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市场化、市场竞争与生产数量—-基于中国取消机票价格上限规制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万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龙小宁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1期

　　本文以中国民航业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为例，分析网络型行业竞争性环节价格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生产数量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如何取决于市场竞争程度。
　　在完全竞争市场，价格上限规制将企业的产量限制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价格上限规制的取消，企业能够索取更高的价格来弥补增加产量带来的边际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产量的增加。而当企业存在垄断势力时，取消价格上限规制后企业为了通过提价来增加利润，不得不降低产出水平。因此，取消价格上限规制，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数量。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大，越有动力提高价格，导致产量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
　　本文發现取消机票价格上限规制，实行市场调节定价显著降低了航线飞行班次、可供座位数和旅客运输量。同时发现降低作用在准入规制更为严格的核准航线以及长距离航线更大。由于准入规制严格的核准航线面临来自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威胁较小，而长距离航线面临来自地面交通工具的竞争较小，因此，航线的市场竞争越小，价格市场化对企业生产数量的降低作用越大。
　　飞行班次和座位数等的减少意味着旅客出行的便利程度出现下降，同时飞行班次、座位数和旅客运输量的下降也意味着航空公司提高了价格，因此，中国民航业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且损害作用在航空公司垄断势力较强的核准航线以及长距离航线更大。同时，本文的分析表明，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的价格市场化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进行价格市场化改革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供给侧改革，促进竞争，减少消费者福利损失。

高等教育使谁获益更多？-—2003—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模式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郭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周皓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通过深度挖掘日本和苏联两国实施战略收缩的系统效应，本文发现，二者战略调整发生逆转的部分原因恰恰内生于战略收缩进程本身。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可以缓解崛起国的体系压力，却难以弱化主要竞争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周边经营的谋划可以改善崛起国身处的安全环境，却难以赢得相关国家对自身的权威认可。推动国内改革的举措可以促进战略竞争模式的升级，却难以巩固战略收缩领导者的执政基础。而一旦崛起国领导人选择将更高效的战略竞争工具提前投入使用以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不足，便极易诱发新一轮对外竞争，导致战略收缩在尚未实现战略调整目标时发生逆转。
　　沿着相似的发展轨迹，日本和苏联都曾利用战略收缩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降低了战略竞争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格局，开启了有益于各自长远发展的竞争模式转型之路，但也都因自身稚嫩改革成果过早过急的实践，而自我结束了战略收缩历程，未能真正实现战略竞争模式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的全方位转型。日本发展了总体战思维下的国家动员和殖民掠夺模式，却远未形成和平环境里的经济扩张和代理人竞争模式。苏联发展了和平竞赛思维下的核威慑能力和外交攻势，却远未激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活力。在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中，日本和苏联仍然无法形成自身在竞争成本和效率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浪费了通过前期战略收缩而自我创造的宝贵战略机遇。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战略收缩的自我蜕化，从而使战略收缩助力大国持续崛起呢？尽管难以从日本和苏联的案例中得到确切答案，其战略收缩逆转的历史教训还是能够为思索这一问题提供帮助。其一，在非核心利益上的适当妥协是战略收缩进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国内民族主义压力往往也难以避免，崛起国可为此事先预备策略性应对方法，而不应一味在外交言辞和国际宣传中迎合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其二，推进战略收缩的崛起国领导人需要意识到，国内政治合法性的弱化，有时是对外战略调整和竞争模式转型的必然代价，领导人可通过掌控战略收缩节奏，尽可能规避国内政治压力在多个方向的同时上升，增强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信心，避免因对自身声誉的过度敏感而做出过度反应。其三，服务于国家持续崛起的战略收缩实质上是战略机遇期的自我缔造过程，势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领导者需要怀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战略耐心，不宜因短期利益需要而大规模使用仍在发展锻造中的战略竞争工具，以免引起新一轮大国竞争的升级。
　　观照当下现实，有两种倾向仍需中国在今后的对外战略调整中加以警惕。一方面，需要避免对战略调整效果持过度的乐观主义态度。在对美关系和周边外交中，可预见到的潜在挑战至少包括，即使中美经贸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经济体制问题上的对华压力也不大可能削弱。即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全面向好发展趋势，中国在印太地区缺乏关键而可靠战略伙伴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中国尚需在上述方向未雨绸缪，进一步强化资源投入和预案准备。另一方面，需要避免对战略竞争模式的转型持急躁冒进态度。比如，尽管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现实愈发凸显中国强化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主动推进中美“脱钩”，也不意味着中国需要急于强行推广有利于自身技术创新的规则标准。言而总之，崛起国的战略收缩既包含较强的积极进取成分，又具有内生的自我蜕化风险，利弊得失之间的平衡与抉择是对崛起国的莫大考验，也将是崛起国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