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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四边对话”。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四国将就反华议题形成公开、统一的立场。但相关报道显示，这次会议并没有太多新意，四国在会后甚至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正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尽管如此，四国在提升对话级别、推动扩容方面有所进展，美国将其构筑为“印太版”北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印澳三国利益考量复杂，立场选择审慎，极力避免“选边站”，试图发挥中小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战略主动性，这将使地区秩序重组变得更加复杂与不确定。
东京会晤未有突破
新冠疫情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美日印澳四国与中国关系都出现程度不等的紧张。美方趁机炒作，试图构筑反华同盟。8月底，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表示，要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太版”北约。
9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东亚合作外长系列视频会议上挑起澜湄议题、南海争端等向中国“发难”。10月初，蓬佩奥称“四边对话”将有重大举措发布。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指出的，美国“印太战略”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依托，企图构建“印太版”北约，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
“四边对话”举行的时机与地点耐人寻味。9月2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外宣布，第二届“四边对话”将于10月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就在前一天，日媒报道王毅将在10月访问日本并同首相菅义伟举行会晤。此后，媒体称王毅的访日计划至少已延至11月。这一波外交操作加强了国际社会对“四边对话”的关注，对其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测更是不绝于耳。
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齐聚东京，“四边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分别举行了多场双边对话。蓬佩奥的开场白火力十足，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威胁”地区民主、自由及多样性，在抗疫中“独裁”施政，在海上安全方面存在“霸凌”，并据此呼吁各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然而，日印澳三国官方分别公布的外长发言稿则对华态度含蓄，关注议题更为广泛，与蓬佩奥“剑指”中国的咄咄逼人形成较大反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后四国没有发布联合声明，而是沿袭惯例由各国分别发布新闻稿。
日印澳三国的新闻稿内容比较一致，主要涉及以下议题：呼吁加强抗疫的地区与全球合作，共同致力于地区经济复苏;强调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纠纷，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巩固网络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事务，以及包括东海、南海海域在内的海上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有针对中日、中印领海领土纠纷之意，但日印澳三国均未直接点名中国。
新闻稿表示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和东盟的中心地位，认为东盟及其主导下的东盟峰会等地区机制对维护后疫情时代的地区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东盟印太展望》主张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秩序，意在推动协调与大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对接。日印澳三国对此表示支持，实质上是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从而也使美国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反华同盟的算盘暂时落空。
日印澳还强调四方应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经济合作。除加强抗疫合作以外，上述内容均为往年“四边对话”所关注的议题。因此，这次会议延续多于创新，共识与分歧并存，尚不足以成为“四边对话”发展的分水岭。
美国事倍功半
当然，此次“四边对话”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进展。四国决定继续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四边对话”自2017年重启后，每年召开两次司局级外交会议，均在东盟系列会议期间“插空”举行。2019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四国第一次举行了部长级对话。今年部长级会议挑选专门时间和地点，意味着“四边对话”机制化建设显著加强，成为四国紧密且有效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
四国对“四边对话”的扩容问题（“QUAD ”）具有共识。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从2013年开始，美国传统基金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QUAD ”的问题。201 8年后这一趋势明显加快。今年3月，在美国提议下，“四边对话”邀请越南、韩国、新西兰、巴西等国构成两组“QUAD ”，每周定期举行副外长级电话会议，共商抗疫合作。截至5月15日，他们共举行了九轮会谈，表明“QUAD ”的方向更为明确，步伐也在加快。东京会晤中，四国就此进一步商谈，扩容问题或将很快进入实操阶段。
会议扩大了四国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领域，从过去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到现在加强产业链贸易链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脱钩论”的呼应，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经济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合作在“印太战略”中具有显著的“安全化”特征，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确。当然，相较于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四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进展更为缓慢，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未来，“四边对话”的动向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四边军事合作的发展态势。2020年10月1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派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联合发布消息称，澳大利亚将加入本年度11月由印度主办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而在此前数年间，印度多次拒绝澳大利亚提出加入的申请。因此，这意味着“四边对话”的军事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正如澳方所强调的，美日印澳四国举行联合军演对于澳大利亚是“里程碑性的机遇”，也是四国展示深度互信、致力于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实践。未来，“四边化”的“马拉巴尔”军演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于观察，军演的内容与科目也值得高度关注。二是机制建设问题。有观点认为未来“四边对话”有必要提升为首脑对话。也有观点认为“四邊对话”或将发展为“4 2”模式，即四国分别举行外长对话和防长对话，当前美日印澳之间已经全部完成“2 2”对话机制的建设，使得“4 2”的发展“水到渠成”。在扩容问题上，虽然韩国已经公开拒绝加入“四边对话”，越南官方也未置可否，但未来其他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四边对话”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四边对话”是一面多棱镜，反映出后疫情时代地区秩序变化将更为复杂。在全球治理面对新冠疫情失灵的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功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途径与新模式，也使亚太地区各国充分认识到区域合作对于常态化抗疫和复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这些合作是离不开中国的。将中国视为安全上的“威胁者”、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将是未来地区一些国家的基本立场。
基于这种认知，地区国家会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就不难理解日印澳在此次“四边对话”中的表现。可以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四边对话”的分歧与合作难度。10月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出访印尼和越南，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上述判断的印证。
这些新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10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密集性会见和出访，与东盟七国外长和政要展开磋商，意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沟通与双边合作，这反映出中国正以更精细化和灵活性的外交实践应对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将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为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东京会晤未有突破
新冠疫情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美日印澳四国与中国关系都出现程度不等的紧张。美方趁机炒作，试图构筑反华同盟。8月底，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表示，要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印太版”北约。
9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东亚合作外长系列视频会议上挑起澜湄议题、南海争端等向中国“发难”。10月初，蓬佩奥称“四边对话”将有重大举措发布。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指出的，美国“印太战略”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依托，企图构建“印太版”北约，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
“四边对话”举行的时机与地点耐人寻味。9月2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外宣布，第二届“四边对话”将于10月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就在前一天，日媒报道王毅将在10月访问日本并同首相菅义伟举行会晤。此后，媒体称王毅的访日计划至少已延至11月。这一波外交操作加强了国际社会对“四边对话”的关注，对其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测更是不绝于耳。
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齐聚东京，“四边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分别举行了多场双边对话。蓬佩奥的开场白火力十足，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威胁”地区民主、自由及多样性，在抗疫中“独裁”施政，在海上安全方面存在“霸凌”，并据此呼吁各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然而，日印澳三国官方分别公布的外长发言稿则对华态度含蓄，关注议题更为广泛，与蓬佩奥“剑指”中国的咄咄逼人形成较大反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后四国没有发布联合声明，而是沿袭惯例由各国分别发布新闻稿。
日印澳三国的新闻稿内容比较一致，主要涉及以下议题：呼吁加强抗疫的地区与全球合作，共同致力于地区经济复苏;强调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纠纷，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巩固网络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事务，以及包括东海、南海海域在内的海上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有针对中日、中印领海领土纠纷之意，但日印澳三国均未直接点名中国。
新闻稿表示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和东盟的中心地位，认为东盟及其主导下的东盟峰会等地区机制对维护后疫情时代的地区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东盟印太展望》主张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秩序，意在推动协调与大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对接。日印澳三国对此表示支持，实质上是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从而也使美国将“四边对话”打造为反华同盟的算盘暂时落空。
日印澳还强调四方应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经济合作。除加强抗疫合作以外，上述内容均为往年“四边对话”所关注的议题。因此，这次会议延续多于创新，共识与分歧并存，尚不足以成为“四边对话”发展的分水岭。
美国事倍功半
当然，此次“四边对话”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进展。四国决定继续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四边对话”自2017年重启后，每年召开两次司局级外交会议，均在东盟系列会议期间“插空”举行。2019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四国第一次举行了部长级对话。今年部长级会议挑选专门时间和地点，意味着“四边对话”机制化建设显著加强，成为四国紧密且有效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
四国对“四边对话”的扩容问题（“QUAD ”）具有共识。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从2013年开始，美国传统基金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QUAD ”的问题。201 8年后这一趋势明显加快。今年3月，在美国提议下，“四边对话”邀请越南、韩国、新西兰、巴西等国构成两组“QUAD ”，每周定期举行副外长级电话会议，共商抗疫合作。截至5月15日，他们共举行了九轮会谈，表明“QUAD ”的方向更为明确，步伐也在加快。东京会晤中，四国就此进一步商谈，扩容问题或将很快进入实操阶段。
会议扩大了四国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领域，从过去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到现在加强产业链贸易链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脱钩论”的呼应，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经济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合作在“印太战略”中具有显著的“安全化”特征，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确。当然，相较于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四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进展更为缓慢，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未来，“四边对话”的动向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四边军事合作的发展态势。2020年10月1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派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联合发布消息称，澳大利亚将加入本年度11月由印度主办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而在此前数年间，印度多次拒绝澳大利亚提出加入的申请。因此，这意味着“四边对话”的军事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正如澳方所强调的，美日印澳四国举行联合军演对于澳大利亚是“里程碑性的机遇”，也是四国展示深度互信、致力于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实践。未来，“四边化”的“马拉巴尔”军演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于观察，军演的内容与科目也值得高度关注。二是机制建设问题。有观点认为未来“四边对话”有必要提升为首脑对话。也有观点认为“四邊对话”或将发展为“4 2”模式，即四国分别举行外长对话和防长对话，当前美日印澳之间已经全部完成“2 2”对话机制的建设，使得“4 2”的发展“水到渠成”。在扩容问题上，虽然韩国已经公开拒绝加入“四边对话”，越南官方也未置可否，但未来其他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四边对话”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四边对话”是一面多棱镜，反映出后疫情时代地区秩序变化将更为复杂。在全球治理面对新冠疫情失灵的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功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途径与新模式，也使亚太地区各国充分认识到区域合作对于常态化抗疫和复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这些合作是离不开中国的。将中国视为安全上的“威胁者”、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将是未来地区一些国家的基本立场。
基于这种认知，地区国家会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就不难理解日印澳在此次“四边对话”中的表现。可以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四边对话”的分歧与合作难度。10月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出访印尼和越南，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上述判断的印证。
这些新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10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密集性会见和出访，与东盟七国外长和政要展开磋商，意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沟通与双边合作，这反映出中国正以更精细化和灵活性的外交实践应对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将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为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