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阴谋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王巍每一次角色的快速转换，都是力图在这个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并购行业里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手拿并购专家王巍的名片，熟悉他的人颇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从十几年前的南方证券副总裁，到后来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再到中化国际、上海医药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最后到今天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又一次演绎了一个“能者多劳”的传统故事。
“阴谋家”王巍
上世纪90年代的王巍，还远没有今天这般阳光灿烂、喜欢抛头露面。那时候的他，习惯潜行于朦胧的星月下，干一些“阴谋诡计”的营生。
1992年，被美国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并购神话感染的王巍，回到国内开始担任南方证券负责并购部门的副总裁。几年时间内，他操作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并购业务，并且逐渐名声鹊起。但王巍开始不满足于自己“捉刀者”的身份，于1997年辞职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谈起“并购”这个现在流行的词汇，还是王巍当初生硬捏造出来的新词汇。当时国内把类似的这种行为叫做兼并，但王巍觉得这个词让人听着很不舒服，容易令人联想起东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有一种强抢豪夺的味道，而并购这个新词汇则显得文质彬彬、大大淡化了它的侵略性。王巍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给怀揣“强盗之心”的并购者一张温情的面纱，把明火执仗的行为变成更需要技术含量的巧取。
从1996年开始谋划的中体产业上市，被业内称为“三个沈阳人的阴谋”。当时的国家体委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的概念和经验，对搞投资银行的人更是疑神疑鬼。
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王巍和沈阳老乡、时任体育基金会秘书长的吴振绵一起开始密谋此事。当时国家体委没有筹备上市的资产本钱，甚至连筹备费用都没有，王巍等人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国家体委的上市工作小组，然后到各地去借资产，上市后再加倍还钱。在他们的游说下，沈阳刚刚开业的水上娱乐中心“夏宫”总经理肇广才第一个参与了进来。接下来的4个月内，他们连续完成5项股权收购，迅速形成一个达5亿资产和4000万利润的虚拟资产拼盘，从而达到了证监会当时规定的上市标准。1998年，国内第一只体育股票中体产业成功实现上市。国家体委几乎一分钱不花，便利用借资产上市的方式控制了5个亿资产和接近3个亿的现金。这种“借花献佛”的方式，被民政部、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委如法炮制，结果导致监管部门不满，不久后便被严格禁止了。
其后，王巍又陆续导演了刘永行的四川新希望公司、辽宁韩召善的盼盼集团和海南寰岛等几家公司的上市。通过王巍的策划，“土老帽”企业家韩召善终于摆脱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红帽子”，而新希望的上市则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并购国有企业实现上市的先河。
王巍也有未遂的“阴谋”，其中收购万科的最终流产，是让他至今遗憾的事情之一。大约在1998年，王巍在深圳一个饭局上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万科的大股东非常不满意王石的战略和个性，担心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希望有外部股东进来收购。考虑到当时深圳领导人都是辽宁出身，而且当时控制万科只需要区区的几个亿资金，王巍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收购机会。于是他马上联合已经在中体产业上市一案中成功地进行过合作的新加坡华新国际集团，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收购万科的计划，即利用政府影响力参与收购万科的重组。但因为种种原因，此次“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多年后，王巍与王石一起登山时谈起此事，王石哈哈大笑道:“想打我主意的人多得是，下场都不太好！”
“评论家”王巍
在业内，王巍留给别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铁齿铜牙和如簧之舌。
说话直率、词锋锐利的王巍，曾有过因骂人而结缘的趣事。1994年，飞龙集团老总姜伟因为做保健品而名声大振，当时任南方证券副总的王巍想拉下这笔业务。但不可一世的姜伟根本不理他，后来通过当地税务局长才好不容易请他出来吃饭。在沈阳最豪华的酒店里，姜伟大放厥词、态度十分傲慢。王巍满上一杯酒，慢条斯理地开了口:“姜总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我见过很多企业家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差的一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姜伟更是瞪圆了双眼。王巍继续说下去:“你号称是大学毕业，你看你这名片，什么终身总裁，你开地主庄园么？你是专制统治么？我听说你妈妈搞销售、你姐姐搞财务。就你今天这副样子，连基本做人都不会的，居然还搞什么上市？我跟你讨论的欲望也没有了。”王巍骂完后就立马起身准备买单走人。姜伟马上站了起来，自己先满了一杯白酒，说:“哥们，等等，我先干三杯。你骂得真痛快，老子就缺这顿骂了。”两人从此交上了朋友。
但口无遮拦更容易树敌。当年收购万科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措辞不当得罪了主管领导。在当时的方案里，王巍想让以王石为首的优秀团队继续管理，这样他们也能内部配合收购，但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决意物色一套新团队来换掉王石等人，王巍顺口一句“劣币驱逐良币”的评论惹恼了马向东，此事便被搁置了下来。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王巍担任过政府、企业、NGO组织的副总裁、董事长、会长等多个角色，同时他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各大论坛、沙龙等活动中，用一惯尖锐锋利的词语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业界对他可谓毁誉纷杂，其中最尖锐的评价是:他言谈过于犀利，缺乏学术性。
王巍曾经用“坏人”来形容自己。在他眼里，“坏人”是“打破旧事物，创建新规则”的人。面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投资银行界，他需要不断地去摸索、创新，因此他也不可挽回地成了一个“坏人”。
他说:“做并购一定是个阴谋，一定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如果是阳谋的话，所有的都变了。”王巍认为，做并购由于破坏了已有的秩序，“肯定各个方面有办法来限制你，甚至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开玩笑说，他们是最早被妖魔化的那一类人。
同时出任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王巍，被人质疑有“花瓶”之嫌。他回击道:“我一向反对社会将所谓没有什么作为的独立董事称为花瓶，动辄也羞辱他们为乐趣。花瓶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必需品，相对大股东指定董事会的状况，能有几个所谓花瓶也是好事，至少说明大股东有所顾虑。其实，商业上的事情很复杂，不了解时就不要乱动。我在三家上市公司都是至少做上半年花瓶再说。”王巍甚至认为，上市公司出了事，不去追究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责任，不去考虑体制上的约束，却单单将几个独立董事拉出来一番“拷打”，这本身便是欺负“弱势群体”的表现。
“政治家”王巍
在国外工作多年的王巍，亲眼目睹国际市场上那些波澜壮阔的并购豪举，一次大的并购动辄上千亿，特别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耗资1840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菲律宾等国一年的经济总量。王巍意识到，将在中国发生的大并购，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涉及到地缘政治，很可能会波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王巍将这些隐约的想法与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交流，刘吉大为赞赏。刘吉是一个充满国家情结的人，在他的鼓动和推动下，王巍开始思考和谈论起“国家的事情”，成为最早呼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学者。此时，王巍真正开始从一个“阴谋家”到“政治家”的蜕变。
“政治家”王巍所图甚大。之后不久，在中欧商学院和中国社科院下同时挂靠了一个名头很大的研究机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而主要发起者就是王巍，他同时出任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此后，他开始主编每年的行业年鉴《中国并购报告》，举办并购年会，组织“中国企业并购俱乐部”，创建了“中国并购交易网”，并推出了可以“为有大谋略的企业家导航”的《中国产业地图》。“我不断在各种场合谈并购的道与术，并购与产业安全，还创造了很多新词汇，例如‘并购元年’，‘中国并购指数’等。”刚开始，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他自娱自乐的“小把戏”而已，但自从2002年加入WTO之后，发生在本土的并购事件风起云涌，与并购相关的证券政策逐渐松绑，金融工具也出现了自发创新的苗头，王巍的行业前驱者形象日益凸显。
王巍开始思考，为什么不搞一个协会？经过一番折腾，并购公会挂靠于中国工商联，成为其直属商会中的一员。王巍将并购公会笑称为“戴红帽子”的NGO，而从他的名片上，无意间泄露了他浓厚的政治情怀——他把名片上所有的头衔都去掉，只剩下了“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这一项“闲职”。
“政治家”王巍积极地寻找各种主动发言的渠道和机会。2006年与2007年，并购公会连续两年向全国工商联提交“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议案。在第一个提案中，建议国家讨论并购是否涉及经济安全时应由行业协会介入;第二个提案则更进一步,认为要为国家安全立法,走法律程序，而不是法律条文，同时还提出要为并购融资立法。并购公会一直鼓吹2007年将是以融资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新并购时代，而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办法》第一稿，被并购公会讥讽为“闭门造车”,甚至不惜不断发动舆论进行“攻击”,据说证监会“颇受刺激”,不得不在第二稿时主动征求了并购公会的意见。
手拿并购专家王巍的名片，熟悉他的人颇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从十几年前的南方证券副总裁，到后来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再到中化国际、上海医药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最后到今天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又一次演绎了一个“能者多劳”的传统故事。
“阴谋家”王巍
上世纪90年代的王巍，还远没有今天这般阳光灿烂、喜欢抛头露面。那时候的他，习惯潜行于朦胧的星月下，干一些“阴谋诡计”的营生。
1992年，被美国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并购神话感染的王巍，回到国内开始担任南方证券负责并购部门的副总裁。几年时间内，他操作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并购业务，并且逐渐名声鹊起。但王巍开始不满足于自己“捉刀者”的身份，于1997年辞职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谈起“并购”这个现在流行的词汇，还是王巍当初生硬捏造出来的新词汇。当时国内把类似的这种行为叫做兼并，但王巍觉得这个词让人听着很不舒服，容易令人联想起东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有一种强抢豪夺的味道，而并购这个新词汇则显得文质彬彬、大大淡化了它的侵略性。王巍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给怀揣“强盗之心”的并购者一张温情的面纱，把明火执仗的行为变成更需要技术含量的巧取。
从1996年开始谋划的中体产业上市，被业内称为“三个沈阳人的阴谋”。当时的国家体委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的概念和经验，对搞投资银行的人更是疑神疑鬼。
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王巍和沈阳老乡、时任体育基金会秘书长的吴振绵一起开始密谋此事。当时国家体委没有筹备上市的资产本钱，甚至连筹备费用都没有，王巍等人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国家体委的上市工作小组，然后到各地去借资产，上市后再加倍还钱。在他们的游说下，沈阳刚刚开业的水上娱乐中心“夏宫”总经理肇广才第一个参与了进来。接下来的4个月内，他们连续完成5项股权收购，迅速形成一个达5亿资产和4000万利润的虚拟资产拼盘，从而达到了证监会当时规定的上市标准。1998年，国内第一只体育股票中体产业成功实现上市。国家体委几乎一分钱不花，便利用借资产上市的方式控制了5个亿资产和接近3个亿的现金。这种“借花献佛”的方式，被民政部、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委如法炮制，结果导致监管部门不满，不久后便被严格禁止了。
其后，王巍又陆续导演了刘永行的四川新希望公司、辽宁韩召善的盼盼集团和海南寰岛等几家公司的上市。通过王巍的策划，“土老帽”企业家韩召善终于摆脱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红帽子”，而新希望的上市则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并购国有企业实现上市的先河。
王巍也有未遂的“阴谋”，其中收购万科的最终流产，是让他至今遗憾的事情之一。大约在1998年，王巍在深圳一个饭局上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万科的大股东非常不满意王石的战略和个性，担心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希望有外部股东进来收购。考虑到当时深圳领导人都是辽宁出身，而且当时控制万科只需要区区的几个亿资金，王巍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收购机会。于是他马上联合已经在中体产业上市一案中成功地进行过合作的新加坡华新国际集团，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收购万科的计划，即利用政府影响力参与收购万科的重组。但因为种种原因，此次“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多年后，王巍与王石一起登山时谈起此事，王石哈哈大笑道:“想打我主意的人多得是，下场都不太好！”
“评论家”王巍
在业内，王巍留给别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铁齿铜牙和如簧之舌。
说话直率、词锋锐利的王巍，曾有过因骂人而结缘的趣事。1994年，飞龙集团老总姜伟因为做保健品而名声大振，当时任南方证券副总的王巍想拉下这笔业务。但不可一世的姜伟根本不理他，后来通过当地税务局长才好不容易请他出来吃饭。在沈阳最豪华的酒店里，姜伟大放厥词、态度十分傲慢。王巍满上一杯酒，慢条斯理地开了口:“姜总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我见过很多企业家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差的一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姜伟更是瞪圆了双眼。王巍继续说下去:“你号称是大学毕业，你看你这名片，什么终身总裁，你开地主庄园么？你是专制统治么？我听说你妈妈搞销售、你姐姐搞财务。就你今天这副样子，连基本做人都不会的，居然还搞什么上市？我跟你讨论的欲望也没有了。”王巍骂完后就立马起身准备买单走人。姜伟马上站了起来，自己先满了一杯白酒，说:“哥们，等等，我先干三杯。你骂得真痛快，老子就缺这顿骂了。”两人从此交上了朋友。
但口无遮拦更容易树敌。当年收购万科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措辞不当得罪了主管领导。在当时的方案里，王巍想让以王石为首的优秀团队继续管理，这样他们也能内部配合收购，但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决意物色一套新团队来换掉王石等人，王巍顺口一句“劣币驱逐良币”的评论惹恼了马向东，此事便被搁置了下来。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王巍担任过政府、企业、NGO组织的副总裁、董事长、会长等多个角色，同时他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各大论坛、沙龙等活动中，用一惯尖锐锋利的词语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业界对他可谓毁誉纷杂，其中最尖锐的评价是:他言谈过于犀利，缺乏学术性。
王巍曾经用“坏人”来形容自己。在他眼里，“坏人”是“打破旧事物，创建新规则”的人。面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投资银行界，他需要不断地去摸索、创新，因此他也不可挽回地成了一个“坏人”。
他说:“做并购一定是个阴谋，一定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如果是阳谋的话，所有的都变了。”王巍认为，做并购由于破坏了已有的秩序，“肯定各个方面有办法来限制你，甚至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开玩笑说，他们是最早被妖魔化的那一类人。
同时出任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王巍，被人质疑有“花瓶”之嫌。他回击道:“我一向反对社会将所谓没有什么作为的独立董事称为花瓶，动辄也羞辱他们为乐趣。花瓶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必需品，相对大股东指定董事会的状况，能有几个所谓花瓶也是好事，至少说明大股东有所顾虑。其实，商业上的事情很复杂，不了解时就不要乱动。我在三家上市公司都是至少做上半年花瓶再说。”王巍甚至认为，上市公司出了事，不去追究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责任，不去考虑体制上的约束，却单单将几个独立董事拉出来一番“拷打”，这本身便是欺负“弱势群体”的表现。
“政治家”王巍
在国外工作多年的王巍，亲眼目睹国际市场上那些波澜壮阔的并购豪举，一次大的并购动辄上千亿，特别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耗资1840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菲律宾等国一年的经济总量。王巍意识到，将在中国发生的大并购，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涉及到地缘政治，很可能会波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王巍将这些隐约的想法与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交流，刘吉大为赞赏。刘吉是一个充满国家情结的人，在他的鼓动和推动下，王巍开始思考和谈论起“国家的事情”，成为最早呼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学者。此时，王巍真正开始从一个“阴谋家”到“政治家”的蜕变。
“政治家”王巍所图甚大。之后不久，在中欧商学院和中国社科院下同时挂靠了一个名头很大的研究机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而主要发起者就是王巍，他同时出任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此后，他开始主编每年的行业年鉴《中国并购报告》，举办并购年会，组织“中国企业并购俱乐部”，创建了“中国并购交易网”，并推出了可以“为有大谋略的企业家导航”的《中国产业地图》。“我不断在各种场合谈并购的道与术，并购与产业安全，还创造了很多新词汇，例如‘并购元年’，‘中国并购指数’等。”刚开始，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他自娱自乐的“小把戏”而已，但自从2002年加入WTO之后，发生在本土的并购事件风起云涌，与并购相关的证券政策逐渐松绑，金融工具也出现了自发创新的苗头，王巍的行业前驱者形象日益凸显。
王巍开始思考，为什么不搞一个协会？经过一番折腾，并购公会挂靠于中国工商联，成为其直属商会中的一员。王巍将并购公会笑称为“戴红帽子”的NGO，而从他的名片上，无意间泄露了他浓厚的政治情怀——他把名片上所有的头衔都去掉，只剩下了“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这一项“闲职”。
“政治家”王巍积极地寻找各种主动发言的渠道和机会。2006年与2007年，并购公会连续两年向全国工商联提交“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议案。在第一个提案中，建议国家讨论并购是否涉及经济安全时应由行业协会介入;第二个提案则更进一步,认为要为国家安全立法,走法律程序，而不是法律条文，同时还提出要为并购融资立法。并购公会一直鼓吹2007年将是以融资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新并购时代，而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办法》第一稿，被并购公会讥讽为“闭门造车”,甚至不惜不断发动舆论进行“攻击”,据说证监会“颇受刺激”,不得不在第二稿时主动征求了并购公会的意见。