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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六一儿童节，国家送出了三胎放开的政策大礼包。
“我终于‘合法’了。”阿不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接到记者的采访邀请，阿不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她很有表达的欲望，感觉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在生养三胎的过程中，阿不一直都感觉很孤独，因为周围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甚至有时候从别人的眼神中，她会感觉大家看自己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三胎放开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讨论，网络上出现了各种段子，我这个‘三胎怪物’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善意的调侃，感觉大家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很感兴趣。”阿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老三其实是个意外，阿不和先生从未计划过这件事。
“我们当时非常纠结，一是老大和老二已经10岁和8岁了，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全家人的工作生活可能都要发生重大改变;二是自己在怀孕之前体检时做了X光，要确定这个孩子是否健康，需要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去做DNA筛查。”阿不说。
但是，当做胎心检查时那小火车一般的心跳声音传来，夫妻两个都再也没有犹豫。“再大的困难和代价，都不能和一个生命相比。”阿不的先生说。
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很健康。于是，阿不和先生开始着手解决“超生”问题。要不要去美国生？阿不舍不得丢下老大和老二那么久;能不能建档和拿到出生证？只能去私立医院;怎么上户口？阿不是上海户口，先生是北京户口，两人开始在两地的各个政府部门间不停地奔走。“我们都十几年没有遇到过三胎了……”阿不说，她经常会听到工作人员这样說。
阿不说，真的很感谢她的各位老板们，因为她是全公司第一个生三胎的人，制度上根本没有相关规定。但公司不仅没有“歧视”她，大老板还一锤定音：“不管几胎，都和一胎享受同等待遇，包括带薪休假、生育医疗报销等福利。”阿不当时的老板是一位一直呼吁放开生育、多次建言中国人口问题的企业家。
所幸，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老三顺利地成为这个庞大家庭的新成员。“我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三个孩子之后，双方父母就都来到我们身边生活，加上一个阿姨。所以，我们家做什么事，都有浩浩荡荡的10个人。”阿不说，习惯了喧闹的自己在突然安静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耳鸣。
“我每天都会在睡前安排一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一个人待着，或者看无聊的脑残剧或者刷抖音玩游戏，这是我多年来排解压力苦闷的方法。”阿不半开玩笑地说。
“我先生自己创业，而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原本以为超生不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但直到去年我先生才告诉我，他其实也因为超生的问题，失去了在党内（阿不的先生是民主党派）竞选职位的机会。”阿不说。
阿不的先生认为，这些都不能跟孩子相比。但他也会偶尔感慨一下：“我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本来孩子都已经要上初中快解脱了，但现在却天天在泡奶粉、洗屁屁……”
自从有了老三，“三胎妈妈”就成为阿不最显眼的标签，取代了过去的名校高材生、互联网大厂总监、白领丽人……她感觉一下子从鄙视链的顶端跌到了最底层。
对于“4-2-3家庭”里的阿不，身边朋友同事们也从原来满满的惊讶和祝福，变成了满满的同情和不解。
误解是阿不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一听说生了三胎，接踵而至的问题更多是：你家里是不是特别有钱？这么拼命是不是就为了要生儿子？为什么三个孩子了还要工作？……对于这些，阿不说自己懒得解释，只调侃说：“好吧，是哦，我正在找王位呢。”
更难的是双方父母的不理解：“为什么要再生一个？我们肯定带不了呀。”阿不说，她在生三胎之前，已经做好了离职的准备，放弃事业在家带娃。但是，当时刚好有一个很难得的职业机会，在和先生以及双方父母商量之后，全家决定支持阿不。“在4位老人帮助下，我就尝试继续工作，后来发现好像是可以的。”她说。
“辛苦是肯定的，互联网公司本来就节奏快，但让我继续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我想给我的两个女儿做一个榜样。我想告诉她们，女性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女性也要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阿不说。
在阿不看来，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多了，你要顺产，你要母乳，你要多陪伴孩子……这样才是好妈妈;你要年轻貌美，要健身，要提高修养……这样才配得到爱和尊重;要思想独立、经济独立……否则你被人看轻就是自己活该。
“很多人问我，我们一个都搞不定，你们是怎么搞定3个的？我会说我也搞不定呀，我做不到满分，但会尽量及格。”阿不说。
对于放开三胎政策的推出，阿不并不认为会因此多了很多生三胎的家庭。
“客观上，很多二胎的妈妈都已经不是育龄妇女了，更不要说三胎，不是想生就能生的;主观上，至少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来问我，要不要生三胎。体力精力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大家以为的钱。”阿不说。
阿不给记者算了笔账，3个孩子目前每个月的开销平均下来在2万～3万元，吃穿成本其实不多的，医疗保险也可以接受，最主要的是教育成本。很多媒体平台做了生育意愿统计，阿不发现，最多人选择的不想生孩子的原因是生育成本高，压力太大了，养不起。
“但我不认为钱是主要障碍，穷有穷生，富有富养，什么样的能力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月薪一万五和月薪15万都能养孩子。还有人建议生孩子给钱，我觉得这根本不靠谱，如果高考每多一胎可以多加20分，倒是会更有效一些。”阿不说。
阿不说自己有一个90后的表妹，结婚之前双方父母没有见过面，结婚之后仍然还是住在各自父母家里，因为觉得自己生活太麻烦，要自己做饭自己收拾，夫妻两个都不想买房，更不想生孩子。
阿不最初以为他们只是个案，后来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不是批评他们，我认为社会应该是多元的，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生几个，都是人生不同的选择，社会都应该接纳。”她说。
但三胎确实给阿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三胎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鸡娃’的海淀妈妈。”阿不说，她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开始接受孩子的普通。“之前‘鸡娃’的时候因为经常生气焦虑，我长了一个6公分的甲状腺结节，比甲状腺本身还大，手术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她说。
工作上也有不小的变化，虽然作为三胎妈妈，阿不的精力比起单身的人会更多投注于家庭，但她也发现自己沟通协调能力、处理矛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大提升了。
“遇到事情，我不会慌乱，我的脑子会迅速想出来两到三个方案。因为有了3个孩子之后，你特别能接受事情的不如意，不会像原来那样执着于那个最好的Plan A，现在我可以接受Plan B，因为完成比完美重要。”阿不说，这可能是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了。
生了三胎后不后悔？阿不说自己也没想过这个“灵魂拷问”。“真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想的都是眼下怎么搞定3个娃。”她说。
不过，阿不常常会想到有一年圣诞节时候的一个画面：两个姐姐在画画，弟弟在旁边爬来爬去地捣乱，孩子在闹，大人在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切的付出，很值得。”阿不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阿不为化名）
“我终于‘合法’了。”阿不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接到记者的采访邀请，阿不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她很有表达的欲望，感觉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在生养三胎的过程中，阿不一直都感觉很孤独，因为周围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甚至有时候从别人的眼神中，她会感觉大家看自己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三胎放开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讨论，网络上出现了各种段子，我这个‘三胎怪物’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善意的调侃，感觉大家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很感兴趣。”阿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意外：如何解决“超生”问题？
老三其实是个意外，阿不和先生从未计划过这件事。
“我们当时非常纠结，一是老大和老二已经10岁和8岁了，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全家人的工作生活可能都要发生重大改变;二是自己在怀孕之前体检时做了X光，要确定这个孩子是否健康，需要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去做DNA筛查。”阿不说。
但是，当做胎心检查时那小火车一般的心跳声音传来，夫妻两个都再也没有犹豫。“再大的困难和代价，都不能和一个生命相比。”阿不的先生说。
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很健康。于是，阿不和先生开始着手解决“超生”问题。要不要去美国生？阿不舍不得丢下老大和老二那么久;能不能建档和拿到出生证？只能去私立医院;怎么上户口？阿不是上海户口，先生是北京户口，两人开始在两地的各个政府部门间不停地奔走。“我们都十几年没有遇到过三胎了……”阿不说，她经常会听到工作人员这样說。
阿不说，真的很感谢她的各位老板们，因为她是全公司第一个生三胎的人，制度上根本没有相关规定。但公司不仅没有“歧视”她，大老板还一锤定音：“不管几胎，都和一胎享受同等待遇，包括带薪休假、生育医疗报销等福利。”阿不当时的老板是一位一直呼吁放开生育、多次建言中国人口问题的企业家。
所幸，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老三顺利地成为这个庞大家庭的新成员。“我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三个孩子之后，双方父母就都来到我们身边生活，加上一个阿姨。所以，我们家做什么事，都有浩浩荡荡的10个人。”阿不说，习惯了喧闹的自己在突然安静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耳鸣。
“我每天都会在睡前安排一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一个人待着，或者看无聊的脑残剧或者刷抖音玩游戏，这是我多年来排解压力苦闷的方法。”阿不半开玩笑地说。
“我先生自己创业，而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原本以为超生不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但直到去年我先生才告诉我，他其实也因为超生的问题，失去了在党内（阿不的先生是民主党派）竞选职位的机会。”阿不说。
阿不的先生认为，这些都不能跟孩子相比。但他也会偶尔感慨一下：“我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本来孩子都已经要上初中快解脱了，但现在却天天在泡奶粉、洗屁屁……”
误解：“三胎妈妈”成为我的最大标签
自从有了老三，“三胎妈妈”就成为阿不最显眼的标签，取代了过去的名校高材生、互联网大厂总监、白领丽人……她感觉一下子从鄙视链的顶端跌到了最底层。
对于“4-2-3家庭”里的阿不，身边朋友同事们也从原来满满的惊讶和祝福，变成了满满的同情和不解。
误解是阿不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一听说生了三胎，接踵而至的问题更多是：你家里是不是特别有钱？这么拼命是不是就为了要生儿子？为什么三个孩子了还要工作？……对于这些，阿不说自己懒得解释，只调侃说：“好吧，是哦，我正在找王位呢。”
更难的是双方父母的不理解：“为什么要再生一个？我们肯定带不了呀。”阿不说，她在生三胎之前，已经做好了离职的准备，放弃事业在家带娃。但是，当时刚好有一个很难得的职业机会，在和先生以及双方父母商量之后，全家决定支持阿不。“在4位老人帮助下，我就尝试继续工作，后来发现好像是可以的。”她说。
“辛苦是肯定的，互联网公司本来就节奏快，但让我继续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我想给我的两个女儿做一个榜样。我想告诉她们，女性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女性也要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阿不说。
在阿不看来，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多了，你要顺产，你要母乳，你要多陪伴孩子……这样才是好妈妈;你要年轻貌美，要健身，要提高修养……这样才配得到爱和尊重;要思想独立、经济独立……否则你被人看轻就是自己活该。
“很多人问我，我们一个都搞不定，你们是怎么搞定3个的？我会说我也搞不定呀，我做不到满分，但会尽量及格。”阿不说。
改变：三胎“账单”有多高？会后悔吗？
对于放开三胎政策的推出，阿不并不认为会因此多了很多生三胎的家庭。
“客观上，很多二胎的妈妈都已经不是育龄妇女了，更不要说三胎，不是想生就能生的;主观上，至少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来问我，要不要生三胎。体力精力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大家以为的钱。”阿不说。
阿不给记者算了笔账，3个孩子目前每个月的开销平均下来在2万～3万元，吃穿成本其实不多的，医疗保险也可以接受，最主要的是教育成本。很多媒体平台做了生育意愿统计，阿不发现，最多人选择的不想生孩子的原因是生育成本高，压力太大了，养不起。
“但我不认为钱是主要障碍，穷有穷生，富有富养，什么样的能力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月薪一万五和月薪15万都能养孩子。还有人建议生孩子给钱，我觉得这根本不靠谱，如果高考每多一胎可以多加20分，倒是会更有效一些。”阿不说。
阿不说自己有一个90后的表妹，结婚之前双方父母没有见过面，结婚之后仍然还是住在各自父母家里，因为觉得自己生活太麻烦，要自己做饭自己收拾，夫妻两个都不想买房，更不想生孩子。
阿不最初以为他们只是个案，后来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不是批评他们，我认为社会应该是多元的，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生几个，都是人生不同的选择，社会都应该接纳。”她说。
但三胎确实给阿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三胎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鸡娃’的海淀妈妈。”阿不说，她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开始接受孩子的普通。“之前‘鸡娃’的时候因为经常生气焦虑，我长了一个6公分的甲状腺结节，比甲状腺本身还大，手术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她说。
工作上也有不小的变化，虽然作为三胎妈妈，阿不的精力比起单身的人会更多投注于家庭，但她也发现自己沟通协调能力、处理矛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大提升了。
“遇到事情，我不会慌乱，我的脑子会迅速想出来两到三个方案。因为有了3个孩子之后，你特别能接受事情的不如意，不会像原来那样执着于那个最好的Plan A，现在我可以接受Plan B，因为完成比完美重要。”阿不说，这可能是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了。
生了三胎后不后悔？阿不说自己也没想过这个“灵魂拷问”。“真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想的都是眼下怎么搞定3个娃。”她说。
不过，阿不常常会想到有一年圣诞节时候的一个画面：两个姐姐在画画，弟弟在旁边爬来爬去地捣乱，孩子在闹，大人在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一切的付出，很值得。”阿不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阿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