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心语
　　
　　记者：您认为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
　　


　　杨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1977、1978年全国各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这代表着一个事业复兴的伟大启航，一批创作、理论、表演人才的出现为中国音乐在世界乐坛赢得声誉。30年来，中国音乐教育的办学规模由小至大、由点至面，中国音乐的教育水平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中国音乐教育已成为提升中国国民素质的有力支柱之一。
　　目前中国至少数百所大学都开设了音乐学科，办学规模的扩展令人瞩目。如此数量的音乐学科在办学质量方面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我国音乐教育界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过去主要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主，近些年来，开拓了培养作曲、指挥与音乐表演类学生等新的领域，为这些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这两个领域都能够取得令社会满意的培养效果，是每一所学校的院长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综合大学或者师范大学中，音乐学院该如何定位？未来会怎样？
　　杨青：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身处大学这样一个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俱优的环境，首先要重视并寻找与其它学科横向合作的机遇与可能；其次要找出自身的发展特色与主要发展方向；另外要在全国音乐学科总的发展布局中确定好自己的位置。我相信，随着人才培养体系的逐渐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的逐渐提升、学术研究成果的逐渐深化等，中国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的音乐学科将迅速崛起，并将形成与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比翼双飞的发展态势。
　　记者：您怎么看扩招？
　　杨青：中国的音乐教育在扩招前为“精英”教育阶段，扩招对于中国音乐教育的普及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扩招后如何保持中国音乐教育的培养质量攸关重要，现在很多音乐学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到扩招脚步的收缩与减缓。
　　记者：有人说音乐教育太功利，太昂贵，您觉得是这样吗？
　　杨青：音乐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之一，热爱音乐、学习音乐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一种选择。学习音乐的人若以音乐作为手段来谋求功利是着实令人悲哀的。当然，学习音乐的人若不把音乐作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不把音乐爱得彻骨铭心，想攀登上音乐的高峰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音乐教育作为一种一对一、特殊的艺术教育方式，教育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音乐教育专业的收费也较其他文理专业要高。但对于一些有才华但又相对贫困的学生来说，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以鼓励、帮助他（她）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记者：作为一院之长，您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杨青：我最关注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学科如何取得更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科建设如何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获得更突出的学科建设成就；另一方面就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有效地得到不断提升。
　　记者：贵院在当地怎样影响了教育和生活？教学实践中，有何创新性举措？
　　杨青：我院是北京市重点学科，担负着为北京市与全国培养优秀音乐、舞蹈与录音艺术人才的重任。我院举办的“希望杯”钢琴比赛，在北京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每到“希望杯”举办之际，看到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长辈们共同表现出来的那种对音乐、对钢琴艺术的由衷热爱，实在令人感到欣慰。
　　在教学实践中，我院对于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提出“双导师”、“双实践”的培养方式。“双导师”制度：从基础教学单位聘请富有课堂教学经验的一线音乐教师，与大学音乐教育专职教师共同担当在校生整个大学期间的导师。“双实践”制度：一方面与北京市中小学签约，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另一方面，创造条件提供音乐表演实践的各类舞台，举办各种类型的音乐会。
　　对于作曲、指挥及音乐表演类的学生，我院的培养方案着重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记者：当院长最大的苦衷是什么？
　　杨青：对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来说，我们的办学空间严重不足，它已成为阻碍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学科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办学空间也能迅速地跟上发展的步伐，目前是我最大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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