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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美华文学从横向结构来看，主要有三大群落：台湾留学生文学、大陆新移民文学以及华裔文学。本文选择这三大群落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於梨华、张翎以及汤亭亭的小说进行解读，力图发现不同文化群落的华人离散群体想象中国的不同方式以及贯穿其中的变化着的“他者”意识。
关键词：美华小说；文化群落；中国想象；他者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59-05
北美新移民作家少君在关于《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中将美华文学划分为三大群落：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作家群；大陆新移民作家群；用英语写作中国故事的华裔作家群。本文以此切入当代北美华人小说的细部，探讨美华文学不同的写作群落和文化关注点的异同。
一、於梨华：现实寓言·分裂的他者
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写过许多与“留学生文学”相关题材的作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文坛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七八十年代《傅家的儿女们》、《三人行》，以及本世纪初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她的作品一直以身居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生动地描述他们的种种异国遭遇，包括思想与生活，婚姻与家庭，事业与追求，成功与失败等等。她尤其善于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刻画女性内心深处丰富而隐秘的心灵世界，文笔流畅细腻，故事真实感人，雅而不俗，哀而不伤，被誉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
在於梨华的作品中，几乎每部都是围绕着一种异国与故土的对应关系，塑造了在异国参照下的中国整体形象，表达的是一代人辛酸而难以摆脱的关于故国的思想历程。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留美博士牟天磊眼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哀伤又欢喜的乡思的一种凌空的梦境”之“无根的一代”，到《傅家的儿女们》中李泰拓“要回祖国去做事”之“寻根的一代”，再到《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李若愚“四处寻找说话的人，湖南人”。方如真回到祖国在天安门前“趁人不注意，拿出一张纸巾悄拭眼里突然涌现的眼泪”的“归根的一代”，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都彰显着作家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
海外华文文学中关于“中国”的想象与叙述，一般可以分为乡土中国、现实中国、文化或美学中国。这三者常常又并不截然分开。总体来看，於梨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是一种“乡土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饱含着对故土的童年记忆，被放逐后对隐性家园的迷惘、寻找和归依的完整思想过程，是对那种“中国烙印”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与书写。像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就直接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浙东水乡。“中国”对于北美华人来说，是在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状态下的一个想象的过程。而他们根据记忆、传说、家族故事所构建出来的故国形象，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想象”。在於梨华的一系列小说中，我们常常能读到典型中式的家居布置，典型的中国家庭教养，伦理道德，婚姻方式，人情交往等。牟天磊的家庭与爱情观念，段次英可口的中国烹饪，汪疆的纯正北京腔和京剧，方如真的上海话等等，一切都打上了文化符号的印记。
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台湾作家群为代表的留学生因不满台湾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开始了继父辈“政治放逐”之后的“自我放逐”。一时间，北美华文文坛涌现了一批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等重要的作家。这批作家的人生经历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出生在大陆，成长于台湾，后来又到美国求学并开始专业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人生和文化的双重放逐中，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作家群，把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外化出来的对价值的认同和对国家、民族归属等问题的思考，变成了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欲求。去国经验以及对文化归属的焦虑成了於梨华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乡愁”。对家同的迷离、对故同的回望、对边缘存在的体认、对主体分裂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相互交织，这些构成了於梨华小说特定时期和语境中人物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存境遇及文化境遇。在於梨华的笔下，“中国”既是生活琐碎的细节呈现，也是乡土景观的情感承载，更是若即若离的文化体验和情感归宿。如果说早期北美华人移民的创作所欲呈现的是对故国的绝对依恋与认同以及强烈的民族归属感的话，那么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作家群在他们的一系列创作中则一再地把落寞与失根的苦楚融入其“中国”书写当中。对故国的想象与早期移民作家相比，多了一些由于政治离散与个体飘泊所引发的情感挣扎和精神悲怆。某种意义上来说，於梨华的小说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书写的正是一代人的普遍情绪与境遇，而其中的“中国想象”由于其对现实的细微洞察而具有现实寓言的指向，是对“中国”经验的写实性怀想。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小说主人公牟天磊从美国回到台湾，常常触景生情，把自己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又回到台湾的经历和感受，交融在自己主观的意识流中。这是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海外学子，学成业就后价值取向上的迷惘以及无法找到最后归宿的心灵历程，体现了“无根”的时代苦闷。作者采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段与美国、台湾、大陆这三维空间相互融合，错落有致地揭示了牟天磊及其“没有根的一代”寂寞与愁苦的心态。
而时代的苦闷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作家在挖掘这种复杂情感时的“他者”意识才是苦闷得以产生的情感根源。“他者”意识是与关于自我所属族类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台湾60年代青年的出国留学与先辈们不同，并非真正承担汲取他人之长的重任以报效祖国，而是一种“自我放逐”。当他们漂洋过海到了异国他乡后，面临生活习惯、伦理道德、风俗人情、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同于以往经验的生活环境，要找到自身准确的定位是相当艰难的。父辈的政治放逐已经割断了他们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远离家园与亲人到文化迥异的美国也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远离了文化母土，又不被异质文化所容，留学生无可避免地会有心理上、精神上向自己的文化母体寻找归宿的愿望。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所直接寻找的便是台湾本土文化，但是，带有浓厚依赖性、漂泊感的这种文化注定无法给他们提供坚定的文化背景和根源。多重文化体验带来的是多重的边缘感与孤独感，于是，找不到文化根源的精神孤儿一度成了文化的“他者”。 牟天磊抱着为理想而奋斗的热情来到美国这一个陌生的国度，为了生存，他捡过垃圾，当过搬运工，扫过厕所，最后这位新闻学博士只能教初级汉语。他想回台湾寻找真正的自我，在台湾却发现除了校园里那几棵棕榈树外，一切都变得陌生。在美国没有归宿，在台湾也找不到“根”。“在美国时，……他总觉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是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欢笑的圈外人。……（回到台湾）他只觉得离这一切都好远，他仍像个圈外人一样地观看别人的欢乐而自己裹在落寞里……”牟天磊的边缘感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配下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一方面是受美国生活习惯及文化的潜移默化难以认同台湾的社会风气和人情世故，再一方面是遥想祖国大陆时却只能停留于哀伤而凌空的梦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而仅有回忆的梦境。”正是在多种矛盾心态与情感体认的煎熬下，牟天磊徘徊于爱情、事业、文化、家庭等等的选择之间，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与其说是他的个性所致，不如说是特定语境中人物真实的内心与生存现状。以及人物悲哀的“他者”属性。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是一个“分裂的他者”。既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又没有一贯的价值认同；既寻找情感与精神归宿，又不愿真正融入其中。于是，人物的言行充满了悖谬与分裂感。
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以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中西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突显了一个时代在美华人族群的复杂心态与精神焦虑。於梨华小说中的“中国”书写既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台湾作家群面临的文化困境与普遍命题，又体现了她介入“中国想象”时的思考坐标，即于一种现实寓言里表现“无根者”的落寞和边缘感。以及由此造成的分裂的“他者性”。
二、张翎：历史记忆·越界的他者
能够自觉地从家国之外的空间出发，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北美之间书写离散移民群体的情感历程与身份认同，开创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的作家，是近年来颇受人关注的新移民小说家张翎。张翎1980年代开始执笔小说创作，她的小说在海外发表的主要报刊有《明报》、《世界日报》，国内有《收获》、《十月》等，首部长篇小说《望月》出手不凡，《交错的彼岸》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厚积薄发的又一个里程碑。
“新移民作家群”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赴北美，主要以留学方式开始其旅美生涯。继而定居北美的年轻作家群，他们中已涌现了一批卓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包括严歌苓、张翎、查建英、严力、少君等。与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留学、移民美国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人常常涉及的“怀乡”、“漂泊”主题不同的是，新移民作家群由于移民动机、生存状态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改变。已经把文学的主题呈现转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思考、对双重边缘语境中移民群体生存和个人情感的关注。这批新移民作家文化程度较高，一般都能较快融入北美的主流社会。没有前几代移民的物质生活困顿和失根感伤。于是，在双重经验与越界书写的实践中，严歌苓、张翎、陈谦等人的小说立足于移民群体的精神苦难与放逐体验，进而对生命本身的价值进行探讨。
如果说“中国”维系着20世纪60年代旅美台湾作家群本能的乡愁方向与个体生命的话，那么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 “中国”更多地是停留于历史记忆之中，是另一种方式的想象共同体。尽管每个作家想象中国的途径各有不同，但新移民作家的“中国想象”大多摆脱了深沉的家国纠葛和强烈的文化归属，在双重文化经验的越界书写中显得泰然自若，收放自如。以张翎的小说为例，作家执着于书写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家族史、一段惊心动魄的中国政治事件、一桩感人至深的爱情纠葛，在历史与想象之间重构中国经验。于历史深处挖掘对中国的文化记忆，并以自己的想象方式建构独特的“中国”意象，这是张翎“想象中国”的越界书写实践中所显现的最主要的价值内涵。
一方面，越界与离散视角使小说结构在大张大合的历史脉络中显出了强大的情感力量。作为一位“离散作家”，离散既是身份的标签，同时也是发言的姿势与位置。以张翎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似乎并不把离散状态看得过于悲观，离散恰恰还成了他们观察世界和洞悉人性的有效符码。移民的离散状态是一种边缘性。而移民作家在这个位置上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他们借助文学寻找发声的机会，并借以突破边缘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归的尝试。在张翎的小说中，她的人物常常既属于出生地温州，又属于加拿大：既不属于江南梅雨的柔婉温情，又不属于北美大陆的圆通世故。于是，这些人物穿越于两个大陆之间，无论其间发生了何等的纠葛与恩怨，人物在时空交错的生命场域中都谱写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寻找与回归的篇章。
在不同时空背景中展开人物的活动、历史沉浮与情感纠缠，在大开大合的叙述中完成一次次回归想象，这是张翎的拿手好戏，也是张翎小说最重要的特色。在《邮购新娘》中，我们读到了发生于上海、多伦多、温州三个地方不同时代的多彩故事；在《交错的彼岸》中，故事则交错于温州与加拿大之间；在《雁过藻溪》里面，末雁从多伦多来到藻溪却揭开了母亲的情感之谜；《丁香街》里把世事浮沉与情感变迁交织于美国与上海之间；《寻》写的是大熊从美国到北京寻找爱情。这些有关回归的叙述虽然没有前几代移民反复沉吟的家国忧愁，但时序错置与空间位移更加突显了人物追逐原乡的冲动。在张翎的小说中，故乡家园不仅是情感的寄托，而且还是精神原旨上的想象符号。故乡聚焦着某一段历史情境中复杂的人事与情感关系。而无论是时间的穿插，空间的越位，都有一条是始终贯彻着的，那就是爱情。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中，在变幻莫测的空间转换里，那些或曲折悲凉或缱绻凄美的爱情纠葛，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张翎在此展示了她处理这样的题材和结构时的独具匠心及卓越的能力。
另一方面，历史叙事与现实存在交织并存，在记忆与想象之间重构中国经验。也许一提到历史叙事，人们往往会想起“宏大叙述”、“整体性”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在张翎的小说里，历史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活动的时间纬度。这些历史包括一段段离奇的家族史、隐性的中国政治史以及人们情感变迁的历程。张翎热衷于书写历史潮流中人物的起起落落以及情感变化。小说并不囿于历史事件本身，或是历史在时间观念中的连续与流动性，而是跳出历史的表层，更深层次地思考历史和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张翎书写历史，却无意于构建整体的历史叙事空间，她采取的叙事策略是拆解历史或者拾起历史的碎片并寻找碎片中的个体存在。 在《邮购新娘》中，有一段话点出了所谓的“过去”在人物生命存在中的意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过去的。过去是我们的影子，没有人可以不带影子行走。过去不仅营造现在，过去甚至还营造将来。过去可以不依赖于现在和将来而独立存在，而现在和将来极少不是从过去延伸繁衍开来的。就像楼不可以没有基，树不可以没有根一样。”这“过去”的记忆，常常是一种文化经验的溯源。当“过去”反复被强调时，回归就仿佛成了一种召唤，是人物逃不脱的宿命了。江涓涓的爱情里有画家沈远，生活中有养母竹影、生母方雪花，而两个母亲都与江信初有关。江信初的生活里还有前妻许春月，而竹影的母亲筱丹凤又与崔府长孙有一段短暂的缘分。张翎凭着她很高的驾驭语言的天赋，以轻缓而恰切的语句诉说着这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历史。这其中有痴男怨女的故事，有政治事件，有婚外恋，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纠缠。每个人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每个人又都与另外的人有关联。过去的只是时间，有关过去的记忆却在人们内心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既是人物回归想象的重要参照，也是作者书写中国经验的独特视角。
作为新一代的离散群体，新移民作家建构中国经验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回归想象。这种回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语言的回归。新移民作家尽管可能在北美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离散群体于北美主流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边缘的存在。得不到更多认同机会的无奈是移民群体的普遍情绪。于是，用汉语写作的新移民作家常常只能回到国内寻找自己的读者。张翎的创作当然也属于寻找的行列。只是在张翎的小说里，她的回归想象常常充满了矛盾和迂回。
一方面是离散与回归的悖谬。张翎的小说里有一群经历与性格各异的离散者，有如江涓涓一样的邮购新娘，如蕙宁一样的求学者。如林颉明一样的生意人，如末雁一样的移居者等等。与前几代移民作家强调离散者难以融入异国文化的主题不同，张翎并无意于在小说中处理这些离散飘泊者的文化乡愁。张翎执意将人物拉回他们的始源想象之中，建构另外一种文化身份。回望故国，这是离散者的文化自觉。而那故国早已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家园，更多的时候它毋宁是想象的符号，精神的寄托。离散者建构的故国形象往往相去甚远，而当他们开始溯源之旅时心中的家园神话常常都不同程度地被打碎和解构了。于是，作者把离散者纷纷带入她有意设置的历史回忆中。末雁的回乡是替母亲“捡拾那些丢失在乡间路上的生活碎片”。末雁在藻溪更像是故乡的异客。她不懂家乡的风俗，不知道曾经的“土改”，更不可能了解缠绕在母亲与藻溪中间的故事。当末雁终于解开那些谜团，她又走上了离散之路。家园想象如碎片般被解构时。离散者的回归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母亲和她之间，隔的是一座五十年的山。她看得见母亲，母亲也看得见她，然而她却没有五十年的时间，可以攀过那座山，走进母亲的故事里去了。”离散与回归的悖谬，无论是张翎小说人物命运的注脚，还是移民作家的生存体验，都在诉说着离散群体的双重边缘化与情感迷思。或者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家国以外的离散者终归是一种“他者”的存在。
另一方面是越界与游移的吊诡。新移民作家常常在北美经验与中国经验之间游走。越界书写是作家双重经验与文化身份视角下对离散华裔族群的审视与思考。在张翎小说中，这种越界书写的实践更为频繁。可以看出，张翎偏爱于中国经验的想象。人物就像她手里的风筝，随时准备飞进中国想象的范围。正如风筝的飘浮不定一样，人物在双重语境里来回跨越，却总也飘不出羁绊住他们的那条线。这似乎也是新移民作家的普遍处境，他们的越界书写里包含中国经验，有时就直接是中国经验，而他们却是以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在建构这份想象。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里，这种中国想象多少偏离了中国的现实而被冠以域外写作之名：吊诡的是，新移民作家如张翎的写作，更多的是有关中国经验的想象性重构，在北美主流文坛很难占据一席之位，它们常常被解读为关于异域中国的文化风景。新移民作家的尴尬身份既赋予了张翎双重想象维度的可能性，同时却又注定了她越界写作的离散游移状态。因此，张翎小说中的人物越界而不扎根，始终是“越界的他者”。
三、汤亭亭：神话改写·多重的他者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文坛崛起的汤亭亭，以1976年出版的第一部传记体小说《女勇士》赢得盛誉。这部小说被普遍认为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华裔美国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汤亭亭于1980年推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中国佬》，在主题上与《女勇士》遥相呼应。之后又于1989年出版她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并获得美国笔会小说奖。汤亭亭的成功，使其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历来有颇多分歧。目前通常指的是“在美国本土用英文创作、描写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并居住、工作、生活的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的作品”，“它侧重于有着双重民族属性（中国/美国）和文化传统的跨种族、跨文化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族裔经验的文学表述，华裔美国文学尽管是亚裔美国文学的一支，却以无可抹煞的文化属性彰显着其特殊的存在。它们或书写华裔美国家庭的代际隔阂，或建构华人移民的历史位置，或审视华人的东方主义存在，以其“文化的特殊性格”构成了当代美华文学的一道别样的风景。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为华裔美国文学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和富含隐喻的功能，使华裔作家能够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命、关注存在。同时，他们又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向强势种族和主流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书写华裔历史、张扬华裔族性和重构华裔自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写作意向。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可以弥补历史纪录，可以召唤或激发本土文化想象。正是在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中，叙述填补了历史中的结构性缺陷。叙述本身变成了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是虚构的，也能达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而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 汤亭亭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书写。汤亭亭通过想象，改写中国神话，通过对虚幻与现实的描述，栩栩如生地重构了华人的新形象，试图颠覆长期以来在主流霸权文化中已经定型的华人形象，为华裔族群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书写资源的极大自由。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史料的运用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在她对中国文学典籍故事和人物的引用和改编上，尤其体现了作者明确的写作意向。她对所要讲述的中国故事很少采取直译的手法，而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故事背景。并在遵循原著人物形象及故事主要结构轮廓的基础上对内容细节及叙述重点进行“偷梁换柱”或“借题发挥”式的自由改编。小说中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作者当代文化意识与女权主义立场的重新观照，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认知与批判。中国文化资源成为华裔作家跨文化、跨语际书写的自由想象的空间。
汤亭亭的第二部小说《中国佬》把长期被看作苦力的华裔男性写成了美国社会的缔造者。她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又通过广泛介绍和改写中国文学经典，为改变华裔形象做出更多的努力。汤亭亭的作品写了不少真人真事，但也加进了许多想象，不断突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孙行者》融会了中国的神话、传说、文学和美国的戏剧、歌曲、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对历史、文化和心理中的许多成见做了深入的反思。在汤亭亭的三部小说里，中国古代传说、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和人物、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知识运用的密集度似乎超过任何一部中国现当代的小说文本，令人叹为观止。作者的叙述随时随地可与中国历史及文学中的资料发生关联。人物、意象的神话意蕴给叙述本身增添了文化和历史的深邃与厚重感。
汤亭亭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是，作者把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史料海阔天空地拼贴在一起，成为她文本叙述的组成部分。在汤亭亭的小说里，“改写”往往是将相关的原始资料加以种种的改编再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对于远离故国的华裔作家来说，中国的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就像华人移民的口传故事一样，可以被每一位讲故事的人传播和改编，并被反复地加以“想象”。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表述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指向，也就是说，是服从于言说华裔情感、创建华裔文化身份这一目标的，意在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而对美国官方话语、主流文化的“华人形象”以及体现在种族歧视上的权力关系进行解码与置换。汤亭亭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与文本的华裔经验叙述之间有着紧密的隐喻关系。作者将各种不同的中国故事巧妙地安排在文本层面的叙述之间，从而使这些中国故事成为文本语义的结构支点。中国传说中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华裔移民相互映衬、虚实相生，使文本的叙事具有史诗的力度与风采。汤亭亭借中国故事描述她对美国语境中的华裔族群生存与情感状况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华裔作家汤亭亭神话改写式的“中国想象”，事实上是以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想象的出发点。最终归于华裔族群的属性思考。这与离散华人移民作家或充满家国情怀或挖掘历史记忆的“中国想象”方式存在着饶有意味的区别。如果说后者由于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体验而试图建构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的话，那么华裔作家通过改写那些“听来的故事”而寻找的就毋宁是华裔族性在美国的另一种存在。于是，汤亭亭笔下的人物既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文化底蕴，也不可能逃避被美国“大熔炉”同化的命运：既飘浮于历史的表层，又游动于现实的地界；既强调族裔经验的特殊性，又力图超越差异消解种族对立。无论是华裔作家还是徘徊于主流之外的弱势华族，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多重的他者”。
在自我与他者间迷失文化认同的方向，这是华裔作家普遍的文化困境。处于“两种世界”夹缝之中的汤亭亭，扮演的既是两种文化的熟识者，也是局外人的双重角色。于是呈现了所谓“边际认同”——“既不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又不完全认同美国的白人文化。在二者间均找不到慰藉”。而这种边际认同的边缘性和摇摆状态又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其意欲认同的华裔属性。小说《孙行者》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情感与认同策略。一方面欲借中国神话和家庭故事来重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如小说中作为第五代华裔的阿新，并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阿新一开始对自己的华裔身份也是躲躲闪闪。但之后在他所编的有关《三国》、《水浒》的戏剧里，阿新又一再地强化华裔的文化根源，不愿意模仿他者或者把他者的价值判断内在化。另一方面又以东方主义的眼光将新移民“他者化”。流露出对美国白人文化的潜在认同。如阿新（或者叙述者）对在街上散步的中国新移民走路的姿势、喂孩子的方式、说话的声音以及他们的穿着打扮都进行了一番嘲讽，显出了主流社会所强调的种族优越感和道德俯视的姿态。再一方面是重构华裔族性时又希望超越种族对立，达到多元文化的跨界共通。阿新与白人姑娘唐娜结婚，正是突破种族与血统障碍寻求跨越少数族裔藩篱的一种尝试。如此一来，华裔美国人便不再是站在边缘的个体存在，而是可以跨越边缘的自由人。看来，汤亭亭在以中国文化为想象资源努力建构华裔感性认识的同时，仍无法摆脱主流文化的潜在同化，在寻求独特的美国属性时义希望打破身份的特殊性诉求。多重的矛盾心理不仅体现在阿新的言行里，也突显了华裔作家在建构华裔族性时面临的多重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关于文化认同与身份诉求是变动的非本质主义的观点。
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是凸现华裔族属性的一种文学实践，而其“中国想象”由于移植与改写已经嬗变成了一种再想象的产物，是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华裔经验的独特而有价值的存在。而在离散、跨界、殖民想象、性别差异等多重语境中，华裔族群则成为真实存在的“多重他者”。
四、余论
作为不同文化群落的北美华人作家，於梨华、张翎、汤亭亭的创作充满了特定族群与历史阶段的文学特征。离散与跨界的生存及文化体验，是作家文化想象的源泉。“中国想象”是这批华人作家域外写作时总也绕不开的情结。而北美华人作家有关中国经验的文学想象，尤论是於梨华式的“现实寓言”、张翎式的“历史记忆”，还是汤亭亭式的“神话改写”，又都以无可辩驳的姿态彰显着其文化他者的属性。只是在有关“他者”的建构中，三位作家又表现出了对“他者性”的不同理解。
把於梨华、张翎、汤亭亭三位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意在发现美华小说三大群落有意味的“中国想象”支点，并由此挖掘离散群体的文化属性意识。这也将可能由美华小说的横向结构打开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化交叉空间，探寻美华小说文化与文学命题的演变轨迹。
作者简介：刘桂茹，女，1980年生，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建福州，350001。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美华小说；文化群落；中国想象；他者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59-05
北美新移民作家少君在关于《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中将美华文学划分为三大群落：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作家群；大陆新移民作家群；用英语写作中国故事的华裔作家群。本文以此切入当代北美华人小说的细部，探讨美华文学不同的写作群落和文化关注点的异同。
一、於梨华：现实寓言·分裂的他者
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写过许多与“留学生文学”相关题材的作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文坛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七八十年代《傅家的儿女们》、《三人行》，以及本世纪初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她的作品一直以身居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生动地描述他们的种种异国遭遇，包括思想与生活，婚姻与家庭，事业与追求，成功与失败等等。她尤其善于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刻画女性内心深处丰富而隐秘的心灵世界，文笔流畅细腻，故事真实感人，雅而不俗，哀而不伤，被誉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
在於梨华的作品中，几乎每部都是围绕着一种异国与故土的对应关系，塑造了在异国参照下的中国整体形象，表达的是一代人辛酸而难以摆脱的关于故国的思想历程。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留美博士牟天磊眼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哀伤又欢喜的乡思的一种凌空的梦境”之“无根的一代”，到《傅家的儿女们》中李泰拓“要回祖国去做事”之“寻根的一代”，再到《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李若愚“四处寻找说话的人，湖南人”。方如真回到祖国在天安门前“趁人不注意，拿出一张纸巾悄拭眼里突然涌现的眼泪”的“归根的一代”，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都彰显着作家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
海外华文文学中关于“中国”的想象与叙述，一般可以分为乡土中国、现实中国、文化或美学中国。这三者常常又并不截然分开。总体来看，於梨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是一种“乡土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饱含着对故土的童年记忆，被放逐后对隐性家园的迷惘、寻找和归依的完整思想过程，是对那种“中国烙印”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与书写。像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就直接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浙东水乡。“中国”对于北美华人来说，是在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状态下的一个想象的过程。而他们根据记忆、传说、家族故事所构建出来的故国形象，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想象”。在於梨华的一系列小说中，我们常常能读到典型中式的家居布置，典型的中国家庭教养，伦理道德，婚姻方式，人情交往等。牟天磊的家庭与爱情观念，段次英可口的中国烹饪，汪疆的纯正北京腔和京剧，方如真的上海话等等，一切都打上了文化符号的印记。
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台湾作家群为代表的留学生因不满台湾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开始了继父辈“政治放逐”之后的“自我放逐”。一时间，北美华文文坛涌现了一批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等重要的作家。这批作家的人生经历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出生在大陆，成长于台湾，后来又到美国求学并开始专业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人生和文化的双重放逐中，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作家群，把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外化出来的对价值的认同和对国家、民族归属等问题的思考，变成了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欲求。去国经验以及对文化归属的焦虑成了於梨华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乡愁”。对家同的迷离、对故同的回望、对边缘存在的体认、对主体分裂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相互交织，这些构成了於梨华小说特定时期和语境中人物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存境遇及文化境遇。在於梨华的笔下，“中国”既是生活琐碎的细节呈现，也是乡土景观的情感承载，更是若即若离的文化体验和情感归宿。如果说早期北美华人移民的创作所欲呈现的是对故国的绝对依恋与认同以及强烈的民族归属感的话，那么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作家群在他们的一系列创作中则一再地把落寞与失根的苦楚融入其“中国”书写当中。对故国的想象与早期移民作家相比，多了一些由于政治离散与个体飘泊所引发的情感挣扎和精神悲怆。某种意义上来说，於梨华的小说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书写的正是一代人的普遍情绪与境遇，而其中的“中国想象”由于其对现实的细微洞察而具有现实寓言的指向，是对“中国”经验的写实性怀想。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小说主人公牟天磊从美国回到台湾，常常触景生情，把自己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到美国、又回到台湾的经历和感受，交融在自己主观的意识流中。这是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海外学子，学成业就后价值取向上的迷惘以及无法找到最后归宿的心灵历程，体现了“无根”的时代苦闷。作者采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段与美国、台湾、大陆这三维空间相互融合，错落有致地揭示了牟天磊及其“没有根的一代”寂寞与愁苦的心态。
而时代的苦闷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作家在挖掘这种复杂情感时的“他者”意识才是苦闷得以产生的情感根源。“他者”意识是与关于自我所属族类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台湾60年代青年的出国留学与先辈们不同，并非真正承担汲取他人之长的重任以报效祖国，而是一种“自我放逐”。当他们漂洋过海到了异国他乡后，面临生活习惯、伦理道德、风俗人情、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同于以往经验的生活环境，要找到自身准确的定位是相当艰难的。父辈的政治放逐已经割断了他们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远离家园与亲人到文化迥异的美国也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远离了文化母土，又不被异质文化所容，留学生无可避免地会有心理上、精神上向自己的文化母体寻找归宿的愿望。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所直接寻找的便是台湾本土文化，但是，带有浓厚依赖性、漂泊感的这种文化注定无法给他们提供坚定的文化背景和根源。多重文化体验带来的是多重的边缘感与孤独感，于是，找不到文化根源的精神孤儿一度成了文化的“他者”。 牟天磊抱着为理想而奋斗的热情来到美国这一个陌生的国度，为了生存，他捡过垃圾，当过搬运工，扫过厕所，最后这位新闻学博士只能教初级汉语。他想回台湾寻找真正的自我，在台湾却发现除了校园里那几棵棕榈树外，一切都变得陌生。在美国没有归宿，在台湾也找不到“根”。“在美国时，……他总觉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是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欢笑的圈外人。……（回到台湾）他只觉得离这一切都好远，他仍像个圈外人一样地观看别人的欢乐而自己裹在落寞里……”牟天磊的边缘感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配下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一方面是受美国生活习惯及文化的潜移默化难以认同台湾的社会风气和人情世故，再一方面是遥想祖国大陆时却只能停留于哀伤而凌空的梦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而仅有回忆的梦境。”正是在多种矛盾心态与情感体认的煎熬下，牟天磊徘徊于爱情、事业、文化、家庭等等的选择之间，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与其说是他的个性所致，不如说是特定语境中人物真实的内心与生存现状。以及人物悲哀的“他者”属性。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是一个“分裂的他者”。既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又没有一贯的价值认同；既寻找情感与精神归宿，又不愿真正融入其中。于是，人物的言行充满了悖谬与分裂感。
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以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中西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突显了一个时代在美华人族群的复杂心态与精神焦虑。於梨华小说中的“中国”书写既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台湾作家群面临的文化困境与普遍命题，又体现了她介入“中国想象”时的思考坐标，即于一种现实寓言里表现“无根者”的落寞和边缘感。以及由此造成的分裂的“他者性”。
二、张翎：历史记忆·越界的他者
能够自觉地从家国之外的空间出发，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北美之间书写离散移民群体的情感历程与身份认同，开创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的作家，是近年来颇受人关注的新移民小说家张翎。张翎1980年代开始执笔小说创作，她的小说在海外发表的主要报刊有《明报》、《世界日报》，国内有《收获》、《十月》等，首部长篇小说《望月》出手不凡，《交错的彼岸》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厚积薄发的又一个里程碑。
“新移民作家群”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赴北美，主要以留学方式开始其旅美生涯。继而定居北美的年轻作家群，他们中已涌现了一批卓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包括严歌苓、张翎、查建英、严力、少君等。与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留学、移民美国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人常常涉及的“怀乡”、“漂泊”主题不同的是，新移民作家群由于移民动机、生存状态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改变。已经把文学的主题呈现转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思考、对双重边缘语境中移民群体生存和个人情感的关注。这批新移民作家文化程度较高，一般都能较快融入北美的主流社会。没有前几代移民的物质生活困顿和失根感伤。于是，在双重经验与越界书写的实践中，严歌苓、张翎、陈谦等人的小说立足于移民群体的精神苦难与放逐体验，进而对生命本身的价值进行探讨。
如果说“中国”维系着20世纪60年代旅美台湾作家群本能的乡愁方向与个体生命的话，那么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 “中国”更多地是停留于历史记忆之中，是另一种方式的想象共同体。尽管每个作家想象中国的途径各有不同，但新移民作家的“中国想象”大多摆脱了深沉的家国纠葛和强烈的文化归属，在双重文化经验的越界书写中显得泰然自若，收放自如。以张翎的小说为例，作家执着于书写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家族史、一段惊心动魄的中国政治事件、一桩感人至深的爱情纠葛，在历史与想象之间重构中国经验。于历史深处挖掘对中国的文化记忆，并以自己的想象方式建构独特的“中国”意象，这是张翎“想象中国”的越界书写实践中所显现的最主要的价值内涵。
一方面，越界与离散视角使小说结构在大张大合的历史脉络中显出了强大的情感力量。作为一位“离散作家”，离散既是身份的标签，同时也是发言的姿势与位置。以张翎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似乎并不把离散状态看得过于悲观，离散恰恰还成了他们观察世界和洞悉人性的有效符码。移民的离散状态是一种边缘性。而移民作家在这个位置上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他们借助文学寻找发声的机会，并借以突破边缘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归的尝试。在张翎的小说中，她的人物常常既属于出生地温州，又属于加拿大：既不属于江南梅雨的柔婉温情，又不属于北美大陆的圆通世故。于是，这些人物穿越于两个大陆之间，无论其间发生了何等的纠葛与恩怨，人物在时空交错的生命场域中都谱写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寻找与回归的篇章。
在不同时空背景中展开人物的活动、历史沉浮与情感纠缠，在大开大合的叙述中完成一次次回归想象，这是张翎的拿手好戏，也是张翎小说最重要的特色。在《邮购新娘》中，我们读到了发生于上海、多伦多、温州三个地方不同时代的多彩故事；在《交错的彼岸》中，故事则交错于温州与加拿大之间；在《雁过藻溪》里面，末雁从多伦多来到藻溪却揭开了母亲的情感之谜；《丁香街》里把世事浮沉与情感变迁交织于美国与上海之间；《寻》写的是大熊从美国到北京寻找爱情。这些有关回归的叙述虽然没有前几代移民反复沉吟的家国忧愁，但时序错置与空间位移更加突显了人物追逐原乡的冲动。在张翎的小说中，故乡家园不仅是情感的寄托，而且还是精神原旨上的想象符号。故乡聚焦着某一段历史情境中复杂的人事与情感关系。而无论是时间的穿插，空间的越位，都有一条是始终贯彻着的，那就是爱情。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中，在变幻莫测的空间转换里，那些或曲折悲凉或缱绻凄美的爱情纠葛，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张翎在此展示了她处理这样的题材和结构时的独具匠心及卓越的能力。
另一方面，历史叙事与现实存在交织并存，在记忆与想象之间重构中国经验。也许一提到历史叙事，人们往往会想起“宏大叙述”、“整体性”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在张翎的小说里，历史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活动的时间纬度。这些历史包括一段段离奇的家族史、隐性的中国政治史以及人们情感变迁的历程。张翎热衷于书写历史潮流中人物的起起落落以及情感变化。小说并不囿于历史事件本身，或是历史在时间观念中的连续与流动性，而是跳出历史的表层，更深层次地思考历史和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张翎书写历史，却无意于构建整体的历史叙事空间，她采取的叙事策略是拆解历史或者拾起历史的碎片并寻找碎片中的个体存在。 在《邮购新娘》中，有一段话点出了所谓的“过去”在人物生命存在中的意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过去的。过去是我们的影子，没有人可以不带影子行走。过去不仅营造现在，过去甚至还营造将来。过去可以不依赖于现在和将来而独立存在，而现在和将来极少不是从过去延伸繁衍开来的。就像楼不可以没有基，树不可以没有根一样。”这“过去”的记忆，常常是一种文化经验的溯源。当“过去”反复被强调时，回归就仿佛成了一种召唤，是人物逃不脱的宿命了。江涓涓的爱情里有画家沈远，生活中有养母竹影、生母方雪花，而两个母亲都与江信初有关。江信初的生活里还有前妻许春月，而竹影的母亲筱丹凤又与崔府长孙有一段短暂的缘分。张翎凭着她很高的驾驭语言的天赋，以轻缓而恰切的语句诉说着这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历史。这其中有痴男怨女的故事，有政治事件，有婚外恋，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纠缠。每个人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每个人又都与另外的人有关联。过去的只是时间，有关过去的记忆却在人们内心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既是人物回归想象的重要参照，也是作者书写中国经验的独特视角。
作为新一代的离散群体，新移民作家建构中国经验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回归想象。这种回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语言的回归。新移民作家尽管可能在北美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离散群体于北美主流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边缘的存在。得不到更多认同机会的无奈是移民群体的普遍情绪。于是，用汉语写作的新移民作家常常只能回到国内寻找自己的读者。张翎的创作当然也属于寻找的行列。只是在张翎的小说里，她的回归想象常常充满了矛盾和迂回。
一方面是离散与回归的悖谬。张翎的小说里有一群经历与性格各异的离散者，有如江涓涓一样的邮购新娘，如蕙宁一样的求学者。如林颉明一样的生意人，如末雁一样的移居者等等。与前几代移民作家强调离散者难以融入异国文化的主题不同，张翎并无意于在小说中处理这些离散飘泊者的文化乡愁。张翎执意将人物拉回他们的始源想象之中，建构另外一种文化身份。回望故国，这是离散者的文化自觉。而那故国早已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家园，更多的时候它毋宁是想象的符号，精神的寄托。离散者建构的故国形象往往相去甚远，而当他们开始溯源之旅时心中的家园神话常常都不同程度地被打碎和解构了。于是，作者把离散者纷纷带入她有意设置的历史回忆中。末雁的回乡是替母亲“捡拾那些丢失在乡间路上的生活碎片”。末雁在藻溪更像是故乡的异客。她不懂家乡的风俗，不知道曾经的“土改”，更不可能了解缠绕在母亲与藻溪中间的故事。当末雁终于解开那些谜团，她又走上了离散之路。家园想象如碎片般被解构时。离散者的回归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母亲和她之间，隔的是一座五十年的山。她看得见母亲，母亲也看得见她，然而她却没有五十年的时间，可以攀过那座山，走进母亲的故事里去了。”离散与回归的悖谬，无论是张翎小说人物命运的注脚，还是移民作家的生存体验，都在诉说着离散群体的双重边缘化与情感迷思。或者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家国以外的离散者终归是一种“他者”的存在。
另一方面是越界与游移的吊诡。新移民作家常常在北美经验与中国经验之间游走。越界书写是作家双重经验与文化身份视角下对离散华裔族群的审视与思考。在张翎小说中，这种越界书写的实践更为频繁。可以看出，张翎偏爱于中国经验的想象。人物就像她手里的风筝，随时准备飞进中国想象的范围。正如风筝的飘浮不定一样，人物在双重语境里来回跨越，却总也飘不出羁绊住他们的那条线。这似乎也是新移民作家的普遍处境，他们的越界书写里包含中国经验，有时就直接是中国经验，而他们却是以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在建构这份想象。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里，这种中国想象多少偏离了中国的现实而被冠以域外写作之名：吊诡的是，新移民作家如张翎的写作，更多的是有关中国经验的想象性重构，在北美主流文坛很难占据一席之位，它们常常被解读为关于异域中国的文化风景。新移民作家的尴尬身份既赋予了张翎双重想象维度的可能性，同时却又注定了她越界写作的离散游移状态。因此，张翎小说中的人物越界而不扎根，始终是“越界的他者”。
三、汤亭亭：神话改写·多重的他者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文坛崛起的汤亭亭，以1976年出版的第一部传记体小说《女勇士》赢得盛誉。这部小说被普遍认为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华裔美国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汤亭亭于1980年推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中国佬》，在主题上与《女勇士》遥相呼应。之后又于1989年出版她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并获得美国笔会小说奖。汤亭亭的成功，使其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历来有颇多分歧。目前通常指的是“在美国本土用英文创作、描写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并居住、工作、生活的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的作品”，“它侧重于有着双重民族属性（中国/美国）和文化传统的跨种族、跨文化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族裔经验的文学表述，华裔美国文学尽管是亚裔美国文学的一支，却以无可抹煞的文化属性彰显着其特殊的存在。它们或书写华裔美国家庭的代际隔阂，或建构华人移民的历史位置，或审视华人的东方主义存在，以其“文化的特殊性格”构成了当代美华文学的一道别样的风景。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为华裔美国文学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和富含隐喻的功能，使华裔作家能够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命、关注存在。同时，他们又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向强势种族和主流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书写华裔历史、张扬华裔族性和重构华裔自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写作意向。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可以弥补历史纪录，可以召唤或激发本土文化想象。正是在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中，叙述填补了历史中的结构性缺陷。叙述本身变成了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是虚构的，也能达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而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 汤亭亭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书写。汤亭亭通过想象，改写中国神话，通过对虚幻与现实的描述，栩栩如生地重构了华人的新形象，试图颠覆长期以来在主流霸权文化中已经定型的华人形象，为华裔族群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书写资源的极大自由。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史料的运用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在她对中国文学典籍故事和人物的引用和改编上，尤其体现了作者明确的写作意向。她对所要讲述的中国故事很少采取直译的手法，而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故事背景。并在遵循原著人物形象及故事主要结构轮廓的基础上对内容细节及叙述重点进行“偷梁换柱”或“借题发挥”式的自由改编。小说中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作者当代文化意识与女权主义立场的重新观照，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认知与批判。中国文化资源成为华裔作家跨文化、跨语际书写的自由想象的空间。
汤亭亭的第二部小说《中国佬》把长期被看作苦力的华裔男性写成了美国社会的缔造者。她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又通过广泛介绍和改写中国文学经典，为改变华裔形象做出更多的努力。汤亭亭的作品写了不少真人真事，但也加进了许多想象，不断突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孙行者》融会了中国的神话、传说、文学和美国的戏剧、歌曲、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对历史、文化和心理中的许多成见做了深入的反思。在汤亭亭的三部小说里，中国古代传说、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和人物、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知识运用的密集度似乎超过任何一部中国现当代的小说文本，令人叹为观止。作者的叙述随时随地可与中国历史及文学中的资料发生关联。人物、意象的神话意蕴给叙述本身增添了文化和历史的深邃与厚重感。
汤亭亭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是，作者把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史料海阔天空地拼贴在一起，成为她文本叙述的组成部分。在汤亭亭的小说里，“改写”往往是将相关的原始资料加以种种的改编再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对于远离故国的华裔作家来说，中国的文学经典或民间传说就像华人移民的口传故事一样，可以被每一位讲故事的人传播和改编，并被反复地加以“想象”。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表述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指向，也就是说，是服从于言说华裔情感、创建华裔文化身份这一目标的，意在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而对美国官方话语、主流文化的“华人形象”以及体现在种族歧视上的权力关系进行解码与置换。汤亭亭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与文本的华裔经验叙述之间有着紧密的隐喻关系。作者将各种不同的中国故事巧妙地安排在文本层面的叙述之间，从而使这些中国故事成为文本语义的结构支点。中国传说中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华裔移民相互映衬、虚实相生，使文本的叙事具有史诗的力度与风采。汤亭亭借中国故事描述她对美国语境中的华裔族群生存与情感状况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华裔作家汤亭亭神话改写式的“中国想象”，事实上是以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想象的出发点。最终归于华裔族群的属性思考。这与离散华人移民作家或充满家国情怀或挖掘历史记忆的“中国想象”方式存在着饶有意味的区别。如果说后者由于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体验而试图建构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的话，那么华裔作家通过改写那些“听来的故事”而寻找的就毋宁是华裔族性在美国的另一种存在。于是，汤亭亭笔下的人物既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文化底蕴，也不可能逃避被美国“大熔炉”同化的命运：既飘浮于历史的表层，又游动于现实的地界；既强调族裔经验的特殊性，又力图超越差异消解种族对立。无论是华裔作家还是徘徊于主流之外的弱势华族，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多重的他者”。
在自我与他者间迷失文化认同的方向，这是华裔作家普遍的文化困境。处于“两种世界”夹缝之中的汤亭亭，扮演的既是两种文化的熟识者，也是局外人的双重角色。于是呈现了所谓“边际认同”——“既不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又不完全认同美国的白人文化。在二者间均找不到慰藉”。而这种边际认同的边缘性和摇摆状态又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其意欲认同的华裔属性。小说《孙行者》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情感与认同策略。一方面欲借中国神话和家庭故事来重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如小说中作为第五代华裔的阿新，并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阿新一开始对自己的华裔身份也是躲躲闪闪。但之后在他所编的有关《三国》、《水浒》的戏剧里，阿新又一再地强化华裔的文化根源，不愿意模仿他者或者把他者的价值判断内在化。另一方面又以东方主义的眼光将新移民“他者化”。流露出对美国白人文化的潜在认同。如阿新（或者叙述者）对在街上散步的中国新移民走路的姿势、喂孩子的方式、说话的声音以及他们的穿着打扮都进行了一番嘲讽，显出了主流社会所强调的种族优越感和道德俯视的姿态。再一方面是重构华裔族性时又希望超越种族对立，达到多元文化的跨界共通。阿新与白人姑娘唐娜结婚，正是突破种族与血统障碍寻求跨越少数族裔藩篱的一种尝试。如此一来，华裔美国人便不再是站在边缘的个体存在，而是可以跨越边缘的自由人。看来，汤亭亭在以中国文化为想象资源努力建构华裔感性认识的同时，仍无法摆脱主流文化的潜在同化，在寻求独特的美国属性时义希望打破身份的特殊性诉求。多重的矛盾心理不仅体现在阿新的言行里，也突显了华裔作家在建构华裔族性时面临的多重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关于文化认同与身份诉求是变动的非本质主义的观点。
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是凸现华裔族属性的一种文学实践，而其“中国想象”由于移植与改写已经嬗变成了一种再想象的产物，是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华裔经验的独特而有价值的存在。而在离散、跨界、殖民想象、性别差异等多重语境中，华裔族群则成为真实存在的“多重他者”。
四、余论
作为不同文化群落的北美华人作家，於梨华、张翎、汤亭亭的创作充满了特定族群与历史阶段的文学特征。离散与跨界的生存及文化体验，是作家文化想象的源泉。“中国想象”是这批华人作家域外写作时总也绕不开的情结。而北美华人作家有关中国经验的文学想象，尤论是於梨华式的“现实寓言”、张翎式的“历史记忆”，还是汤亭亭式的“神话改写”，又都以无可辩驳的姿态彰显着其文化他者的属性。只是在有关“他者”的建构中，三位作家又表现出了对“他者性”的不同理解。
把於梨华、张翎、汤亭亭三位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意在发现美华小说三大群落有意味的“中国想象”支点，并由此挖掘离散群体的文化属性意识。这也将可能由美华小说的横向结构打开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化交叉空间，探寻美华小说文化与文学命题的演变轨迹。
作者简介：刘桂茹，女，1980年生，福建南安人，文学博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建福州，350001。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