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债投资是迅速扭转经济下滑并走出通缩阴影的重要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控工具。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总体向好的时局下，以国债投资为重点的投资启动应该转变为消费启动，即以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来启动经济。
　　纵观几年来经济发展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1、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应逐步转向内生型。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只有22%和17%，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内部消费；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50%，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投资和出口，内需没有得到有效重视。2、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过低。美国的消费率长期维持在80%左右，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却只有60%，其中包括政府机关消费（一般占总消费的22%左右），因而真正居民的消费率只有48%；若以2002年为例，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8.2%，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为39.4%，而居民消费率只有45.3%，对经济的贡献只有30%上下；因此我国的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居民的消费意识和能力较以往增强。自2000年开始，我国积极拓展银行消费信贷业务、调低消费信贷有关的税收和费率，促进了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提前消费的观念增强。
　　2004年通过消费启动来解决当前经济中结构矛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运行，不仅是迫切的，更是必要的。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收入水平及支出结构
　　消费启动的力度和效果，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1995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99和2002年存在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最终消费率接近60%的只有3年。
　　扩大消费，要培养消费热点来推动经济发展，重点是持续增加当期增量收入。居民收入的支出分为消费和储蓄。1999到2002年，我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幅分别为11.6、7.9、14.66、17.8个百分点，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为6.3、5.8、8.1、10.3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为7.1、8、7.3、8个百分点，储蓄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超储蓄”是由失业率上升、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教育改革不到位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心理预期，导致消费增幅缓慢。
　　
　　价格水平
　　居民对物价上涨比较敏感，经常的情况是，居民担心价格继续上涨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于是大幅增加消费；如1988-1989年，1992-1996年，都是物价高企与消费高涨同在，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上涨30.5%。当价格下降时，居民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因为等量货币的购买力增加了，但居民对此并不敏感，他们一方面期盼价格继续下降，一方面又担心工资下降，因而开始减少消费；如1998年以后的通货紧缩和消费萎靡并存。这种“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尽管是非理性的，但确实是存在的，因此，一定的价格上涨是有利于消费增加的。
　　


　　股市的“财富效应”
　　股市的财富效应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经济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也有所反应。当股市稳定持续上涨时，股民的帐面财富增加，尽管只是“纸上富贵”，但这种乐观情绪鼓舞了股民和关心股市的居民，促使他们放开消费。反之，当股市长期阴跌或短期暴跌时，随着帐面财富的流失，这种悲观情绪就向瘟疫一样传染所有关心股市的人，促使其消费更趋于谨慎。
　　比较1995年至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上证指数，发现股市财富效应与社会消费有很强的正相关。尽管1995至1997年，居民的收入有所下降，由于股市反复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城镇居民的账面财富增加，消费热情高涨，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超过GDP增长；同样的情况出现在2000年和2001年，股市长期持续上涨，促使消费品零售额增幅超过了GDP和居民收入增幅。相反，在1998、1999年及2002年到目前，尽管居民的收入有较快增长，但是由于股市的持续萎靡不振，居民的财富是缩水的，居民的消费预期不足，造成社会消费增速缓慢。需要说明的是，股市的财富效应大概有3个月的时滞。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影响消费结构，制约消费启动的动力来源和实施效果。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有三个指标。一是基尼系数，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0.4。二是城市、农村的居民收入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组比最低组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为2000年的5.02倍，农民的上述差距由4.8倍扩大到6.5倍，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明显。三是低收入阶层比重和人均收入。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的64%和城镇人口的40%都属于低收入阶层，占总人口的78%，总数近10亿人，年人均收入仅占2500元。
　　中低收入的居民储蓄倾向最强；中层收入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阶层，他们排斥传统的商品，追求消费的时尚化和个性化，但对新产品的需求数量有限，却诱导众多厂商参与生产新产品，导致供给大于需求；高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强，对消费品的要求高，主要是消费进口产品（吃进口大米、穿名牌服装，开进口高级轿车，家庭装饰、个人化妆都用进口的），对国内商品的需求不大。收入差距扩大促成消费结构与供给结构矛盾不断积累，形成消费不振、产品积压，严重阻碍消费启动和经济发展。
　　利率
　　利率是影响居民收入及其支出结构（储蓄和消费）的重要因素。利息收入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大额储蓄者更是如此。理论上分析，利率变化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既定收入前提下，提高利率，会增加储蓄份额，将增加储蓄者的利息收入，产生“收入效应”；提高利率导致储蓄增加，会引起消费份额下降，产生储蓄对消费的“替代效应”； 1996年5月前还有保值补贴且利率在两位数，如此高利率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就非常明显，在1995至1996年，居民储蓄绝对增加额都超过8100亿元；随着利率从1996年5月连续8次下调，存款利率平均下调5.98个百分点，导致1997到2000年居民的储蓄存款绝对增加额持续减少，由1996年的8859亿元减少到4977亿元，这期间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就相对不明显。在利率水平很低且缺乏投资机会时，利率的替代和收入效应则很不明显，从2001年6月开始，我国股票长期大幅下跌，居民没有投资热情，尽管存款利率低且征收利息税，但居民储蓄绝对增加额仍大幅上涨，由2000年的497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9458亿元，2002年更达到13233亿元。
　　居民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将随中长期的利率水平、物价水平和投资机会的变化而变化。
　　
　　消费启动的对策
　　
　　增加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
　　目前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中国消费的全面启动，决不能忽视广大农
　　


　　村的巨大的消费潜力。目前农民消费低迷，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农民收入过低，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农民收入只增加385元，平均每年增加不到80元。若2001年农民纯收入中扣除生产性投入（占总收入的1/3），则人均年收入在800元的农民就达到1.5亿人，占农民总数近20%。另一方面是农民负担相当沉重。以2000年为例，美国对农民的每公顷土地直接补贴超过100美元，欧盟的补贴超过300美元；我国农民每公顷土地负担的税费约100美元，乡镇政府行政经费由农民承担；农村修筑路桥，建立电网，安装电话、有线电视，都依靠农民集资；农村的学校建设和义务教育费用，都由农民自己负担；农民生病养老，完全依靠自己支付。
　　因此，实施投资启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1）增加国家资金投入。调整国债投资方向，将国债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投向农村。扩大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时，增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持续发展的能力。（2）设置农产品价格保护基金，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增加农民收入。（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的未来预期。将现行农业税（2002年为700亿元）改为农民社会保险税并用于建立农民社保基金，同时将农民负担的乡镇政府和义务教育的费用也纳入其中；解决农民的看病、医疗，真正作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国家投资支持下，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激发广大农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真正启动消费。
　　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低层收入，增加消费力。
　　首先调整个人所得的税率结构。提高社会整体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免税额，如2000元以下可以不征税，这可相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将高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救济扶持低收入阶层。其次是征收遗产税、储蓄税和高档商品消费税，遗产在继承时按所达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征税，鼓励遗产的公益捐赠；在实施储蓄实名制后，对同一户名的储蓄总额，超过城市人口平均储蓄金额的，对超额部分征收100%利息税，此税收用于扶危济困；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和防范资金外逃的力度。
　　要改变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过去多以临时救济的现金方式支付给个人。向中低收入者直接发放现金只会增加银行储蓄，不能扩大消费也不能增加就业，无助于低收入者脱贫致富。目前，我国失业严重，可以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建设、加强对居民的免费技能培训和促进社区就业，等等。
　　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多途径、多渠道扩大就业，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才能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改善生活。
　　积极的股市政策和消费政策。
　　股市的健康发展，在宏观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微观上有利于居民
　　财富的保值增值，其“财富效应”会增强居民的消费预期。改变我国长期低迷的股市现状，支持股市稳健上涨，一方面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可适度提高居民的财富，增强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同时推行积极的消费信贷政策。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已经明显变化，“借贷消费、提前享受”已经为众多城市居民所接受。应该降低汽车、住房等大额消费的税费，简化相关手续，引导新的消费热点，促使居民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