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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科技产业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绩斐然。但整体而言，园区发展大都依托所谓特殊政策，外延式扩张，创新机制缺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本文以全国高新区面临二次创业为背景，围绕政府、市场与企业的三角关系，从园区创新发展的环境机遇、内在要求及竞争格局等角度，分析了我国科技产业园在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指明了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公共政策导向。
关键词：科技产业园；创新能力；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066－03
现代工业园区，特别是科技产业园的发展源自于“发展极”理论，核心是产业集聚效应。所谓“园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投资环境优异的产业集群的划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集中了大量的专业化的产业或相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服务、管理和科研等支撑机构，共享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诸多产业要素，从而形成柔性集聚并结成合作创新网络，实现园区经济和周边经济双重效益最大化。产业集群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特的区域性创新系统①。马歇尔早在1890年研究早期工业地域分布时就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个重要概念，并认为“外部经济”非常重要，“这种经济往往凝固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② 应该说，我国科技产业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总体而言，基于体制转型等现实原因，园区发展基本上依靠资本外延式扩张的发展道路。如何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实现内涵式发展的“二次创业”，是我国科技园面对的共同问题。
一、科技产业园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
科技产业园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本身就是创新的现实载体。制度创新是我国实行产业群战略的关键③。但如何选择创新模式，决定创新的路径，与创新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影响变量密切相关。
首先，科技园创新网络的基本结构和核心要素。网络理论起源于物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开始借用“网络” 经济概念及其空间组织。它的基本假设是总体中的不同个体相互依赖于对方拥有的资源并实现共享，换言之，个体之间形成一种约束机制和依存关系。区域创新网络又可称为区域创新单位（主体），这些主体主要有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地方政府，它们在长期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1993年，国际科技园协会在第9届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三元参与理论，奠定了政府、高校和企业作为科技园发展主体的基础④。在科技园创新系统中，政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既是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创新系统的架构者，具有双重身份。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既要根据整体战略，制定政策、提供信息、规范市场、投入资金，营造创新环境，构建创新网络；又要自身进行制度创新，提高行为能力和管理水平，扮演主体角色。企业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终实现者，利用研发机构的科研成果，整合生产要素，推出新产品，实现创新价值。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初攻关者，是创新的源头。但随着园区企业与机构的增多、信息渠道的不畅，企业搜寻成本上升，这时，作为科技园创新网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在信息传播、业务咨询、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着承上启下、联结各主体的作用。
知识技术创新是科技园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技术创新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实质是知识创造与应用的过程。区内企业网络的形成，企业通过创新和开发的技术产品很大一部分外溢，成为公共知识，并以此形成各主体之间创新网络的纽带，强化园区持续的技术领先优势。地方政府职能创新成为科技园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动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制度安排、颁布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直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园区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园区的国际市场参与能力是其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外生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园不可能封闭发展，时刻面临着国际上其他科技园及高新企业的挑战，因此，科技园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汲取其他企业领先的知识技术，为我所用，实现持续升级。
其次，科技园创新发展路径的两种模式。按照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的路径模式不同，可将世界上成功的科技园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主导型，如美国的硅谷；一是政府扶持型，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前者依靠区位优势、产业关联、文化传统及资源配置等因素，实现市场与产业的互动，并由区内企业集群合作竞争机制和独特的文化激活创新动力；后者更多体现政府意图，由政府规划和管理，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给予优惠，力图以市场机制为平台，强化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当然，两种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并不分离，而是相互补充。
模式一：美国硅谷。美国硅谷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基础上演进而成，是美国最成功的科技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100家最大的技术公司有1/3在硅谷，仅1990年，在美国电子产品出口额中，硅谷企业就占了1/3，现已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圣地”⑤，并孕育了20多家全球百强高科技公司，如Intel、HP、苹果等⑥。在创新发展能力的路径上，硅谷开拓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等，其特色表现为：（1）聚集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园区就业者中近四成为大学毕业生，有七千名以上的博士，研发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10%以上，先后有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高人才流动率和有效人才激励机制是硅谷创新网络的显著特征，并因此形成了持续创新的氛围。（2）“大市场，小政府”的运作模式。政府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完善的企业制度和专业化分工，在区内企业竞争合作中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硅谷是一个以网络为组织基础的生产系统，这种集群机制大大降低了创新发展成本。（3）硅谷成为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风险投资机构不仅为硅谷高技术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还扮演了不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角色。（4）鼓励尝试、容许失败的硅谷创新文化。企业家们勇于创新、乐于冒险、崇尚开拓成为硅谷创新发展能力的精神源泉。
模式二：印度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核心区1.5平方公里，是印度的软件之都，现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计算机软件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之一。在创新发展上，班加罗尔的做法是：第一，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依靠政府迅速改善建园时落后的基础设施，为园区科技人才提供一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直接干预园区产业发展，通过产业规划、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对风险投资和人才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第二，完善的IT产业技术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班加罗尔汇集了印度众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研究机构，源自于公立学校、民办的培训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培训途径，确保了园区企业强大的生力军；第三，积极吸引国际IT产业投资，包括全球IT企业和软件巨头，始终把持竞争的至高点，并通过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树立吸引投资的标杆；第四，质量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化与系统化，成为园区企业一项重要的营销手段，全面推行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第五，中介组织起重要作用，尤其是产业协会——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在与邦政府协商、加速IT政策的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功不可没；第六，规范、合作和信任的文化是园区企业的行为准则，合作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区内企业互动从而推动创新。
二、我国科技产业园自主创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般认为，政府在园区自主创新上的三大职责是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建立创新体系、培育创新文化。从我们调查的个案中，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开始即定位明确。基于承担起弥补东莞产业结构缺陷和城市功能缺陷的两大任务，园区在产业选择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东莞承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在区域功能上，突出研发、教育、服务等功能，成为东莞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集中于加快建设创新载体、加速聚集创新主体、加快建设创新平台、加速聚集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方面。
从创新力的角度，我国科技产业园虽有成就，但整体状态堪忧，园区定位并不清晰，政府、企业与市场角色时有错位，创新路径选择缺乏一致性。突出的问题及原因在于：
一是制度环境。自主创新以制度创新为基础，而目前我国科技园区却缺乏创新的制度和机制保证。由于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交易秩序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难以成形，企业间竞争变相为单纯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压价竞争，尤其是出口企业价格竞争更加明显。同时，政府维护知识产权不到位、企业商业道德缺失，不正当竞争如窃取商业秘密等行为较为盛行，企业自主创新缺乏制度上激励保障，加之某些国有科技产业改制不彻底，长期依赖政策扶持、国家投资等心理惯性仍在持续，反过来影响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机制的培育。
二是资本结构。过多倚重海外资本，园区企业发展缺乏根植性和创新动力。对外资企业有着过高的期望，不大注重对国内科技企业的引进，求大求洋，造成国外大企业的投入难以与本土企业相容与共，结果是“量大质低”。目前，园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主要以空间集聚为主，企业的根植性不强，相互依存度不够，只是形式上的产业族群，并非以其内在的机制和产业的关联为基础，背后的原因在于集群源自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和劳动价格优势。但随着地区政策上的优惠差距日趋缩小，劳动力自由流动，园区内科技企业也可能流动，这种流动使园区内的企业缺乏强烈的根植性和归宿感，并且基于各种原因，外资科技企业的创新源泉受到很多限制，大大削弱了科技产业园的创新动力。
三是集群机制。园区企业没有真正形成集群态势和建立集群机制，我国的科技产业园大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开发区热的浪潮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性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事前无统一规划，事中由政绩驱动，必然重复性建设，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雷同，大多数园区集中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与新能源等少数几个项目上；由于相互支持和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发展网络没有形成，大多数园区高科技企业所需的关键性配件大都依赖进口，园区企业在业务上关联性差；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甚至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
四是风险体系。园区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渠道不畅，创业支撑体系不完善，园区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缺少风险资金的及时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往住只是一种愿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资本已成为一个地区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其组成要素是信任、互惠的规范和网络。”⑦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和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稀缺资源成为创新的重要路径，我国大陆的科技产业园与美国硅谷、我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等科技园相比，一个很大的差距在于社会资本不足，交易费用高，背后缺乏园区创新的风险保障体系，园区企业之间、专家之间信任、合作的成本太高，甚至不太可能。
三、全面提升科技产业园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第一，以企业集群为导向，通过战略规划培育产业发展网络，奠定创新发展能力的基础。规划为政府职责，园区发展战略规划核心是明确优势产业发展的指导目录，提出具体的战略举措，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的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和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等方面，形成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的综合的比较优势，个中途径是要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模式，引导产业集群及产业布局。具体来说，必须根据产业关联性，建立起以企业集群为导向的产业发展网络。在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集群的原则下安排项目，构建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布局；针对大多数园区产业配套能力弱的现状，以区内大中型高科技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衍生一批关联企业，尤其是积极为进入园区的跨国公司提供相关服务，增强这些企业的根植性。
第二，构建区域性创新体系，形成多样化的产业集群。（1）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完善以专利制度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保护创新者利益和积极性的同时，促进技术合理有偿的扩散，最终促使其他企业的进步。如苏州高新区从2002年以来，与30多所国家级院所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引进和成立了40多家科研机构和研发中心；协助园区企业建立信息网络，当好园区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媒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字当头、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运行体系，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全社会的公共研发平台。（2）建立组织创新体系。有效整合企业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将松散无序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产业群组织模式，并进一步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途径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努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
第三，建立以风险资本为主体的投融资的企业支撑体系，大力发展科技中介组织，营造创新发展能力的软环境。硅谷、台湾新竹科技园、印度班加罗尔等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园成功发展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的聚集对高新技术企业群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硅谷汇集了约美国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公司，吸引了60多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帮助创办了1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是硅谷创新型网络资本系统中独具特色的结点⑧。自主技术创新从最初的资金投入到最终的产业化，其间风险巨大，商业贷款变数丛生，普通投资者望而却步，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以公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园区成为政府的责任。同时，健全的服务支撑体系，尤其是健全的中介服务体系对科技园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意义重大，包括广告、律师、会计、同业公会、技术咨询服务、产权交易中心、教育培训与创业服务中心等中介服务组织不仅连接产销市场，也是沟通企业与政府的桥梁。政府要针对园区现有科技中介机构规模小、影响小、不规范、不自律等问题，强化科技中介服务组织机构建设，通过认定资质、委托任务等方式扶持发展，积极引导它们按照市场规律在竞争和服务中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质量，树立诚信形象，为园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权威的、公正的综合服务。
第四，培育社会资本，夯实园区物质基础。社会资本对科技园创新能力的培育与维持，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获取和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的效率；园区企业利用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和分享与创新有关的知识及各方面的信息，从而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雄厚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少园区内企业创新合作中的协调成本，促进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园区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在提升科技产业园创新发展能力的过程中，要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
注释：
①⑤⑦⑧ 黄建康：《 产业集群论》，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62—163、197、166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0页。
③ 王缉慈：《地方产业群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3期。
④ 麻彦春等：《产业聚集视角下科技园融资的实证分析》，《税务与经济》2007年第4期。
⑥ 陈丽娟：《政府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理论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科技产业园；创新能力；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066－03
现代工业园区，特别是科技产业园的发展源自于“发展极”理论，核心是产业集聚效应。所谓“园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投资环境优异的产业集群的划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集中了大量的专业化的产业或相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服务、管理和科研等支撑机构，共享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诸多产业要素，从而形成柔性集聚并结成合作创新网络，实现园区经济和周边经济双重效益最大化。产业集群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特的区域性创新系统①。马歇尔早在1890年研究早期工业地域分布时就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个重要概念，并认为“外部经济”非常重要，“这种经济往往凝固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② 应该说，我国科技产业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总体而言，基于体制转型等现实原因，园区发展基本上依靠资本外延式扩张的发展道路。如何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实现内涵式发展的“二次创业”，是我国科技园面对的共同问题。
一、科技产业园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
科技产业园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本身就是创新的现实载体。制度创新是我国实行产业群战略的关键③。但如何选择创新模式，决定创新的路径，与创新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影响变量密切相关。
首先，科技园创新网络的基本结构和核心要素。网络理论起源于物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开始借用“网络” 经济概念及其空间组织。它的基本假设是总体中的不同个体相互依赖于对方拥有的资源并实现共享，换言之，个体之间形成一种约束机制和依存关系。区域创新网络又可称为区域创新单位（主体），这些主体主要有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地方政府，它们在长期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1993年，国际科技园协会在第9届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三元参与理论，奠定了政府、高校和企业作为科技园发展主体的基础④。在科技园创新系统中，政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既是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创新系统的架构者，具有双重身份。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既要根据整体战略，制定政策、提供信息、规范市场、投入资金，营造创新环境，构建创新网络；又要自身进行制度创新，提高行为能力和管理水平，扮演主体角色。企业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终实现者，利用研发机构的科研成果，整合生产要素，推出新产品，实现创新价值。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初攻关者，是创新的源头。但随着园区企业与机构的增多、信息渠道的不畅，企业搜寻成本上升，这时，作为科技园创新网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在信息传播、业务咨询、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着承上启下、联结各主体的作用。
知识技术创新是科技园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技术创新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实质是知识创造与应用的过程。区内企业网络的形成，企业通过创新和开发的技术产品很大一部分外溢，成为公共知识，并以此形成各主体之间创新网络的纽带，强化园区持续的技术领先优势。地方政府职能创新成为科技园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动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制度安排、颁布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直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园区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园区的国际市场参与能力是其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外生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园不可能封闭发展，时刻面临着国际上其他科技园及高新企业的挑战，因此，科技园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汲取其他企业领先的知识技术，为我所用，实现持续升级。
其次，科技园创新发展路径的两种模式。按照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的路径模式不同，可将世界上成功的科技园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主导型，如美国的硅谷；一是政府扶持型，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前者依靠区位优势、产业关联、文化传统及资源配置等因素，实现市场与产业的互动，并由区内企业集群合作竞争机制和独特的文化激活创新动力；后者更多体现政府意图，由政府规划和管理，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给予优惠，力图以市场机制为平台，强化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当然，两种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并不分离，而是相互补充。
模式一：美国硅谷。美国硅谷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基础上演进而成，是美国最成功的科技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100家最大的技术公司有1/3在硅谷，仅1990年，在美国电子产品出口额中，硅谷企业就占了1/3，现已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圣地”⑤，并孕育了20多家全球百强高科技公司，如Intel、HP、苹果等⑥。在创新发展能力的路径上，硅谷开拓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等，其特色表现为：（1）聚集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研究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园区就业者中近四成为大学毕业生，有七千名以上的博士，研发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10%以上，先后有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高人才流动率和有效人才激励机制是硅谷创新网络的显著特征，并因此形成了持续创新的氛围。（2）“大市场，小政府”的运作模式。政府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完善的企业制度和专业化分工，在区内企业竞争合作中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硅谷是一个以网络为组织基础的生产系统，这种集群机制大大降低了创新发展成本。（3）硅谷成为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风险投资机构不仅为硅谷高技术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还扮演了不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角色。（4）鼓励尝试、容许失败的硅谷创新文化。企业家们勇于创新、乐于冒险、崇尚开拓成为硅谷创新发展能力的精神源泉。
模式二：印度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核心区1.5平方公里，是印度的软件之都，现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计算机软件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之一。在创新发展上，班加罗尔的做法是：第一，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依靠政府迅速改善建园时落后的基础设施，为园区科技人才提供一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直接干预园区产业发展，通过产业规划、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对风险投资和人才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第二，完善的IT产业技术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班加罗尔汇集了印度众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研究机构，源自于公立学校、民办的培训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培训途径，确保了园区企业强大的生力军；第三，积极吸引国际IT产业投资，包括全球IT企业和软件巨头，始终把持竞争的至高点，并通过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树立吸引投资的标杆；第四，质量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化与系统化，成为园区企业一项重要的营销手段，全面推行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第五，中介组织起重要作用，尤其是产业协会——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在与邦政府协商、加速IT政策的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功不可没；第六，规范、合作和信任的文化是园区企业的行为准则，合作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区内企业互动从而推动创新。
二、我国科技产业园自主创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般认为，政府在园区自主创新上的三大职责是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建立创新体系、培育创新文化。从我们调查的个案中，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开始即定位明确。基于承担起弥补东莞产业结构缺陷和城市功能缺陷的两大任务，园区在产业选择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东莞承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在区域功能上，突出研发、教育、服务等功能，成为东莞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集中于加快建设创新载体、加速聚集创新主体、加快建设创新平台、加速聚集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方面。
从创新力的角度，我国科技产业园虽有成就，但整体状态堪忧，园区定位并不清晰，政府、企业与市场角色时有错位，创新路径选择缺乏一致性。突出的问题及原因在于：
一是制度环境。自主创新以制度创新为基础，而目前我国科技园区却缺乏创新的制度和机制保证。由于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交易秩序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难以成形，企业间竞争变相为单纯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压价竞争，尤其是出口企业价格竞争更加明显。同时，政府维护知识产权不到位、企业商业道德缺失，不正当竞争如窃取商业秘密等行为较为盛行，企业自主创新缺乏制度上激励保障，加之某些国有科技产业改制不彻底，长期依赖政策扶持、国家投资等心理惯性仍在持续，反过来影响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机制的培育。
二是资本结构。过多倚重海外资本，园区企业发展缺乏根植性和创新动力。对外资企业有着过高的期望，不大注重对国内科技企业的引进，求大求洋，造成国外大企业的投入难以与本土企业相容与共，结果是“量大质低”。目前，园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主要以空间集聚为主，企业的根植性不强，相互依存度不够，只是形式上的产业族群，并非以其内在的机制和产业的关联为基础，背后的原因在于集群源自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和劳动价格优势。但随着地区政策上的优惠差距日趋缩小，劳动力自由流动，园区内科技企业也可能流动，这种流动使园区内的企业缺乏强烈的根植性和归宿感，并且基于各种原因，外资科技企业的创新源泉受到很多限制，大大削弱了科技产业园的创新动力。
三是集群机制。园区企业没有真正形成集群态势和建立集群机制，我国的科技产业园大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开发区热的浪潮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性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事前无统一规划，事中由政绩驱动，必然重复性建设，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雷同，大多数园区集中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与新能源等少数几个项目上；由于相互支持和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发展网络没有形成，大多数园区高科技企业所需的关键性配件大都依赖进口，园区企业在业务上关联性差；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完善，甚至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
四是风险体系。园区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渠道不畅，创业支撑体系不完善，园区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缺少风险资金的及时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往住只是一种愿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资本已成为一个地区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其组成要素是信任、互惠的规范和网络。”⑦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和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稀缺资源成为创新的重要路径，我国大陆的科技产业园与美国硅谷、我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等科技园相比，一个很大的差距在于社会资本不足，交易费用高，背后缺乏园区创新的风险保障体系，园区企业之间、专家之间信任、合作的成本太高，甚至不太可能。
三、全面提升科技产业园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第一，以企业集群为导向，通过战略规划培育产业发展网络，奠定创新发展能力的基础。规划为政府职责，园区发展战略规划核心是明确优势产业发展的指导目录，提出具体的战略举措，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的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和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等方面，形成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的综合的比较优势，个中途径是要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模式，引导产业集群及产业布局。具体来说，必须根据产业关联性，建立起以企业集群为导向的产业发展网络。在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集群的原则下安排项目，构建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布局；针对大多数园区产业配套能力弱的现状，以区内大中型高科技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衍生一批关联企业，尤其是积极为进入园区的跨国公司提供相关服务，增强这些企业的根植性。
第二，构建区域性创新体系，形成多样化的产业集群。（1）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完善以专利制度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保护创新者利益和积极性的同时，促进技术合理有偿的扩散，最终促使其他企业的进步。如苏州高新区从2002年以来，与30多所国家级院所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引进和成立了40多家科研机构和研发中心；协助园区企业建立信息网络，当好园区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媒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字当头、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运行体系，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全社会的公共研发平台。（2）建立组织创新体系。有效整合企业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将松散无序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产业群组织模式，并进一步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途径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努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
第三，建立以风险资本为主体的投融资的企业支撑体系，大力发展科技中介组织，营造创新发展能力的软环境。硅谷、台湾新竹科技园、印度班加罗尔等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园成功发展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的聚集对高新技术企业群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硅谷汇集了约美国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公司，吸引了60多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帮助创办了1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是硅谷创新型网络资本系统中独具特色的结点⑧。自主技术创新从最初的资金投入到最终的产业化，其间风险巨大，商业贷款变数丛生，普通投资者望而却步，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以公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园区成为政府的责任。同时，健全的服务支撑体系，尤其是健全的中介服务体系对科技园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意义重大，包括广告、律师、会计、同业公会、技术咨询服务、产权交易中心、教育培训与创业服务中心等中介服务组织不仅连接产销市场，也是沟通企业与政府的桥梁。政府要针对园区现有科技中介机构规模小、影响小、不规范、不自律等问题，强化科技中介服务组织机构建设，通过认定资质、委托任务等方式扶持发展，积极引导它们按照市场规律在竞争和服务中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质量，树立诚信形象，为园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权威的、公正的综合服务。
第四，培育社会资本，夯实园区物质基础。社会资本对科技园创新能力的培育与维持，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获取和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的效率；园区企业利用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和分享与创新有关的知识及各方面的信息，从而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雄厚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减少园区内企业创新合作中的协调成本，促进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园区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在提升科技产业园创新发展能力的过程中，要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
注释：
①⑤⑦⑧ 黄建康：《 产业集群论》，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62—163、197、166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0页。
③ 王缉慈：《地方产业群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3期。
④ 麻彦春等：《产业聚集视角下科技园融资的实证分析》，《税务与经济》2007年第4期。
⑥ 陈丽娟：《政府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理论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