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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一个标志和尺度。作为一位现代文学大家，鲁迅始终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怜悯和关注，用自己的笔勾勒了中国妇女所遭受的苦难，描述了女性自我救赎的历程。
不幸意识——苦难与困惑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的苦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由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社会构筑的暗堡和由女性自身的弱点自造的地狱。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以男尊女卑、从一而终、传宗承嗣的“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为特征的伦理思想占主导地位，形成了男性中心、男性特权之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格局。它隔绝了女性与社会的接触，使女性在社会上处于深层失落的从属地位；加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几千年被男性界定的相对空白的中国女性的历史。女性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的世界，还得独自面对一个由男性操纵的世界，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种种自我弱点：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在于寡妇丧子，在于周围一帮人对她的漠视。按理说，寡居的痛苦本可以教会单四嫂子知道改嫁的合理性、正义性、可通融性，但她并不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前提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对封建道德一味遵从，以忍耐和期待坚守着寡居的痛苦，让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决定了等待这个可怜小寡妇的只能是沉重无尽的悲哀、孤独和空虚。《祝福》中的祥林嫂，因为买卖婚姻嫁给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将守寡的她当牲口一样卖给贺老六，大伯又将夫亡、丧子的她赶出家门。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做佣工时，她已被判有罪：寡妇再嫁、克夫克子，是个不祥的“谬种”。“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忍受着一切屈辱和迫害，却还要为这种被蹂躏、被凌辱的本身承担社会上的一切罪名，使她们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奴隶”{1}。继之神权又给予她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对这种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也许并非恶意的恫吓，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祥林嫂的苦难还来自于她的自身性格：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和以封建礼教的是非为是非的糊涂观念。“《离婚》写出了爱姑外表的刚毅泼辣，敢于反抗，宁愿受公婆的欺凌，终不改嫁”{2}，但同时却也从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暴露出了灵魂深处在封建礼教桎梏下，受伦理道德残蚀着的下层妇女的心灵的软弱，感情和个性的被压制。在小说的结尾，爱姑终于屈服。
此外，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只依赖他人，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伤逝》中子君的苦难来自于自身懦弱庸俗和无力谋生，更重要的是对涓生的依赖。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小家庭，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的支柱——经济基础。全然陶醉在爱巢中，平庸怯弱，与现实生活脱离。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时，她曾飞翔过的翅膀已飞翔不起来了。茅盾在1927年时就曾指出：“主人公的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3}《故乡》中的豆腐西施，从绰号来看，当年肯定有几分姿色，最后却成了势利、贪小便宜之人，这与杨二嫂的辛苦恣睢和人生走向现实之后的必然变化有关外，也与经济的拮据带来的生存压力有关，她也不过为了生存而已，如果经济尚可，生存压力不是那么大，又何至于此？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寡居的女人，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知识女性，本身就已经够孤苦无依了，再加上周围的猜忌和隔阂的氛围，更把她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鲁镇上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有名无名的人的那种奚落、嘲笑的话语，那种审视、责备的目光，那种冷漠、静观的态度，折磨着祥林嫂，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绝望地步。《离婚》中航船上那一帮人对庄木三和爱姑的简短的问候后，“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们”，“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着佛号，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显出了相当的轻视，到了施家后，许多客人对爱姑的围攻和漠视，使得爱姑不得不屈从于世俗和社会，理想破灭，只有听从七大人的安排，与丈夫离婚。祥林嫂和爱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和社会上，主体地位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所属，找不到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在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在自我的失重里飘摇，在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游弋。从物质到精神的被欺骗，生命深处的恐惧被呼出，进而被压抑，不容许女性对现实世界有稍微的偏离、自由、拒斥，任何不与现存社会调和的断言被剥夺，获得幸福的外在环境被严厉地缩小，甚至被剥夺。女性的自身被消解和肢解入规范的全民族默许的进程。“生命虽在延续，人却退居物质之下。漫长的历史，荒凉的土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4}，寻求诗意生活真实的路充满了无奈、困惑、艰辛、磨难。
自我救赎——突围与反抗
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鲁迅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中多是不安全和苦难的体验。她们对自身的命运感到困惑，对未来的前程感到渺茫，在自己走出自己，自己追逐自己的过程中，总陷入一种鬼打墙的困顿和怪圈之中，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在留意社会的禁忌时，包含着更多的偏离、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拒斥”{5}。在这种被压抑、遮掩和否定的境地，希望获得自尊，渴望在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渴望能得到周围人以及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试图寻求对世界的一种介入方式、一个切入点，以达到自我救赎和突围。阿毛的故事被善良的祥林嫂反复地讲，就是想寻求一种沟通和交流，想服从自己内心召唤的真实，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小圈，自己走进去，也让世界走进去。勤劳、坚毅的祥林嫂，人们夸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只想用劳动来争取独立做人的权利，换取最低微的生活待遇，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但是女性在寻求理解认同的过程中，要求理解的信息往往难以得到交流，想成为女人而不能够成为女人，想改变自己而不能。鲁镇人刚开始还听阿毛的故事，久之，人们却把它当作一种笑料，于是祥林嫂把不信任、凄清、苍凉、沉痛、哀怨、惶恐的心情，以及渗透着自身怯懦的哀伤和对世界存在的迷惘、恐惧、焦虑、重重的失落叠加在一起，变成了缄默，失去了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世界的信心，她不敢也无法正视现实的世界。
另一种救赎方式是反抗。女性试图以此缓释自己的痛苦，消解自己的不如意，舔食自己的伤口。在鲁迅的作品中，女性不乏对现实的抗争并以此拆除男性的话语中心模式，在自尊的意识里，在对外部世界的敌对情绪中，在主观的偏执中，在自我的摧毁中，想撕毁其虚伪的面具，其结果尽管是不公、挫折、失意、头破血流。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以达到和周围环境的和解。她两次到鲁镇做工谋生，这是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以此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她被迫改嫁时，拼命反抗，尽管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疑问，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起码是反对封建迷信的一种觉醒。《离婚》中的爱姑，15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爱姑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困惑、苦难、反抗、挣扎和突围，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给后人以启示和鼓舞，其意义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02页
{2}《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栋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第43页。
{3} 《鲁迅论》 茅盾 《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11月）
{4}《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胡经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第348页
{5}《审美之维》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李小兵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第74页
不幸意识——苦难与困惑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的苦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由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社会构筑的暗堡和由女性自身的弱点自造的地狱。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以男尊女卑、从一而终、传宗承嗣的“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为特征的伦理思想占主导地位，形成了男性中心、男性特权之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格局。它隔绝了女性与社会的接触，使女性在社会上处于深层失落的从属地位；加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几千年被男性界定的相对空白的中国女性的历史。女性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的世界，还得独自面对一个由男性操纵的世界，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种种自我弱点：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在于寡妇丧子，在于周围一帮人对她的漠视。按理说，寡居的痛苦本可以教会单四嫂子知道改嫁的合理性、正义性、可通融性，但她并不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前提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对封建道德一味遵从，以忍耐和期待坚守着寡居的痛苦，让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决定了等待这个可怜小寡妇的只能是沉重无尽的悲哀、孤独和空虚。《祝福》中的祥林嫂，因为买卖婚姻嫁给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将守寡的她当牲口一样卖给贺老六，大伯又将夫亡、丧子的她赶出家门。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做佣工时，她已被判有罪：寡妇再嫁、克夫克子，是个不祥的“谬种”。“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忍受着一切屈辱和迫害，却还要为这种被蹂躏、被凌辱的本身承担社会上的一切罪名，使她们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奴隶”{1}。继之神权又给予她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对这种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也许并非恶意的恫吓，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祥林嫂的苦难还来自于她的自身性格：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和以封建礼教的是非为是非的糊涂观念。“《离婚》写出了爱姑外表的刚毅泼辣，敢于反抗，宁愿受公婆的欺凌，终不改嫁”{2}，但同时却也从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暴露出了灵魂深处在封建礼教桎梏下，受伦理道德残蚀着的下层妇女的心灵的软弱，感情和个性的被压制。在小说的结尾，爱姑终于屈服。
此外，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只依赖他人，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伤逝》中子君的苦难来自于自身懦弱庸俗和无力谋生，更重要的是对涓生的依赖。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小家庭，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的支柱——经济基础。全然陶醉在爱巢中，平庸怯弱，与现实生活脱离。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时，她曾飞翔过的翅膀已飞翔不起来了。茅盾在1927年时就曾指出：“主人公的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3}《故乡》中的豆腐西施，从绰号来看，当年肯定有几分姿色，最后却成了势利、贪小便宜之人，这与杨二嫂的辛苦恣睢和人生走向现实之后的必然变化有关外，也与经济的拮据带来的生存压力有关，她也不过为了生存而已，如果经济尚可，生存压力不是那么大，又何至于此？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寡居的女人，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知识女性，本身就已经够孤苦无依了，再加上周围的猜忌和隔阂的氛围，更把她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鲁镇上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有名无名的人的那种奚落、嘲笑的话语，那种审视、责备的目光，那种冷漠、静观的态度，折磨着祥林嫂，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绝望地步。《离婚》中航船上那一帮人对庄木三和爱姑的简短的问候后，“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们”，“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着佛号，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显出了相当的轻视，到了施家后，许多客人对爱姑的围攻和漠视，使得爱姑不得不屈从于世俗和社会，理想破灭，只有听从七大人的安排，与丈夫离婚。祥林嫂和爱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和社会上，主体地位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所属，找不到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在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在自我的失重里飘摇，在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游弋。从物质到精神的被欺骗，生命深处的恐惧被呼出，进而被压抑，不容许女性对现实世界有稍微的偏离、自由、拒斥，任何不与现存社会调和的断言被剥夺，获得幸福的外在环境被严厉地缩小，甚至被剥夺。女性的自身被消解和肢解入规范的全民族默许的进程。“生命虽在延续，人却退居物质之下。漫长的历史，荒凉的土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4}，寻求诗意生活真实的路充满了无奈、困惑、艰辛、磨难。
自我救赎——突围与反抗
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鲁迅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中多是不安全和苦难的体验。她们对自身的命运感到困惑，对未来的前程感到渺茫，在自己走出自己，自己追逐自己的过程中，总陷入一种鬼打墙的困顿和怪圈之中，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在留意社会的禁忌时，包含着更多的偏离、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拒斥”{5}。在这种被压抑、遮掩和否定的境地，希望获得自尊，渴望在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渴望能得到周围人以及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试图寻求对世界的一种介入方式、一个切入点，以达到自我救赎和突围。阿毛的故事被善良的祥林嫂反复地讲，就是想寻求一种沟通和交流，想服从自己内心召唤的真实，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小圈，自己走进去，也让世界走进去。勤劳、坚毅的祥林嫂，人们夸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只想用劳动来争取独立做人的权利，换取最低微的生活待遇，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但是女性在寻求理解认同的过程中，要求理解的信息往往难以得到交流，想成为女人而不能够成为女人，想改变自己而不能。鲁镇人刚开始还听阿毛的故事，久之，人们却把它当作一种笑料，于是祥林嫂把不信任、凄清、苍凉、沉痛、哀怨、惶恐的心情，以及渗透着自身怯懦的哀伤和对世界存在的迷惘、恐惧、焦虑、重重的失落叠加在一起，变成了缄默，失去了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世界的信心，她不敢也无法正视现实的世界。
另一种救赎方式是反抗。女性试图以此缓释自己的痛苦，消解自己的不如意，舔食自己的伤口。在鲁迅的作品中，女性不乏对现实的抗争并以此拆除男性的话语中心模式，在自尊的意识里，在对外部世界的敌对情绪中，在主观的偏执中，在自我的摧毁中，想撕毁其虚伪的面具，其结果尽管是不公、挫折、失意、头破血流。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以达到和周围环境的和解。她两次到鲁镇做工谋生，这是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以此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她被迫改嫁时，拼命反抗，尽管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疑问，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起码是反对封建迷信的一种觉醒。《离婚》中的爱姑，15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爱姑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困惑、苦难、反抗、挣扎和突围，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给后人以启示和鼓舞，其意义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02页
{2}《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栋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第43页。
{3} 《鲁迅论》 茅盾 《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11月）
{4}《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胡经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第348页
{5}《审美之维》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李小兵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