话语的概括力，达到了空前精练深邃的程度，加上孔子思想的权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许多诸如此类的话语至今仍然是活在我们口头和书面上的格言和成语，而且其结构还成为建构话语的范式。如，孔子警告冉有的话“分崩离析”，不但至今广泛在现代汉语中运用，而且从这种结构模式派生出一系列类似的成语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分崩”和“离析”，在语义上重复，乃是大忌，但二者在语法上前后对称，这符合了汉语特有的长于对仗的规律，有很强的衍生性，后世就在这种模式中产生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情投意合”“钩心斗角”“捕风捉影”“偷鸡摸狗”“拈花惹草”“寻花问柳”“翻江倒海”“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翻云覆雨”“凤毛麟角”“穷途末路”“风驰电掣”“颠三倒四”“七嘴八舌”“一心一德”等等。
阅读《论语》这样的经典，满足于表层的认知是肤浅的，最高的追求乃是原始要终，对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源头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